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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鲁迅话说“假如活着会如何”
来源: 温故 作者: 周正章 
周海婴先生在2001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了1957年7月7日反右运动开始后，罗稷南（1898-1971）利用一次“围桌谈话”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向毛泽东提问：要是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思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此说一出，一时间全国众多媒体竞相报道了这个著名的“毛罗对话”。其实这个假设性话题，中国知识分子因从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的实际联系到自己的命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思考过；而鲁迅本人对自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做过怎样的估计与假设，似未被关注。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10月，是鲁迅逝世十周年，许多作家就思考过这个假设性话题。当时，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杂志特辟“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的专栏，茅盾、田汉、萧乾、臧克家、施蛰存、周而复、王西彦、魏金枝、熊佛西、刘西渭、林焕平、安娥等十多位作家著文对此形成共识：李公仆、闻一多既然己惨遭暗杀，那么凭鲁迅反对独裁的坚定立场与不倔性格，倘活着难免是会被暗杀的。
这个假设性的历史逻辑对不对呢？这个假没自然是很有道理的。鲁迅生前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书信中也多次表达过，自己对不免于暗杀的预测与估计，确实留下不少关于这个话题的文字，今天读来也还不得不敬佩其骨头实在是最硬的：
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1933年6月25日致山本初枝）——［笔者按：这绝非戏文。鲁迅友人杨杏佛（1893-1933）于一星期前的6月18日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盛传鲁已上黑名单，但6月20日鲁执意“送杨杏佛殓”。］
中国恐怕难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我老了，不要我，总之我是平安无事。只要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
我自己觉得，好像确有什么事即将临头，因为在上海，以他人的生命来做买卖的人颇多，他们时时在制造危险的计划。但我也很警惕，想来是不要紧的。（1934年4月25日致山本初枝）
倘若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然而我在提防着，内山书店也难得去。暗杀者大概不会到家里来的，请勿念。（1934年7月11日致山本初枝）
这里我们所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鲁迅生前对旧政权崩溃新政权建立后，倘若自己还活着，以及文人的命运，有过怎样的估计呢？鲁迅给出的答案应该说也是现成的，只是这类资料鲜见问津罢了。重温鲁迅说过的一些话，对于我们理解后来发生的“毛罗对话”论争，也是很有价值的，甚至将其视为破解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未尝不可。
1927年，鲁迅在《革命文学》一文中写道：
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1895-1925，笔者按）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1888-1926，笔者按），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1927年，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演讲中，道明了文艺与政治的分野。他说：
“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从前文艺家的话，革命政治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头。”“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苏俄革命以前，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1928年，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还从“先进国的史实”里清醒地认识到：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
鲁迅甚至设想过“革命”到自已身上，还会搞无限上纲，“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
1930年，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又再次面对青年战友们说出，自己对苏俄十月革命后叶遂宁、毕力涅克、爱伦堡等作家的命运的思考，并向“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发出善良的警告，上帝不会请诗人吃糖果的。
鲁迅屡屡从呵护文学家的角度发出的这些衷告，当时及很长时期竟被不少青年战友不认同，甚至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还有人攻击鲁迅是搞虚无主义，这真可谓不可理喻了。
1934年后，鲁迅听到斯大林在苏联大清洗的事实，就曾极度忧虑地发出疑问：他们这样干行吗？（见《鲁迅研究月刊》）
及至1936年，鲁迅对李霁野说过一件事，陈琼芝是这样记述的：我曾经听李霁野同志谈过这样一件事：一九三六年他从英国回来，到上海看望鲁迅。鲁迅和他谈及冯雪峰，说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后，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我！”冯连连摆手，认真地说：“那不会，那决不会的！”鲁迅原意是告诉李霁野，冯雪峰这个人是如何老实。（《鲁迅研究百题》，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62页）
陈琼芝这里所说，是否即所谓“孤证”呢？
其实，李霁野早在鲁迅说这话的当年，1936年，他在鲁迅逝世不久发表的《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这样记叙过：
讽剌着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攻击，先生（鲁迅。笔者按）故作庄重的向f君（冯雪峰。笔者按）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笑声在耳，先生却已长逝！
考察鲁迅对这个话头的一贯性，李霁野的记载较陈琼芝的更贴近鲁迅的原话。所谓“笑声在耳”云，因为这次把晤就在当年4月的春天。那么，这次沪上聚首，鲁迅笔下是否有记载呢？答案是肯定的。
《鲁迅日记》1936年4月有三条记载：四月二十一日：得李霁野信。
四月二十二日：李霁野自英伦来，赠复印欧洲古木刻三帖，假以泉百五十。
四月二十四日：晚孔若君、李霁野来。（笔者按：孔若君，即我近来在《缘何一篇散文尘封半个世纪之久》等文中提到的孔另境。孔在悼念鲁迅的《我的记忆》中写道：“霁野从英国回来……我们去找他，他很高兴，谈了整个半天，一直到晚上八点半钟，我们才辞别出来，这是霁野看见先生的最末一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夜。”）
再考李氏上述这段文字的写作日期与刊布情况如下：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天津”。离鲁迅逝世二十八天。先刊《文季月刊》，后收入据1937年初版复印的《鲁迅先生纪念集》，见其悼文第一辑第68页。
几方面互证，李氏之说可为确证也。
那么，鲁迅对新政权之后自己的命运，是否还有亲笔留下的假设呢？如果说，鲁迅在1927年至1930年间所议论的，还大多出于对“先进国的史实”的理性思考，那么在与被鲁迅视为“奴隶总管”的周扬等左联领导人的实际接触中，则有了更多的经验；不过大多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而多在私人的信函中。请看：
倘当（旧政权。笔者按）崩溃之际，（我。笔者按）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1934年4月30日鲁迅致曹聚仁）
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1936年7月17日鲁迅致“尹兄”杨之华，此信为新近发现，见《人民日报》，暂未为《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所收。笔者按）
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1936年8月3-6日鲁迅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是鲁迅面对徐懋庸“首先打上门来”实在没有办法的公开信。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441页）
若以鲁迅亲笔文字，印证鲁迅与冯雪峰所开的玩笑并非空穴来风，其实质内容是吻合的，其思维逻辑是一致的。因为在鲁迅看来，不管政权的旧与新，他都不抱有幻想，中国实在是个太久远的古国；只要奉行强权政治，独立特行的文学家及人文知识分子，横竖都不会有好的结局。所不同的是：白色恐怖有一块假民主的遮羞布，故多用暗杀的方式，或秘密的搜捕，总之不在阳光下；而红色恐怖则有在“伟大的旗子”、“大题目之下”的“实际解决”、“锻炼人罪”和“戏弄威权”，多大张旗鼓地以运动的形式进行整肃，让斯文扫地。
我们如果把鲁迅对曹聚仁、冯雪峰、李霁野、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还有致徐懋庸信中说过的“假如活着会如何”一次又一次的预感、估计与假设，与1957年7月7日晚在上海发生的“毛罗对话”的假设对照起来，平心静气地说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是鲁迅的宿命，也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宿命。
毋庸置疑，毛说也好，鲁说也罢，同一个话题的意思是大致相同的，只是纵横捭阖的大政治家与敏锐深邃的大文学家各自角度不同罢了。毛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看来他俩虽然角度不同，并不膈膜，心有灵犀，确实有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的趋同或相通；就如同鲁迅那篇《膈膜》所显示的意蕴那样，他们都扮演着各自的治于人与治人的角色。
（选自《温故》（之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