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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95)

2020年02月16日 9:18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作者: 高华

中国左翼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左翼很少像他们的欧美同行那样以独立的个人形式向社会陈述自己的理念,而是结成比较紧密的集团,以集团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学和政治主张。受逐渐斯大林化的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和领导方式的影响,中共在1928年后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普罗文学”运动上,并在1930年2月领导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文艺的集团化固然可以形成风潮,在吸引追随者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但也易于引发文艺家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尽管瞿秋白、鲁迅、胡风、冯雪峰、周扬等以“左联”为依托。集合了大批的知识青年,使左翼文学的队伍越益壮大,但中国文艺界从此也就埋下了长期纷争的种子。

三十年代初、中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加之俄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中国左翼文学得到蓬勃的发展,蒋光赤、柔石、叶紫、萧军、萧红等一批作家迅速崛起,在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引起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下层的普遍共鸣。贫穷至极的生活和对统治下社会现实的不满,将一批批青年吸引到左翼文学的行列中,促使他们走上用文学反抗社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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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北平等大都市中,创作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诗歌、小说、剧本成为知识青年和大中学生显示“革命精神”和自我价值的一种时尚。三两个朋友,凑一、两百元钱就可以自费创办一份文学刊物,如果再将几篇作品结集印成小册子,一个作家或诗人也就诞生了。尽管国民党当局也曾颁布“图书审查条例”,但是国民党图书审查的重点对象只是鲁迅、胡风、茅盾、丁玲等少数著名作家,对活动在上海租界内和大中城市的一般作者,“图书审查条例”形同空文,几乎不产生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家多如过江之鲫,文学青年则更是不可计数。当然,作品有高下之分野,作家也有影响大小之区分。如果某一作品被鲁迅、巴金等主办的刊物选用,再经胡风、周扬等革命文艺理论家为之点评,那么,该作者从此就名声大震,顿时从一般文学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有此殊荣的作家毕竟不多,多数人尽管已出版了数本创作集和译著,但知名度并不高,除了作家周围的朋友圈子,一般读者是很少与闻的。

对于所有这些已出名或尚不出名的左翼文艺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是令人窒息和不堪忍受的,与此相映照的则是苏联小说中展现的和在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莫斯科的“光明天地”。正是左翼文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对新社会的渴望,最终将大批左翼文艺家吸引至中国的莫斯科——

对于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新村生活,赴延安的左翼文艺家并不陌生,除了早在书本上与之神交外,部分左翼作家在三十年代还亲身体验过。以作家碧野为例,出身贫穷而酷爱文学的碧野在三十年代初身无分文只身来到文化古都北平,就曾与十一个境况相近的青年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寄住在潮州会馆。这些青年或写诗作文,或在北京大学旁听和去图书馆看书,过着极为贫困,但却是“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生活。在他们的脑海里,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和他们心目中景仰的、“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光芒”照耀下的苏联完全相似的理想国,在那块土地上,充满着社会正义的原则,人们个性自由,到处都可以“自由呼吸”。所以不少左翼文艺家“到延安一进边区,就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诗人柯仲平更直接将延安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天堂。

从1937年到1939年,投奔延安的文化人,除了个别名气较大由延安指名调入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读过大学。这些名气不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甫抵延安一身轻松,又是“自由呼吸”,又是“自由歌唱”,而中共为了发展实力,对来延安的文化人一度也做到“礼贤下士”,更是真真假假,对延安文艺界取得的成绩满口称赞,甚至还和一些文艺家交上了“朋友”,于是文艺家们陶醉了。

这是一批“单纯到透明”的青年人,尽管延安缺吃少穿,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但是他们毫无怨言,只把延安视为中国的莫斯科。现在他们又传唱着这样一首苏联歌曲: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然而,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家的“蜜月”仅维持了两年。随着毛的政治地位日趋加强,和延安等级差序制度的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为一方,与以赴延安左翼文艺家为另一方的矛盾就逐渐公开化了。

逐渐地,延安的文艺家对一些老干部和老红军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看不顺眼了,许多青年文艺家竟发现原先心目中的英雄既无文化,更不懂马列主义理论,个别人开口“妈个×”,闭口“妈个×”,但却会摆“首长”的架势。于是他们开始拿起笔,批评起延安生活的阴暗面。

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对文艺家的不满则主要集中在文艺家的“无组织、无纪律”和个性的狂放不羁方面。1940年,丁玲在延安“文抗”主办的文学刊物《谷雨》上发表批评延安官僚主义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毛泽东没有说什么,但已对丁玲严加注意。1942年2月17日毛泽东、王稼祥等参观华君武等主办的《讽刺画展》,毛虽对画展有所称赞,但在约华君武谈话时,却要求华君武在漫画创作上“要注意片面性”。毛并举华君武一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谈植树的漫画,说“不要笼统说延河旁所有植的树都枯死了,应当说是那一段地点的树,植得不好”。

如果说毛泽东对延安文化人的不满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方面,那么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则来自于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视。许多红军老干部从未进过城市,更长期生活在疑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抗战之初,一经接触满口新名词、思想和生活习惯与己迥异的知识分子,虽觉新鲜,但为时不久,隔阂即生,生怕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城诗人瞧不起自己。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念头再度复活,重又退回到原先怀疑、恐惧知识分子的蜗牛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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