交流评论、关注点赞

  • Facebook Icon脸书专页
  • telegram Icon翻墙交流电报群
  • telegram Icon电报频道
  • RSS订阅禁闻RSS/FEED订阅

老九,都需要上“五七干校”

2019年12月09日 10:06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记忆 作者: 唐振权

文化大革命时候,社会上把贬称做“老九”,起因于对原来打倒和批判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之后,文化大革命中又增加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共八种人。人们于是又把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为第九,这就是“老九”的来历。这是文革中民间的流传,官方正式书面的文字里没有这样的称呼,而社会上谁都知道“老九”的涵义。因为极“左”思潮对知识的轻视,对人才的不尊重,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靠边站。因此也就不分什么资产阶级不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统称“老九”。其实,这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调侃和自嘲。

1969 年秋,学校里已经没有了学生,教师、干部、职员们都无事可干了,不能总是学习批判,闲呆着。这时候中央和地方机关单位也是精简机构,编余了大批的干部,还挂起来不少的领导干部,为安置这些人,各单位都办起了“五七干校”。高等学校和各事业单位也立即效法,办起干校。

“五七干校”是遵循的“五七指示”,起名办起的。1966 年5 月7 日的,毛泽东批转林彪关于军队办的报告,做出一个指示。毛批示说,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他还说,学生要学军、学工、学农。……知识分子要到劳动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毛总在琢磨怎样一个办法,让知识分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参加体力劳动,否则“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毛认为当官的应该轮流的到农村去,不能总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工农,这样势必产生特权地位,走向腐化堕落。毛泽东警告,要防止苏联修正主义的重演。

1968 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发表整改经验,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办了一个农场,定名叫“五七干校”,既教育了干部,让干部劳动锻炼,又安置了精简下来的闲置人员。这个经验让毛泽东如获至宝,毛正愁如何实现他的“反修防修”的设想,让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都能到农村去接受教育。黑龙江这个办法真是两全其美,既能够让干部下放去学农,接受教育,又能够大批集中实行军事化管理。于是让报纸、广播宣传、推荐,又发表评论,责令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都要办“五七干校”。知识分子和干部们要轮流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1868 年初69 年末,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都办起了“五七干校”,开始时只是要受教育的本人去干校,目的只是单纯地进干校去学习锻炼。到后来中苏之间形势发生骤变,因为战备的要求,去干校凡是能举家全去的,不管夫妻双方是否是同一个单位,家属是否是在职职工,都一律同去。这时候正好中苏边境发生了两次战斗,据传林彪下达了一个一号命令:准备打仗,疏散人口。所有的干校都选在南方远离北京的地方,也正是表现了这个意图。人们忧心忡忡,害怕真的打起仗来,不愿全家分开。都很自愿自觉地拖家带口到干校去。一切能带的东西都带上了,一些家连蜂窝煤都舍不得扔掉带上了。这哪里是去干校学习,简直就是举家逃难。

我们的干校选在江西峡江县,赣江之畔,倒是一个环境很不错的山青水秀的丘陵山区。原是当地的一个农业学校,有不少的校舍,但绝容不下几百个家庭的安置。凡是有老有小的家庭,都安排住在附近村子里农户的家里。干校里的组织按连队编制,我们探工系和机关党政干部,加上数学教研室编成了一个连。一到干校的首要任务就是盖房子,解决房子不够住的问题。来到干校时正是十二月份,江西还不算很冷,大家一起凑合着挤着。有几个连队的家属住在了离干校很远的农村里,不必来干校参加劳动,但是要二丁抽一,一人须住在上面参加劳动。住在上面校部的,夫妻或孩子大的,分别集体住在男女大宿舍里。

Ad:美好不容错过,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愉快时光,现在就订票

我的家和戴学恕的家就在离校部不远的村子里,我和爱人徐宏勤轮流到校部,我是参加劳动,徐宏勤在自办的小学里教孩子。我们连因为主要是探工系的,以从工为主,为盖房和修路凿岩放炮,开山炸石、打铁、电焊、车床、刨床加工、抽水发电。还有人破竹修篾,带领体弱女同志编筐编箩,为装石、装土、装粮作工具。传说某处有煤,还被派去开凿竖井,挖矿采煤。自造的辘轳提升渣石,当然也就挖了二十米不到,也花不起支护费用,只能作罢。这也是带队的军宣队的主意,但是再蛮干下去,他也怕出危险担当不起责任,停止了异想天开。还有一件更是天方夜谭的事:干校就一台破车床、小刨床和台钻,军宣队要我们敢想敢干,破除迷信,自己造拖拉机。干机工的几个老师不得已,提出了增添设备的要求,当然无法做到,也就不了了之。

过了冬,春耕开始了,比较年轻的教师干部抽调出来学习开拖拉机,一部分人跟着,学习催芽育秧,在小块田上用牛犁田、耙田。较大的田块用拖拉机犁田、耙田。要插秧的田地放进水,平整田地,准备插秧。插秧时能劳动的人都一齐上阵,起秧,运秧、插秧。我们倒是不用起早贪黑,人多力量大,很快就完成了插秧任务。尽管大多数人都没有干过多少农活,尤其是水田种稻的活,但毕竟是简单劳动,知识分子们一看也就能跟着会干了。毛泽东非要知识分子和干部下到农村劳动,是否就是要这些人经历吃苦受累,劳其筋骨,达到锻炼改造的目的,这样就能防修正主义,防资本主义复辟,防止腐化堕落?但是,这样的多的人集体劳动干上那么一点点,谈不上什么吃苦,比起教学科研的脑力劳动,倒是轻松愉快的多。尤其是对这些学地质搞地质的人,这点苦简直算不得什么。而我们心里真苦,苦的是我们学不能所用,在这里荒废时光,浪费人力。

当时所谓的政治学习,也就是开开会老一套的学“老三篇”,读《语录》,隔三差五地把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有问题的人和戴着各种帽子的“牛鬼蛇神”批斗一下。这里名为学校,实质上是劳动改造场所。我们同一个连的党政机关和政治教研室的人,他们倒满不在乎,对这些都无所谓,没管它是什么劳动还是学习。在小组会上他们也不过多的官话套话,会下平常更是调侃穷逗,毫无正经,和那些刚在会上遭批判的人,也谈笑风生,若无其事。过去我和他们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对政工干部多是敬而远之。现在较多的接触,发觉他们的政治敏感性确实比我们强。他们对当时对政治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表露出来,比我们更有心机。我们探工系的人学工的头脑还稍活泛一点,数学教研室的人却是死轴,批判起来真是认真,平时会下对那些所谓有问题的人,也绝对不苟言笑。有一个女老师,后来还是知名教授,并且做了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就因为说话耿直,家庭出身是旧政府高官,文革中自然会受到冲击。可是我们那些并不极“左”的政工干部(极“左”的不会被发到干校),对她从不另眼看待,还常常直呼其名。我以前认为搞政工的都左,这是很片面的。只是那些爱整人的,他们惯于跟风。现在才感到真正的政治工作者,确是有政治头脑的,特别那些教政治理论课的更是这样。

我们在干校还有一个重大的劳动任务就是砍柴,食堂每天供应一千多口人的三顿饭,用大灶烧掉的就是几千斤的柴火。一个星期有一天是砍柴日,各连队全体动员上山砍柴,每个人的砍刀都是自备的。砍柴头天都磨好柴刀,第二天吃完早饭,就拉上板车集体出发上山砍柴。最初砍柴还在干校附近的山上,后来越砍越远,不到一年,就深入到十几里远的深山里。我们砍的柴不是小灌木的毛柴,因为要塞入到大灶膛里,细柴草轰燃一下就没有了。柴火都是杯口粗细的小树,砍过以后向前推移,砍过之处就像剃头一样光秃一片。老俵烧柴都是细小灌木或修枝砍下的树枝。而我们砍柴对野生林木除大树外一律砍尽,现在看绝对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那个时候为了政治需要,即使是造成荒山秃岭,给农民的家园造成破坏,也是在所不惜。1964 年我去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大山里的一个地质队,看到山上满是粗大树木的树桩。那是为了大炼钢铁土法炼钢,把上百年的林木砍倒烧炭。这样的破坏有谁来管呢?为防修改造干部知识分子,烧一些次生山林又有什么大了不起的。

我们种两季稻。早稻插下以后,田间管理用不了多少人,大部分人还是忙于盖房和修路。盖房用的木料运到了江边码头,我们百多名体力较强的男性学员两人一组,把松树原木接力扛运到干校。大约十公里路程,上百根的木料完全是人力搬运了回来。很快原木打柁上梁,钉板挂瓦,房子抢在了雨季前封顶。一条大约三四公里的连接干校另一个聚集点的石基路,也在雨季前基本上铺好,可以通行汽车了。

我们还进行了一项大的基本建设,就是通电工程。我们从十几公里外的高压电网上,引入高压电。原来靠自行发电,电力就不足,又盖起了很多宿舍,根本解决不了照明问题。没有电力线路,必须我们自己栽杆架线。在县电业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翻山越岭抬着几百斤的水泥电杆,分别埋设在线路上,固定好担铁瓷珠以后,再大家通力合作,把电线拉架到电杆上。十公里不到的直线距离,二十几根杆子,折腾了我们一个星期,真是把我们累坏了。这还是660 伏最低的三相高压线(也就是最细的线),可见在崇山峻岭架设几万伏到几十万伏的,上千公里的超高压线,该是多么困难。电力建设的工人们和工程技术人员,艰苦的风餐露宿的野外工作条件,逢山攀登逢水跨越,不断延伸的幸劳作业,一点也不比地质勘探工作者差。为什么小农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只认为农民辛苦?各行各业都有辛苦的地方。其实农民辛苦的不是劳动,而是农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养活不了自己。中国农民可怜的一点耕地,还要接纳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还要安置城市里的知识青年,甚至城市里的无业人员。大锅饭的集体劳动,挣下的一点工分,连买口粮钱都支付不了。下放到农村的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是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看到的是农民的苦难,农民生活的艰辛。

春天三四月的时候,干校所在的那个小山坳里,简直是美极了。山丘是郁郁葱葱的松树和灌木丛,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把一片一片的山坡映红,称谓映山红,夹杂着白色的栀子花。走进了山林,香气袭人,沁人肺腑。我们干校的前面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春天的雨量充沛,跌宕处哗哗地流水声,发出悦耳的歌唱。小河蜿蜒曲折,转折处形成一个一个小水潭,小河两岸和水潭周围是青翠的水竹,和荆棘丛生的灌木,组成了屏障,这成了我们天然的浴场。这里有好几个小潭,最前面是一个男浴区,中间一个较大的水潭辟为女浴区,再后又是一个男区,前后保护了女浴区,不使外人进入。每天劳动之后,小河里传出欢声笑语。大人们谈天说唱,孩子们嬉戏欢叫,伴随着牛群归家的哞叫,远处拖拉机的轰鸣,衬着落日的晚霞,寂静的山坳里演奏着美妙和谐的田园交响乐。

凭良心说,这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如果没有烦心的政治斗争,没有假话空话的学习讨论,这样的生活岂不是神仙般的日子。拿着全额的工资,带着家眷,从城市里躲避到这里休养来了。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也未曾想到的,本来要我们劳其筋骨,饿其肌肤,达到脱胎换骨的锻炼。结果是在这里享了福。什么锻炼改造,是使用国家和人民的钱,浪费折腾,上下一齐糊弄,做一点欺世盗名的花架子。其实我们在这里真没有吃多少苦,倒是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享受大自然之乐。但是我们并没有心旷神怡的心情。没有谁来念这个好,没有人感激这种“幸福”,没有人打心里愿意接受这些。这是在浪费国家的财富,浪费人民的血汗,也是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浪费宝贵的时间。

北大和清华的干校也在江西,在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他们可没有我们幸运,那里没有山清水秀,没有花香松涛。湖泊平原炎热潮湿不说,最糟糕的是水里有血吸虫。两校的教师干部,得上了血吸虫病的人真不少,而且是终身难愈的。这更是对人才的摧残。这样的锻炼和改造,不是把人往死里送?这个账算到谁的头上?

我在种菜班上种了一时期的菜。我们种菜当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也要种一点,大约有二十多畦。种菜作业主要是浇水和施肥。我从来没有挑过担子,种菜每天都需要挑水和挑粪。我一点一点地练习着挑担子,开始肩肿胳臂酸,慢慢地练得适应了,满满的两桶水,也可以挑着走几百米。我们天天都要从厕所大粪坑里舀粪,走在田埂小路上,把粪挑到菜地。然后又从小河里挑水,粪桶里兑上水泼向菜地。泼粪时有时迎着风向,弄得满脸粪水甚至溅到嘴里,粪水不仅臭味难当,还又苦又咸简直不是滋味。开始时恶心的不得了,时间一长,也没觉得脏了,也许这就算是被改造过来了。的确就是为了改造,收获的一点菜送到食堂,也只能是一点搭配,食堂做菜基本还是靠买来的。种菜也倒没有觉得什么苦累,我们地质学院的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娇气,干什么也不怵头,没有干不了的。原本改造就是带有惩罚的含义,偏偏这些人满不在乎,对这些人又能改造些什么呢?

七月份早稻成熟开镰收割,一方面要抢收,抓紧脱粒、晒干、风选,然后装袋过秤入库;另一方面要抢种,赶紧翻土犁田、放水耙平,把晚稻秧苗及时插到田里。这就是最忙的双抢季节。这时候真是不分白天黑夜,在田地上、在打谷场里忙收忙种。连队组织女同志不时向作业地点送水,送绿豆汤,食堂也加餐做夜宵,供应干活的劳力。南方此时正是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天的紧张战斗,全仗着在小河里洗浴汗水,驱散热气,解除疲劳。这时候劳动之余,在小河清凉的水里一泡,才感到无比地放松和惬意。黑夜还需要打着手电筒,拿着棍子打草惊蛇,到小河里去洗澡。一个月下来,人们一个一个皮肤黝黑发亮,超过当地农民。南方农民干活并不赤背光膀子,这是北方人的习惯,农民们看到也感到新鲜。我们和当地农民鲜明的对比,一眼就区别开来了。

双抢最忙碌的时候,接到北京徐宏勤家里来的电报,说她母亲摔了,腿部住院,她赶紧请假带着两个孩子回京。我也请了一天假,坐船到樟树,把他们送上了火车。我应该跟着送到上海,再转车到北京,但正是大忙时节,没有办法,只好托上海的同学帮忙买票转车。她到了北京照顾,妈妈病情好转。原本说好了再回到干校,这时候她看到北京许多单位,正在大抓“516”。她一想我一定不会脱掉干系,就决定不再回来了。回到他们学校和校长一说,就留下回学校上班了。

幸亏她这样决定了,果真是那样。9 月份之后,干校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清查“516”分子的运动,成了干校的中心工作。我自然是重点被清查的对象,《东方红报》编辑的身份,被当作是“516”,那是绝对没跑的。我也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在清查到我头上之前,我赶紧利用了一个星期天,把徐宏勤和孩子们的东西,托运回到北京。不久以后,我也就失去了自由,被所谓的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被看管了起来,没完没了地责令写材料,交待问题。在我之前,已经拿下了好几个重点的“516”分子了。

1970 年前多半年,先是忙于基本建设,又是忙于农业生产。直到秋收大忙之后,干校的中心工作就是清查“516”,几乎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到1971 年10 月,都是搞的这一项政治斗争。那真是战果累累,地质学院的教师干部三分之一的人,被打成“516”。1971 年没有了基本建设,农业生产也已是轻车熟路,所以那些执行上级命令者,就全力以赴地抓“516”。越抓越多,抓人的那些人,不少自己最后也成了“516”。我被关了四个多月,从70 年10 月到71 年2 月,交待了他们所想要的所谓“516 问题”,把我放了出来,恢复了人身自由,回到了连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那真是没有多少事好干。我们二十多人管理了一片十几亩的麦田,锄锄草、松松土,麦穗长出来之后,人们轮流地到田间轰鸟。那是一长条的山坡地,农村生产队闲弃的土地,无法种稻,我们反正人多就试着播种了小麦,起一点看管的作用。一块孤零零的狭长麦田,左面是河,右面是山林。麦子出穗之后,成了众鸟之的,我们不能不在田边四周设人轰鸟,否则颗粒无收。难怪农民放弃这块田。对我们来说,收多收少都是无所谓的,不能让我们闲呆着。我们只能采取人力轰鸟的笨办法,从清晨天麻麻亮到晚上擦黑,都派人轮流值守。坚持了个把月和鸟战斗,直到割完麦运回场地。就是这样还是让鸟连吃带祸害损失了不少。

尽管清查“516”如火如荼,表面很紧张,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把这个当作多大的政治斗争,不像过去搞反右那样。抓出来的“516”就好像没事似的,照样都是嘻嘻哈哈。宿舍里最热闹的就是抬杠。说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对的说,应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为魔代表的是造反的,道是玉皇大帝。争辩者反驳:道是如来佛,孙猴子翻不过如来佛的手心。又有人反驳,如来不是道,道是如来的下属,可以翻过来,如来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又有人争辩说没有绝对权威,魔是人民群众,权威也能打倒。“哈哈!‘516’就是要造反……”。激烈的争辩,让搞政治的老师感到要出格,赶忙岔开问道:不管魔和道谁大谁小,到底什么是魔?魔和鬼有什么区别?众嘴纷纷:“魔就是鬼,魔鬼魔鬼嘛!”“魔是鬼头,要不鬼怎么叫小鬼。”“魔比鬼有本事,道行深。”“那么,魔就是经过深造了的鬼。”“不对,不用上学,魔是鬼中杰出者,打拼出来的。”“不,他是不择手段,踩着别的鬼爬上来的。”有一人突然语出惊人;“你们看魔字怎么写,魔就是长了麻子的鬼!”大家轰然大笑,一场抬杠也就收场了。仔细想想也很有意思,这种调侃和起哄,不也是一种深层的对劳动改造的满不在乎么?似乎还有点影射什么。

1971 年9 月份,我被批准回京探亲一个月。回到学校,看到四处冷冷清清,学校留守看摊的没有多少人。我也没住在校内,徐宏勤回到小学之后,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大单位里,借了一间平房住。我休假还不到一个月,干校就来电报催我回去,说传达重要文件,参加学习讨论。回到干校之后,传达林彪叛逃的“913”事件,的确令人震惊。我感到惊愕的是,抓“516”要我们交代的重点,就是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反林彪。党章上定下的接班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成了十恶不赦的敌人,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学习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成了我们干校的主要任务,清查“516”早就扔到了一边去了。

1970 年,地质学院决定外迁到湖北,湖北省选址在荆州。1971 年北京派出的军宣队,也要换成湖北派出的军宣队。原来北京的军宣队是空军政治学院的,本身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只是林彪一套的“三忠于四无限”贯彻执行得特别好,多数是政治指导员出身,能说会道(“913”之后他们的下场极惨)。相比之下,荆州军分区派出的军宣队,都是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大兵出身,他们对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根本玩儿不转。军宣队的领导于是决定,把“五七干校”搬回湖北,便于管理。1972 年春节过后,我们就忙于准备搬家。他们也不考虑经济损失,不考虑搬迁的复杂性,硬是要搬家。结果是折腾得刚刚在湖北沙洋落脚,形势发生变化,军宣队指挥不灵了,一个一个灰溜溜地溜走了。

湖北沙洋原是公安部所属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文化大革命后认为不安全,撤销迁到更远的大西北了。方圆几十里的农场,安置了北京湖北几十个单位的“五七干校”。我是第一批打前站到达沙洋的人员之一,我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安置全部人员的住宿。在这里只能是搭建临时的窝棚,不能再像江西那样建设半永久性的平房。又是花了不少的钱。购买了毛竹、苇席,搭成了圆拱形苇棚,上面再糊上泥,实际就是当地放鸭子人住的棚子,称为鸭棚。我们刚去的时候已是是初夏,盛夏棚子里是40 度以上的高温,人们只能在外边用雨布塑料布扯起凉棚休息。夜晚午后再回到棚内睡觉。

我在沙洋干校基本上没有住在农场,我被派在沙洋镇上舒服地住在镇招待所里,接待从江西到武汉,再坐船到沙洋的人员和行李物资。江西过来的人员分成了数批,多数人坐汽车到干校农场,也有少数的坐船过来,下船后用卡车送到干校农场。大宗的行李是从火车货运到武汉,包驳船运到沙洋,我再找马车拉到农场。我驻守在沙洋镇差不多有两个月,完成了全部的物资和行李的转运工作,回到了干校农场。这时候派来的军宣队已经悄悄地撤走了,干校归在迁到江陵的地质学院校部直接领导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八月份我申请回京探亲。到了10 月,我写信问干校,说我要回去,他们回信叫我别回去了,这里的人都要回北京,那里没法过冬。我的东西他们会给我运回来的。干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没有结业式,没有鉴定,没有任何说法,作鸟兽散。我想,所有的上千个“五七干校”大概都是如此。至今,官方文件从来也未提起这个劳民伤财的“五七干校”。连公开的文艺作品,也没有涉及过这个题材,看来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五七干校,将来有谁来书写这一笔呢?

现在有时候,我们退休了的人碰到了一起聊天,其中有些去过干校的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是经过干校学习深造的,我们比你们(指没去过干校的人)学历高,我们是“高材生”,说起来有些调侃。抛开政治的层面,政治的纠缠,那段生活还真是令人怀念的。

《记忆》2016年6月15日

喜欢、支持,请转发分享↓Follow Us 责任编辑: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