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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连大有来头

2020年01月14日 7:16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记忆 作者: 智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接受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从此,全国大串连和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

那时对大串连不积极,曾派人到火车站劝阻外出的学生回校参加选举校的工作。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指导下,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随后选举产生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聂元梓任主任。校文革成立后,大部分学生很快外出串连了(选举前已经走了一部分人),留在学校的人已经很少。这些留下来的师生,除参与辩论本校运动的有关问题、转抄外面的一些大字报外,主要是接待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

1966年10月6日,物理系二年级学生路远、周闯贴出题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大字报批评校文革筹委会组织的斗陆平大会是“文斗变成了温斗”,批评聂元梓不支持红五类单独组织协会等。大字报还写到:

“选举,选举,选不出好班子来。此处浪费青春,外地正好革命。走了!那么多人发了紧急呼吁,要聂元梓等注意。可是她们却置之不理,不抓事物苗头,忙于事务。三千人跑了,陶铸同志的信才来。聂元梓同志何其迂也!”

“何其迂也”的聂元梓,是否接受了路远、周闯等人的批评,我们不得而知。但到了11月中旬,聂元梓和孙蓬一等人也要赴串连去了。对于聂元梓等人去上海串连一事,当时不少人曾猜测是否有什么背景。就连时任上海市第一书记的陈丕显等上海市委领导人,亦感到聂元梓突然出现在上海并与当地联合行动,来头实在不小。

据笔者了解,并有可靠的根据证明,聂元梓此次行动确实是奉命行事。做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中央文革的某个头头或某些成员,而是最高领袖。

1966年11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即肖力(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在北大校文革组织组某成员的陪同下来到北大五院二层校文革组织组办公室。当时在校文革组织组办公室的有孙蓬一等5、6人,笔者亦在其中。李讷身着军服,一见面就冲着孙蓬一说:“孙大炮,怎么听不见你放炮了?”原来文革初期孙蓬一曾借调到中央文革工作了约两个月,与李讷认识。孙为烈士子弟,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是一直性之人,为人耿直,脾气火爆,敢于直言,人称“孙大炮”,故李讷也称他为“孙大炮”。接着,李讷便同孙及在场的人一一握手。落座后,李讷问孙:聂元梓呢,到哪里去了?孙答曰:大概到市里开会去了。随后李讷便询问北大的运动情况。孙蓬一作了较为详细汇报,大意是说:眼下北大有人反聂,反校文革,说聂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聂元梓下台。其他人也七嘴八舌补充了一些情况。李讷听罢沉默了片刻,接着便发表了一通意见。大意是说:北大是有点乱,但是北大的造反派不要只着眼于北大的运动,目前全国许多地方群众还未发动起来,造反派受压,尤其上海造反派压力很大,希望北大的造反派去支持他们。李讷说,今天来找聂元梓就是要同她谈这个问题,这是主席的意思。“这是主席的意思”,此话给笔者的印象最为深刻。谈话到此时,已接近午饭时间,孙蓬一要李讷留饭,李说好啊,我可未带粮票。于是众人便拿着饭盒、饭盆到大饭厅打饭,菜是普通的大锅菜,主食有馒头、大饼之类。那时李讷较为朴素,平易近人,在办公室同众人进餐时有说有笑,给大家留下了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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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李讷与聂元梓单独长谈。她们究竟谈了些什么,聂未作详细传达,只是说毛主席要她带人去上海串连,支持上海的造反派。还说李讷告诉她如果毛主席批准,她也与聂同去上海。听了聂的传达后,校文革的常委们很兴奋,认为这是伟大领袖交给的任务,是对聂元梓和北大造反派的最大信任。经研究决定,由聂元梓、孙蓬一带队,另有校文革组织组的陈某和傅某参加,此二人均为女性,兼有照顾聂元梓的任务。聂随将此名单报告李讷。不几日中央文革办事组送来了北京至上海的4张软卧车票(系一个软卧包厢)。聂孙一行随即赶往上海。至于他们在上海进行了什么活动,笔者只有耳闻,不知其详。

就在李讷同聂元梓单独谈话的当天,井冈山红卫兵和红色造反联军的少数学生砸了由毛泽东题写报头的《新北大》校刊编辑部。聂元梓陪同李讷看了现场。据《聂元梓回忆录》记载:“李讷到窗前看了情况,表示很气愤。她对我说,你太软弱了,这是反革命行动(当晚,李讷派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调查现场,指示我们要抓人)。”(《聂元梓回忆录》第173页)次日,王力、关锋在政协礼堂小会议室接见了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笔者也在场),了解砸校刊编辑部情况。会议开始时王力说:“昨天晚上听了肖力讲北大砸校刊的情况。中央文革听了,很气愤,也很关心,我们今天这里开会,听听你们介绍情况。”会后,王力吩咐北大写一份简报。回校后由简报组组长杨文娴起草简报,聂元梓等看过就上报了。

关于聂元梓奉命赴上海串连之事,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王力在《王力反思录》里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小标题为:“聂元梓去上海的一段公案”——

“聂元梓的事是我经手的,我比较清楚。……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连,把北京同上海连成一片。江青找我,说主席的设想,组织个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李讷(肖力)要去,聂元梓去,阮铭也去,搞个比较大的班子。聂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去负责筹备这个班子。李讷找到我,我介绍她见过聂元梓,陈伯达找到阮铭。这个北京和上海联系的组织,没有牵扯到张春桥。江青说李讷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虑,因为她正在搞农村文革的指示。后来江青又转达毛主席指示,李讷不去,阮铭也不去,班子不要那么大。聂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众组织,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到上海。她不能打中央文革的旗号,完全作为北大聂元梓领导的群众组织的身份到上海去做些观察、联络工作,没有说她的任务是把上海市委打倒。我给聂元梓说时再三叮嘱这几条,说是主席、中央文革的决定。她在上海的生活安排可由上海记者站照顾。”

王力还写道:“现在历史学家、纪实文学家说聂元梓和张春桥在上海秘密见面,搞什么阴谋,聂元梓在上海的行动是张春桥策划的,他俩怎么说,作者都听见了。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春桥对聂元梓非常反感,张春桥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回事?聂元梓为什么打着中央文革旗号?为什么有事不同我商量?我讲了毛主席指示的几条,我说没有交代她有事去问张春桥,是因为张春桥要回来了。也没有必要,因为她只是代表北大群众组织去串联。没有叫她打着中央文革旗号。”

以上情况清楚地说明,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连,确实大有来头:奉毛泽东之旨行事。聂元梓等人自沪返京后,中央文革办事组通知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尽快将办事组垫付的聂元梓等人赴沪的四张软卧车票款送还他们,以便结账。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回答说:这四张软卧车票是你们给买的,北大无法报销,理应由你们负责。对方很快回话,说聂元梓等四人的编制不在中央文革而在北大,只能归北大报销,并连连催促北大报销后尽快还钱。北大校文革办公室要他们写一个证明:四张软卧车票系中央文革办事组给买的,可以报销。但对方予以拒绝。此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最高领袖和江青等中央文革要人,既要派聂元梓以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上海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希图“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同上海连成一片”(见《王力反思录》第758页),又要掩盖聂元梓等人此行是奉旨行事,真可谓费尽心机。

根据当时的财务制度,只有行政13级以上的干部方能乘坐软卧。聂元梓是12级,报销不成问题。但其他三人皆为一般教师和干部,只能按硬卧报销。差额如何处理就成了问题。彼时中央文革办事组又频频催促还款,无奈,聂元梓只好自掏腰包补齐差额,还钱了事。

《记忆》2016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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