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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67)

2020年01月19日 7:06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作者: 高华

6、扶植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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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党内各方面力量,向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发起进攻时,高岗作为陕北地方的代表,是毛急欲争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在整风运动前夕和整风期间,高岗从一地方党和军队领导人,一跃成为党内的显赫人物,他的崛起,完全依赖于毛的悉心栽培和提拔。

高岗之被毛泽东看中,是毛的主观需要和高岗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互相结合的结果,在陕北干部中,唯有高岗具备毛泽东所需要的各项素质和条件,因而成为毛泽东提拔、重用的对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毛泽东急需陕北党和红军的支持,以帮助中共中央在陕北立下脚跟。高岗是陕北地方红军中较大的一支——部的主要骨干,刘志丹在陕北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当刘志丹于1936年“东征”阵亡后,高岗就成为原刘志丹部的主要领导人。为了显示中央红军与陕北地方红军的团结一致,毛泽东必须从当地红军中挑选出代表人物,给予适当的安排,以巩固中央后方,而高岗正符合这个条件。

高岗在党内斗争中的经历,也是毛泽东任用高岗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在陕北的党组织因历史的因素和战争环境造成的彼此分割,长期未能实现统一。这种情况造成陕北干部之间一直存有隔阂和不和。1935年2月,中共在陕北的两个组织: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由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高岗担任副主席。在西北军委下设立前敌总指挥部,也是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1935年7月,原左联成员朱理治以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的身分,由北方局派出,到达陕北,开始依靠原陕北特委以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8月,上海中央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组成以朱理治为书记的“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成为中共在陕北的最高领导机构。9月中旬,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程子华也参加了以朱理治为首的代表团。朱理治还改组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委,任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此时,刘志丹、高岗虽受到朱理治、郭洪涛的排斥,但仍未被完全剥夺权力,刘志丹担任了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地方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的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但刘、高很快就被卷人到肃反狂潮中。在1935年9至10月间,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指使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在红二十五军团发动肃反,逮捕了刘志丹和高岗等人。

1935年11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在听取了前来迎接的程子华、郭洪涛、聂洪钧的报告后,下令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暂缓处理,并立即派王首道全权处理刘、高案件。经过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陕北肃反五人委员会的复查,宣布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平反,并给陕北肃反的直接责任者聂洪钧、戴季英以党纪处分。受过旧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又得到毛泽东解救的高岗,可以十分自然地接受毛对旧中央政治路线的批判,成为毛向王明等进攻的一名主攻手。

高岗受到毛泽东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岗身上的乡村小气质。三十至四十年代在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大多数都有留苏或在国内大城市求学受教育的经历,这批人在性格和气质方面,往往和出身农家而从未出过洋的毛泽东多有不合,而高岗的气质则与毛泽东有较多的亲和性。高岗原名高硕卿,陕西榆林县人,初等师范毕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贾拓夫和北方局代表孔原(陈铁铮)的领导下,在西北地区长期从事兵运和参加领导中共地方武装的工作,在一批文化程度较低的陕北武装同志中间,高岗和刘志丹是其中少数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水平的干部之一。高岗从没出洋留学,也没去过上海、北平、南京等国内大城市,和留苏派毫无瓜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高岗协助刘志丹,独当一面,屡败屡起,始终保持住一支数百人的红军队伍和一块根据地,足以说明高岗颇有韬略而非“教条主义者”之流。高岗在个性上,既有小知识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农民无产者的狡黠和粗鄙,他尤其鄙薄在非武装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当时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表示尊敬、重视有所不同,高岗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极为轻慢,这些都使毛泽东感到高岗与自己在气质上有某种相似,而易引起毛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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