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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十五岁的林永生在学校中被红卫兵打死
来源: 华夏文摘 作者: 王友琴 
2004年我在香港出版《文革受难者》一书，书中有659名受难者。我和很多文革经历者谈话，寻找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受难者情况。但是，有的受难者，虽然他们被打死的事情，是有不止一名受访者知道的；他们被殴打和死亡的地点是知道的（因为是在公众面前被打死，并非在秘密的地方）；甚至他们被殴打的声音以及其他细节也是受访者听到或看到的，但是他们的名字却找不到了。
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受难者的名字按照姓名的拼音字母排列。这是基于我的一个理念：所有的受难者都是平等的，都是重要的。但是死亡情况确实，名字却不清楚的人，怎么排入此书中呢？我只好在A－Z开头的名字的后面，设了特别的一章，题为“未知姓名的受难者”。在这一章里，受难者是按照他们的死亡地点排列的。
在“未知姓名的受难者”一章中，有北京第27中学的一名初二女生，在1966年8月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在校中。这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数位受访者记得她被打死的事情，但是，没有找到人知道她的名字和死亡日期。
《文革受难者》书出版14年后，我收到了一个辗转送来的“微信”。写信者说，这个女学生是他妻子的发小。这名女学生名叫林永生，她在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第二十七中学校中被红卫兵打死。她初中二年级，七班，15岁。
在北京的朋友开始联络林永生的家人，从而知道了详细的情况。
林永生原名王广平。父亲王磊，母亲林永彦。家中共有儿女五人。她是第二个孩子。父亲王磊在1960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文革后被释放了）。母亲和其父亲离婚，并把所有的孩子都改为母亲的林姓，希望以此能保护孩子。王广平因此改名为林永生。她的母亲在2017年去世了。
家人说，那天学校开大会。学校没有那么大的礼堂，所以学生们都坐在室外地上。林永生那天来例假，开会中间去上厕所，把她的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放在了地上。她从厕所回来，红卫兵说她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下面，是“侮辱伟大领袖”，加上她“家庭出身不好”，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被打死。
林永生的母亲被叫到学校。她把女儿的尸体背回了家中，放在床上擦洗，洗去脸上和身上的血迹，送去火化了。
几天后，几个红卫兵到她家中强要了20元钱，“理由”是打她时把打人用的皮带打坏了，要她家人“赔偿”。（这样残忍和荒唐的事情，在别的学校也曾经发生。）
她家被红卫兵抄了。全家被赶出家门。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才回到城里原来的家中。
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在校中被打死，她的名字被忘却，在正常的年代会被看作难以置信的事情。但是了解文革和1966年红卫兵暴力的大背景，就能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1、1966年8月下旬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迫害的最高峰时期。中学生红卫兵打死人从8月5日开始，那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校中被打死。接着，8月7日，通县一中副校长程珉在学校“劳改队”中被殴打折磨致死。8月17日，北京一零一中学教员陈葆昆在校中被打死。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之后，暴力大规模升级。在林永生被打死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打死。从8月26日到9月1日，北京每天有三位数的人被红卫兵打死，最多的一天（9月1日）高达282人。
2、红卫兵的加入条件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称为“混蛋”，或者更难听的“狗崽子”——意思是他们的父母是“狗”，他们是“狗”的孩子。红卫兵不但殴打甚至打死他们的校长和老师，也殴打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林永生虽然改了姓，但是不起作用。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106中学高一学生田钺被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9月27日，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在校中私设的监狱里，都是例子。文革前，“家庭出身不好”青年就受到歧视，例如不准上大学甚至不准上中学。但是公然把他们叫做“狗崽子”和殴打甚至打死他们，是文革造成的。
3、红卫兵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崇拜高潮。当时人人随身携带毛泽东语录本，佩戴毛泽东像章，到处张贴“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于是，和毛泽东有关的这些物件若被损坏，无论真假，都可以作为残酷殴打和迫害人的“理由”，不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林永生生于五十年代，不可能和前政权或者私有财产有任何关系，却被用“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底下”的罪名活活打死了。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大罪名，在文革后才取消了。
4、在1966年夏天发生的红卫兵暴行，受攻击的主要对象，在教育工作者之外，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是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里的人。很多私人房产主被活活打死，或者被扫地出门。林永生死后，他们家被驱逐到平谷县农村。他们的房子被没收占用。她家住的房子是她祖父的，祖父曾开过家具厂。她外公曾开过绸缎商店。他们都算是“资本家”，紧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五类“阶级敌人”之后。即使林永生没有“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下面”这样的所谓“罪行”，他们家也会遭到抄家和驱逐。北京那个时期驱逐了九万多人。人们可以合法买房子和开店铺，是文革结束多年以后才又开始的事情。
至于林永生的名字被忘却，那更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大量受难者的名字被忘却了。尽管文革发生并不遥远，但是调查文革事实却可能比调查古代历史还难。一方面，人们仍然生活在恐惧中，不愿谈及。另一方面，邓小平虽然说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发表关于受难者的报告受到严格控制。一名历史学刊的编辑说，“写文革的文章不能发表，不发表文章就不能升职称，不升职称就不能涨工资……。因此，没有人做文革历史的调查和研究。”
此外，人们的价值观受到文革的强烈腐蚀。一名受访者说，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迫害死了，普通人的死又算什么呢？
如果普通人的死不算什么，那么，在普通人中，林永生的死就被更不当作什么了。文革后，对文革中被害死的在职职工，北京的标准补偿是420元。这是按照文革前职工死亡的标准给的。其中丧葬费240元，抚恤金180元。林永生不是职工。她只有十五岁。和我通过采访找到的659名受难者相比，她是最年轻的。但是，从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她的死，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死一样应该得到记载，应该受到纪念。她对她的死，一点责任都没有。她完完全全是无辜的。对一个无辜的少年人被打死采取忘却和隐瞒态度，会是人类社会的癌症，侵袭着社会的健康肌体。
感谢林永生的母亲。在林永生死后，虽然生活动荡，但是她保留了林永生的照片。因此，在53年后，我们还能看到她。她是真实的历史，她见证文革的罪恶。
三张照片中，有一张是彩色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彩色照片，那是用特别的彩色笔在黑白照相上染了颜色，一种那时候保留色彩的方法。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她的形象就是彩色的，她也一定有过彩色的梦。她的姐姐说，林永生喜欢唱歌，还特别喜欢好看的花裙子。——这不正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会有的特色吗？假使她没有在1966年被打死，她应该还活着，68岁。这个年龄的人现在绝大多数都还活着。她却已经离开这个世界53年了。今天的人们记住林永生，不是为了她，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将来社会中的公正与安全。
写完于2019年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