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64)
来源: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作者: 高华
陈云，原名廖陈云，一度与项英齐名，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工人阶级的高级领导人。1933年初，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2月，陈云受张闻天的委托，离开正在长征中的红军，秘密转赴上海，准备恢复上海党组织，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陈云抵沪后，与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接上关系，从浦化人处了解到中共在沪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共产国际远东倩报局已将工作人员撤出上海。陈云由此判断，恢复中共在沪活动的条件还未成熟。恰在此时，浦化人通过特殊渠道，接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要求国内派人组团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通知，陈云遂于7月左右，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和杨之华、陈潭秋等，乘船秘密前往苏联海参崴。1935–1937年，陈云在苏联期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但与久居莫斯科从未返国的王明、康生不同，陈云受中共代表团指派，提前于1937年春返回新疆，组织营救进入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陈云在星星峡亲自迎接了原西路军高级将领李先念等人。陈云1937年春的新疆之行，为他赢得了中共军方将领的广泛敬意。
陈云返回延安后，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并且进入了书记处，但是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中央组织部。陈云在初抵延安的一个短时间内，曾和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支持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共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陈云回头较早，从1938年3月就转变了立场。1938年3至8月，在毛泽东与长江局的对立中，陈云与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其它成员步调一致，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成为毛的新盟友。
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组部，其主要工作是对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各类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分配、安置他们的工作。陈云和李富春担当的是毛泽东在组织人事领域监护人的角色。
“七七事变”后，一批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和大批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延安，这种现象使党的领导人既喜又惧。喜的是，延安道上，人流如潮，足以说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面临大转变的党正急需大批青年干部；惧的是不知在这些来延人员中是否里夹有国民党的暗探和奸细。为了保证来延人员的政治可靠性，中央决定对所有来延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于是，这就成了中组部的头等重要工作。
1937年底至1938年底，中组部设有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三个下设机构，由王鹤寿任干部科科长，刘锡五任地方工作科科长，邓洁任秘书长，在这三个机构中，主要由干部科负责对来延安的干部进行政审和分配。
中组部对来延人员的政审分为四个阶段：
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对释放出狱人员和自愿申请去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初审。1937年8月底至10月，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凭名单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从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和苏州反省院陆续营救出一百余名中共原负责干部。由首批出狱的黄文杰、刘顺元、刘宁一、王鹤寿、方毅、夏之栩等，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组成考察去延人员的审干小组，对申请去延人员进行逐个的政审。
其工作流程是，出狱人员需写出个人狱中表现的书面材料，并向审干小组提供其它出狱人员在狱中表现的资料。审查小组根据本人的书面材料、口头叙述和其它人的旁证，对申请去延安的人员作出不同的处理：狱中表现坚定的人员，送延安或直接留国统区工作；狱中表现有些问题、需进一步审查的人员，也送延安；狱中表现不好，有叛变自首行为的人员，要其留下通讯地址，再动员其“回家去抗战”。经过审查小组的遴选，从一千余被释放人员中，挑出七百多人介绍去延安。
对申请去延安的青年学生的审查，则比较简单和宽松。凡持有各地中共地下组织或外围组织介绍信的青年学生，在经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逐个政审后，一般都予介绍去延安。
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到南京办事处转来的审干小组对去延人员的“鉴定表”后，对持介绍信前来的人，再进行一对一的个别谈话，此谓复审。然后将其集中分送西安附近的泾阳县云阳镇进行下一步的审查。也有个别人员是直接经西安转送延安的。
三、中组部在泾阳县云阳镇设有接待站（检查站），负责对去延人员进行严格的三审。领导审查小组的人员有冯文彬、王观澜、刘辑武、胡乔木以及刚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调来的王鹤寿等。在云阳镇的审查重点是盘问出狱人员在国民党狱中期间是否写过“悔过书”。1937年12月，原中共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在云阳镇就经历了这样一番严厉的审查：
同我谈话的是刘辑武。他问我：“你写过悔过书没有？”我忠实地回答：“写过。但是我没有出卖组织。只表示以后不再搞政治了，也不拥护国民党。当时许多领导人都叛变投降，释放出去了，而我则被认为实质上是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所以交军法处，叛处一等有期徒刑十年”。谈完以后，刘辑武就说，“你写个书面报告来吧！”一个星期以后，他就根据我的报告，表达了他的意见。并问我还有什么补充，还有什么不老实的地方，并说老实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希望我注意。最后，他还要知道一些当时被释放的人现在的情况。再过一星期，他就找我做第三次谈话。他说，他们决定把我送到延安去解决我的问题。当时我有点犹豫，我说：“还是给我遗散费，我回广东去好了。”他说：“不，你还是到延安去吧！”
在云阳镇接受审查的去延人员，一般也面临三种安排。“没有问题”，或“虽有问题，但不太严重”的释放人员，大多数被派往延安，接受下一阶段的审查，并等待分配工作。有较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则发给路费，劝其返乡或去大后方参加抗战。青年学生中的一部分则被留在云阳里的青年干部训练班（不久即迁至安吴堡）接受政治审查和政治训练，而在云阳镇接待站负责审查工作的冯文彬和胡乔木，同时又是云阳青训班的负责人。
通过云阳镇检查站政审的人员，前往延安的方式也有两种：社会知名度高、年龄较大的人员，可以乘大卡车前往；其它则一律步行前往，由云阳镇至延安，的八百余华里，徒步需九至十天的时间。
四、去延人员抵达延安后，中组部很快派人前来谈话，再次对来延人员进行一对一的逐个审查，此是政审的第四个阶段。这时中组部已收到云阳镇检查站转来的材料，对来人的政治情况已基本掌握，于是中组部就依据转来的材料和每人的业务特长对来延人员进行工作安排。到了这一步，才算是正式进入了延安。
司马璐和黄药眠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受到的不同接待，反映了来延人员原先的革命资历不是决定其今后政治命运的关键因素，而能否获得党的信任，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在国民党监狱中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