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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
来源: 温故 作者: 尔 建 
周恩来与吴国桢，1917年
周恩来（1898-1976），吴国桢（1903-1984）。对于中国20世纪的这样两个人物，人们（特别是大陆）熟悉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但这两位，用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话来说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指周、吴两位是少年朋友，当年南开极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是指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周恩来固可不说，如果开一份吴国桢的简历：南开毕业考入清华，清华毕业负笈北美。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市长。抗战爆发，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样一个“芝麻开花”的履历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然是“道不同”了。尽管后来（1953年）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这并不意味他反蒋就认同周。作为一个有着留美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他反蒋就是反专制。因此，从他一生看，他反蒋（后半生）同时也反共（一生），但并不反周。非但不反，“道不同”却“相与言”，而且私谊长存。1982年，吴的女婿从大陆回去后，带给他一张吴国桢与周恩来于1917年摄于北京的照片（其时周十九岁，吴十四岁），吴睹物思人，夜不能寐，次晨于外出散步时吟诗一首，题于照片之后：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乃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兄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约七十年前，周、吴相识于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天津创办的私立南开中学。吴是学校中最小的学生，小周五岁，比周低一年级。他们的相识乃至熟识，当属偶然。1915年，南开中学的壁报上有这样一则以孟子的话作的灯谜：“犹兽之走圹也，打一新名词。”等到谜底公布后，这新名词却是“田径赛”。顿时学校哗然一片，有人觉得牵强，更有人认为这是骂人。尤其是那些参加田径赛的学生，愤愤联名，要求学校查明处理。学校正在为难时，周恩来主动站了出来，承认灯谜是自己出的，并且表示道歉。周的举动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因为他不主动站出来，谁也不知道。只是有些运动员余怒不息，周便个别地到其宿舍，当面致歉。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便是学校享有名气的田径运动员，周是特地向吴国柄道歉时而吴国桢又在场才有了以后正式的交往。几天后，周恩来路遇吴国桢，主动问及那天自己向吴的哥哥道歉时，吴在一边写什么。吴答“写日记”，周恩来连称“好极了，好极了”。以后周经常阅读吴的日记，还在自己办的学生会的会刊上将其摘要编出。
在南开，周恩来是各项社群活动的积极分子，除了体育活动外，几乎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而且他还喜欢拉吴国桢和吴的另外一位李姓同学参加。由于三人经常接触，有些学生称他们为“三剑客”。这一次，南开要举办讲演比赛，周报名参加，还动员这两人一道报名。由于吴、李两人那时还没有见过讲演什么样，表示要先看看再说。结果周一人上场。据吴回忆，周讲得不错，只是面相比较女性化，声音偏尖而深厚不够，结果得的是第五名。
由讲演三人对演话剧也产生了兴趣，周扮演的是女性角色，李也有了个角色，因为吴国桢自小爱笑，一笑则一发而不可收，哪怕就是拼命掐自己手心也无济于事，当他看到周的扮相后忍俊不禁，所以无法登台。这一次，是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从美国学戏归来，他编了个《一元钱》的剧本，女主角非周莫属。两朋友转而鼓励吴出演，也让他演个女性角色，不过是个丫头。为怕他笑，还特地做了补台的准备，一旦吴笑，那太太就说：你这丫头，没事就笑，你还是回家等着我打你吧，不必跟我去了。并让吴听了这话，往后台跑去便行。演戏非吴所长，但周恩来扮演的角色却非常受欢迎，以至收到大量向他表示崇拜的信件。
也就在排戏的过程中，周恩来提议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国桢首先赞成，李姓同学也点了点头。后来，正在周恩来考虑选择一种庄重的仪式来结拜时，李姓同学说只要感情真，结义倒不必。如果结义，彼此就要以大哥、二哥、三弟相称，这样太露痕迹，反而不好。但既然兄弟感情特殊，也要用特殊的方式来表示。现在民国都称名而不用字，我们不如用字来彼此称呼（以后周就称吴为“峙之”，而吴称周为“翔宇”）。李的说法是托辞，周吴都感觉到了，但不明原因。周恩来有个特点，凡事都要弄个清楚。周后来曾为此事专门到李家拜访。李父虽未明言，但意思也表达出来了。原来李姓同学三代单传，按迷信说法，结拜兄弟可能有不良后果。这已经是1917年春夏之交的事了，因为李有心思，三兄弟结拜未果。周甚至主张和吴两人先结拜，然后再说服李。吴认为让李知道反而不好。这期间，周恩来曾到吴国桢在北京的家，并拉他到照相馆去照相。当时周身着薄长衫，吴也想如此穿戴，但吴母没同意，硬叫他穿学校的童子军制服。就是这张七十年后又到了吴国桢手上的照片，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周吴两人的结拜纪念了。
照相过后不久，三个好友就在南开分手。这时南开已经由中学而大学，周留在了这里，而吴则考入北京的清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在南开组织学生罢课，并被监禁几天。吴也参加了清华学生的游行，以及后来的校园抗议活动（驱逐校长），这个运动的领头人就是著名的罗隆基。
吴在清华时，曾收到过周的信，说他打算去法国学习。临行前，周还专门到清华，因为清华园中从南开来的学生甚多，周是特来告别，几乎每个人都寒暄过了。可见周为人交游既广，又为事精细。在吴国桢眼中，那时的周恩来几乎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晚年的他曾这样表示：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周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敢用我的生命打赌说不会。
有时一个人成为什么，是不以他人意志甚至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周当然成了共产主义者，这应该说和他留法有关。法国是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它向全世界尤其是东方散播社会主义的种子。不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源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的周恩来，越南的胡志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他们（包括他们身边的一批人）之为东方国家中著名的社会主义领袖，都有其法国留学背景。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往往是吃什么奶长什么肉。不独吴料不到周成了社会主义者，他又岂能料到自己后来成了自由主义者？他更没料到的是，他的留美背景固然给他在国民党内带来了升迁的方便（这当然与他的能力有关，也因蒋介石要做给美国人看），但这个背景所带给他的那渗入到血液中的东西，不是又最终导致了他和蒋氏父子无法回避的冲突和彻底的决裂？
两个不同的路线图：周恩来向西去了法国，吴国桢向东去了美国，彼此背向而驰，这或许就是他们“不同路”的开始吧。
吴国桢是1926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回国的。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是共产党的“有名人物”了，同时也是一个被一般人认为的“危险人物”，而此刻吴国桢尚未出道，在国民党那边谋个职员，科长而已。按照吴的口述，1927年他在上海时，曾经路遇一次周恩来。关于这次路遇，吴本人的口述倒很简单，而他夫人黄卓群的转述，却较详切。
那是一个星期日，吴乘电车去法租界探访朋友，途中一车站，吴见一人赶上电车。那个人开步走路及上车的步态，让吴立即感觉到这是周恩来。正起身要过去，电车启动，车身一晃，吴复又被晃而坐下。却见来人上车后，手把车柱，眼光向全车一扫，见到吴时陡然一愣，随即目光转往别处，不再回视。由于车上人多，吴不能看清那人面目，但他仍想挤过去。这时隔着人群，吴看见了此人的侧面。头上带帽，低压额角，颊上留有胡须，不像周恩来。吴不禁有点迟疑。可是观其眼角，又觉十分相像。然而此时，那人突然把身一转，完全背对着了吴。不想这转身的动作，使吴又确认此人为周无疑。吴知道这是化了妆，而且对方不愿意认自己（请注意，这时是国民党“清党”的1927年）。在吴心想，也许周有急难，自己不能置之不顾。于是他挤到对方身边，低低地喊道“翔宇，翔宇”，对方却推说不认识。双方在欲认不认时，车到一站，车门刚开，那人几乎是跳下车去，头也不回，匆匆消失在人流中。
以后，吴有机会见到周恩来时，曾当面问及当年电车上的事，周予以否认。以至那次路遇，在他们两人之间，尤其对吴国桢，成了个悬案。
真正等到两人正式见面，则是十年后的1938年了，因抗战而国共合作，共产党又可以公开化。此时，吴国桢已是国民党的汉口市市长了。
那天吴下班回家，夫人黄卓群说：你的共产党的好朋友今天来看你了。吴讶问是谁，黄说是周恩来。吴问夫人，你看见他了吗？夫人说他丢了张名片给佣人就走了，自己并未见着。吴拿过名片当即就去了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一勤务兵应门，吴表明身份，他就接引吴进了屋。吴刚坐下，周恩来就从里屋出来，一面与吴握手，一面叫道“峙之，峙之”，吴接握双手，也不禁回叫“翔宇，翔宇”，毕竟从清华最后一次见面，到彼时已经二十年了。可是，喊过各自的私字后，两人居然长久地相顾无言。由于吴比周小五岁，少长有序，所以和周在一起，吴都是让周先说话。这次也是这样，吴等周先开口，可是周只是仔细看吴，而且看了又看，并无说话的意思。不安之下，吴只得开口道安，无非住地是否合适，需要什么帮忙。周的回答也很简单。彼此应答之间，没有兄弟的亲热，却显出了因“道不同”而形成的“隔”。
隔了好一会儿，周仍无言。吴又张口：我们二十年不见，今天你到汉口，我想请你订一时间，我与夫人请你晚餐。不请外人，只请南开旧日同学陪你。你说好吗？周说“很好”，于是订在六天之后，吴便告辞，周亦未挽留。前后不过十五分钟，两人二十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客套完了。
等到吴国桢回家后，和夫人商量这一顿饭怎么请，却发现是个难题。二十年的弟兄不见面，吴此时又是汉口市长，好好请一次，本在情理之中，而且也不困难。但吴夫人犹犹豫豫，她觉得：周是共产党员，请别人好请，就是不知道该怎样请共产党员。她试探着说：汉口最好的厨子是银行公会的厨子，最贵的酒席是三十六元的一桌。我们就这样办，好吗？可未待吴说话，自己却又摇头：不好，不好。他是共产党，共产党天天骂国民党人是贪官污吏，只图自己享受，不顾民众福利。我们请他，他如问起这宴席是何处叫的，我们如实说，这不是证明了共产党的话，官僚阶级和买办阶级攫取特殊权力了吗。汉口平常酒席只十六元，它却贵上一倍多，就算周恩来相信你不贪污，但传到其他共产党人那里，不就间接证明你也贪污吗。
两人都笑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与其奢也宁从简”，就在市上叫一桌十六元的普通席。
宴请那天，到吴家的都是南开同窗，他们对于这位共产党著名人物有一种神秘心理，想先向吴打听一下周的情况，因此，不约而同提前一刻钟到场。可惜，他们不知道，吴同周的接触也只比他们多这十五分钟，而且还没说上几句话。好在周很守时，彼此寒暄入桌后，吴以为旧日同窗满可以自己向周发问了，但大家反而默然。因此，说话多的还是吴氏夫妇，说的也依然是一般的客套话。直到彼此敬酒时，气氛渐渐融洽。大家也只谈南开旧事，借以回到二十年前的生活。虽然菜肴一般，却被大家吃得一点不剩。酒也喝完了，大家还余兴不止。最后是周恩来说，时间不早了，客走主人安。我想和主人商量一下，我住的地方不宜宴请，但想借主人这块地方请大家一次。主人什么都不用过问，酒席由我供给，日期则由大家决定。要紧的是原班人马，一个都不能少。
大家当然都很开心。
很快，第二次的聚会的日期到了。那天吴特地提早下班回家准备。刚进家门，夫人黄卓群迎面就说：糟了，我们上次叫席叫错了。吴不明所以。夫人问，你知道周恩来今天叫的席是哪里的？不待吴回答：他叫的是银行公会的。那银行工会的大师傅已经来了，这席一定是三十六元一桌的了。
这次是周恩来提前十分钟到来。他一再地向吴夫人致谢，说麻烦她了。说酒已托承办酒席的大师傅代办，不要你们料理。
由于是第二次见面，大家的拘束感没有了。入席后，有个叫段观海的南开同窗，时任国民党外交部的秘书（后升任大使），虽然是个职业外交人员，但生性直率，口无遮拦。菜刚一上来，他就睁大了眼，看了看，甚至又拿起筷子夹了块冷盘里的肉尝了尝，接着就叫喊起来：这是汉口最好的酒席，一定是银行公会大师傅承办的，恩来，是不是？
周恩来笑容满面，点了点头。当周恩来向全桌同窗敬酒时，那位段观海又喊了起来，这是陈年上好的花雕！
如此好的酒菜入口，又是共产党人请客，共产党著名人物的神秘感当然也就没有了。还是这个段观海，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我有一事一直闷在心里，现在有机会问你，希望你不要怪我莽撞。你能欣赏这花雕，当然知道这好酒难得。据说，八路军过贵州，把所有茅台陈酒和造酒的炉子都毁坏了，这又何必。
周是笑着回答的：是的，我们把茅台陈酒都带走了，但没有毁坏造酒的炉子。造酒的工具是当地人民生活所需，我们没有理由毁坏它。当然，我们行军到处需要火酒，只好把能带走的酒都带走了。
段观海话头一转：恩来，你这酒席是汉口最好的，我知道它是三十六元一桌。加上这样好的花雕，今夜你破费约在五十元，那么你的薪金是多少呢？
周简单地说：五块钱。
轮到大家吃惊了：那么，你怎么付得起这顿昂贵的饭钱呢？
周依然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
段观海因为正坐在周恩来身旁，周今天穿的是缎子狐皮袍。段伸手把周的皮袍翻了一翻，说：这是上好的狐皮袍啊，价值可到百元。难道也是组织供给你的。
周说，是的。有人又问：你们的伙食费是不是也由组织供给？周答：是的，每人每月发五元，只为私人零用。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组织提供的呢？又有人好奇。
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
这时，坐在旁边的段观海再也忍不住了，他哈哈大笑：“这样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了！”
附录一：
最近（2004年3月）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双山回忆录》，其中有一节谈到当年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经费问题，作者王凡西早年献身革命，是著名的托派人物。1929年他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即在党内进行地下活动。他回忆自己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时，这样写道：
“这里我必须谈一点当时共产党员的生活问题。以全部时间贡献给党工作的人，当然要由党供给生活费，这是中外的任何政党皆然的。列宁曾经特别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要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成功，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培养‘革命职业家’，这就是说，必须有一部分人用他们的全部时间，全部精力，去研究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认真从事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最看不起流行于社会民主党的那种业余革命作风，这些人只把黄昏或星期日贡献给‘革命女神’，因而也只有在欢乐的宴会上，或谈笑的沙龙中，他们才用‘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的资格去吓唬吓唬高贵的太太们。他们不能，其实也不想去颠覆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多种原因之一，我们应该说是革命职业家的养成。”
毫无疑问，周恩来就是这样的革命职业家。但他干革命的经费又从何而来呢？王凡西接着说：
“在革命严重失败以后，重建起来的党机构拥有了为数不少的革命职业家。这种人数目之多，至少在城市里，那是甚至超过了未曾职业化的普通党员的。按照一般的组织办法，普通党员，即从事社会上普通职业的共产党员，应该缴纳党费，以此去维持那些用全部时间干党的工作的革命职业家。但因为党费收入太微，而革命职业家的维持费又太大，巨大的不敷之数，从来靠联共党的帮助。”
对此，王坦然地说：“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这种捐助生动地表示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精神，授者与受者都极应当。”（见该书第124-125页）
附录二：既然革命是要花经费的，经费又来自苏共，那么，苏共给中共输入经费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2004年第四期《社会科学论坛》有研究文章《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作者杨奎松。此文以档案资料说话，大致梳理了中共从其诞生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体这一时间段，苏共的援助情况和中共的使用情况以及这期间出现的波折，读来饶有意味。其中有涉及周恩来处。摘录如下：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8月间分别会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保证经费问题一定得到圆满解决。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压力，皮亚特尼茨基明确承诺：‘今年共产国际驻上海全权代表将给中共支付一切旧债，从4月份起中共每月将领到金币。’周恩来提出应把款直接汇给中共中央。”
“然而事实上，当周恩来于8月下旬回到上海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周回国后马上就向共产国际联络局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马克斯说明了上述情况，没想到马克斯告诉周说；经费没有给够，这是事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因此不能不再度直接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进行投诉。在信中告诉他们称：‘……我们恳请共产国际立即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并电告我们。再说一遍，先要付给我们2万美元，作为拖欠的旧款。然后每个月再给我们补1万美元，记在我们没有收够的经费账目下（总共拖欠的旧款等于179700中国元，即52800美元）。’”
“中共中央的这些抱怨，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深表同情。它于10月下旬接连致信皮亚特尼茨基指责马克斯：‘财政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造成了党、共青团甚至工会整个工作的混乱。’甚至使远东局的工作也处于瘫痪状态。周恩来——这位‘很平和和深明事理的人’如今也变得焦躁不安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你们在这里自作聪明地说：请出版报纸、呼吁书，请派人到苏区去，请组织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可是我们却没有一分钱用来招待来上海办事的人。我们失去了许多人（如在汉口的军事工作者），只是因为没有钱租用住宅。’”……
“马克斯被调离后，中共得到共产国际的拨款变得顺利多了。尽管共产国际依旧没有增加对中共的经费，仍旧是每个月1.5万美元，但再也不用墨西哥元付款了，中共中央也用不着几天一次跑去领取那些小额现金支票了。”（见该期刊物第18-20页）
以上摘录仅仅是1930年度的情况。
（选自《温故》（之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