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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大饥荒记忆
来源: 新三届 作者: 蒋国辉 
回想起来，大饥荒过去没多久我就听说过，在我们西南师院周围的大片农村地区，很多生产队都饿死了数额不等的人。但那个年代年龄尚小，又没有经历过农民那种树皮扒光草根挖尽，濒临绝境躺在家中奄奄一息等待毙命的悲惨境遇，还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获取更大范围的真实信息，作为一个城市人，我对“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说法一直深信不疑。
当我上山下乡到了大巴山区，无比惊讶地听农民说道，哪有啥自然灾害哦！是那几年办公共食堂饿肚子呗！直到那时，对“自然灾害”的说法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怀疑，不过，头脑中“自然灾害”到“大饥荒”的彻底转换，是在阅读杨继绳关于大饥荒的著作时，那种难以言表的震惊和悲愤中完成的。
虽然我生长于城市，但那几年刚好处在生长发育食欲特别旺盛的阶段，因此，关于大饥荒还是有很多深刻的记忆。
城市里的人因为有粮食配额定量保证，人们可以感受到难耐的饥饿，直接饿死人的事还没听说过。但是，由于长期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并因此而死亡。那时我就读于西师附小，在上学和放学的途中，不止一次看见捆在担架上用白布裹着的死人，被抬着从学校后门外的马路上走过。
有一次放学回家，我和同学一边走一边嬉戏玩耍，正在兴头上，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幺喝：看路！我一惊，扭头看见两个人抬着一具尸体已经到了跟前，躲闪不及，我只好猫着腰从担架下边钻过去。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到一具死尸，只觉得头皮发麻双腿发软，之后好些日子，晚上躺上床灯一关，脑子里就浮现出那个场景和一些关于诈尸的鬼怪故事，令我恐惧害怕难以入眠。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民以食为天”，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一个“饥馑的国度”，粮食问题，是历代统治者都深感重大和需要花费相当精力去处理的问题。在我的少年儿童时代，出现的连续三年大饥馑，媒体和各种宣传一直告诉我们那是自然灾害所致，进入“后三十年”，我们才了解到那其实是一场人为的灾难。
记得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刚刚进入小学不久的我们就参与了大炼钢铁运动，除了把家里沾铁的东西全都搜罗出来拿到学校去上交之外，还每天放学后都在马路边墙角头垃圾堆——所有属于城市的缝隙里寻找漏网的废铁，捡到一颗锈铁钉，比捡到一个元宝还欣喜若狂。那时，听那些干劲冲天的大学生们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这样的：
五年计划看三年，
苦战三年看头年，
赶上那个英国，
用不了十五年，
嗨嗬嗨嗬嗨嗬，
十五年十五年，
嘿嘿十五年。
由于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由于各级地方官员急于邀功引发横扫全国的浮夸风；或许还由于国际关系的风云变换，等等，最后落实到人民头上的，就是饥饿，饥饿，饥饿……
1953年11月，国家对粮食、食用油、棉花等等实行了统购统销，到了1955年9月开始实施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在我的印象中，从上小学开始就没有敞开肚子吃过饱饭。我记得小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1斤，平均下来就是每天七两：早饭二两（一碗稀饭半个馒头，或不吃稀饭一个馒头），中午三两（一个小瓦罐蒸的干饭），晚上二两（半瓦罐干饭）。21斤这个标准，有什么科学依据恐怕无人知晓。成年人——机关事业单位国家干部和无业者（工厂里工人按工种配定额口粮，标准不一）——的定量是每月28斤，比我们稍微多一点，但在饥荒年代里，本来就很少的那一点配额，还因为“响应党的号召”，每月需节约几斤（节约的粮食去了哪里不知道），他们那一代人正处于壮年时期，饥饿程度也可想而知。
那种蒸饭的粗陶小瓦罐，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植入在我的头脑里，直到现在只要提起食堂，“罐罐饭”就一下子从记忆深处跳出来，成为了食堂的代名词。那时，人们去食堂买饭，从窗口把碗递进去，炊事员一手拿起瓦罐，一手拿一块长竹片，从瓦罐边沿插进去划一圈倒过来，一瓦罐饭就完整地落在了碗里。买饭的人则在整个过程中，专注地监视着炊事员的动作，生怕瓦罐没倒干净，残留一团饭在罐底。无论文化程度、无论高低贵贱，在勉强可以不让人饥肠辘辘的口粮面前，谁也不愿意含糊。
大约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作为品学兼优的学生被选送去参加了一次夏令营活动。夏令营的相关知识我是通过阅读苏联文学作品知道的，特别是当时少年儿童的热门读物《萨沙日记》，我反复读过多次。这些作品告诉我的夏令营，是树林、小溪、帐棚、篝火、歌声和友谊，令人产生无限的憧憬和遐想。而我所参加的夏令营，却和郊外、野营、篝火没有半点关系。
我们——从北碚区各个小学选出来的学生，被集中在区属另一所重点学校朝阳小学里，把教室的课桌拼起来搭成长长的通铺，再铺上自带的席子就是我们的营房了，没有神往已久的郊外扎营，也没有布满繁星的夜空和夜空下的篝火。夏令营有些什么活动我忘了个一干二净，唯有一件至今存留于记忆的，是我们吃的普通米饭。
那年月，由于粮食定量，不少人在生米变熟饭问题上搞创新——让等量的米变出更多的饭，结果当然连傻瓜都知道，只能是做出来的米饭粘乎乎软踏踏，放进嘴里吧唧两下就没了。
活动期间我们在一家餐厅包餐，并不是那里的菜肴有我们期盼的大鱼大肉，或是有我们从未见过的山珍海味，而是餐厅里的干饭竟然是一粒粒散开的，从我有记忆以来，就没吃过这么干这么有嚼劲的干饭，那种能充分填饱肚子的滋味让我终生难忘。
在大饥荒之前和1962年到文革前这两个时间段，城市里副食品和轻工业品虽然也都是国家控制的，但居民除口粮外，还有定量供应的副食品、食用油和肉，蔬菜也比较丰富，我们在食堂吃饭，菜的荤素搭配由自己决定，日子还算过得不错。大饥荒降临，粮食定量没有增加，蔬菜、食用油、肉类和其他副食品却消失殆尽，这样一来配额口粮就不能满足需求了。
在食堂吃饭，原本由自己掌控的饭票换成了饭卡，每顿饭的定量归食堂掌握。一人一张饭卡，饭卡分成许多小格子，一个月的二十多斤粮食分成二两或三两一份。每买一次饭菜，炊事员就划掉一格。如果划掉一格吃不饱或者来了客人多划掉一格的话，到月底就有一顿没饭吃。
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本来就不足够的口粮还不能保质足量地供应，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食堂里打的饭上面都有厚厚的一层稗子。听说稗子混在饭里吃下去会诱发阑尾炎，又舍不得扔，就把稗子层揭下来晒干，凑多了再放到锅里炒香，当零食吃。蔬菜也从食堂里消失了，每顿打饭，都由食堂配几块盐水浸泡的老生姜。长期食用这样的饭菜，除了肚子里没有油水，还有营养极度不良。不过，比起农村人吃芭蕉根、野菜，甚至用“观音土”来填肚子拉不出被撑死，我们算是过的上等生活了。
有一次我到食堂打饭，看见一种黑褐色的团子，一个有几岁小孩的拳头那么大。食堂师傅告知团子不收饭票，当下一阵狂喜，我立即买了十几个，打饭的锅都快放不下了，兴高采烈一路小跑回家。那糠麸团子从形状到颜色都不算难看，对于很久没有吃到过糖果点心的我和妹妹来说，十几个不要饭票的“团子”，意味着好多天都可以在吃饭之外有久违了的零食吃，内心的兴奋自不待言。
回到家里，我和妹妹一人抓一个，迫不及待地啃。妹妹只啃了一口，就坚决舍弃了对零食的渴求。自打进入幼儿园，我们就被告知旧社会劳动人民过的是吃糠咽菜的苦日子，但“糠”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却是不知道的。那天，我从食堂买回的“点心”，一下子把我拉进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之中，粗糙的糠麸团子要咽到肚子里，确实要费一番周折，仰着脖子吞咽几个来回，喉咙就生痛生痛的，“吃糠咽菜”的含义我算是有了切身的感受。
可是，我还是舍不得扔掉这些“劳动人民的苦难”。我的活动量大，肚子饿得快，没有油水的肠胃更是经常叽哇乱叫，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时候，听人说起吃“观音土”都直咽口水，糠麸团子下咽，却能够驱走饥肠辘辘的感觉，我用了几天时间，一点点把那十几个糠麸团子一个不剩送进了肠胃。
有一段时间，听说西南师院生物系的师生搞出一项研究成果，证明了一种叫“小球藻”的藻类，营养价值大大超过鸡蛋肉类食品。小球藻风靡一时，学院所有的食堂都把小球藻混在米饭和馒头里，饭和馒头都因此成了暗绿色。饥荒过去很多年以后，才知道所谓小球藻，就是普通池塘里的藻类植物。池塘里的水不流动，富营养化，这些藻类植物繁殖得很快，不几天，一池水就变成了绿油油的粘稠酱汤，人们用这种水和面做馒头，号称高营养食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也没听说有人为此闹肠胃病或是食物中毒。不知道是不是饥饿使人的消化器官变得非常顽强，免疫系统变得异常强大，什么都能接纳，什么都能抵御？
中国是一个美食大国，八大菜系和各种地方小吃，色香味品貌令人眼花缭乱。而大饥荒时有一种叫做“黄浆粑”的东西，既不属于大餐点心，也不属于特色小吃，不过是制药厂使用粮食淀粉制造药物后剩下的残渣，我在一位同学家被邀请吃过一次，其后相当一段时间为之痴狂，那清香那甘甜，似乎至今依然萦留于齿间。
“黄浆粑”以玉米残渣为主，淡黄色呈糊状，装在蒸饭的小瓦罐里蒸熟，口感细腻味道微甜，是麦麸米糠完全不能相比的上等食品。大饥荒前药厂怎么处理这些制药残渣不知道，大饥荒到来，这些残渣摇身一变，成了与药厂没有瓜葛的市民们不能企及的宝物。我向同学打听到它的来处，无数次放学之后跑到位于嘉陵江对岸的大新药厂，试图买“黄浆粑”。我在药厂周围久久地徘徊，却从未见到有“黄浆粑”出售，每一次，我都从满怀希望到极度失望再到垂头丧气。终于有一天，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情绪的大起大落，鼓足勇气问及同学，才得知那东西被药厂的职工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偶尔拿点出来卖，也是在半夜里，药厂职工的亲戚朋友事先获知内部消息才能买到。同学还说，若是白天公开拿出来卖，怕是要抢得头破血流。
那些年，除了街头的乞丐多起来以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乞食方式，更确切地说是抢食，我们的城市里把抢食的叫作“抓精”。“抓精”多是一些半大少年或青年，也有部分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他们天天在饭店或食品商店门口转悠，但凡有老弱、妇女或儿童拿着吃的，就冲上去一把抢过来飞也似地跑了。被抢的儿童受到惊吓不知所措，只能扯开喉咙大哭；妇女老弱是想追又追不上，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果腹之食随着“抓精”远去。
“抓精”们的另一个手段非常有“创意”。在那个任何人都没有富裕的口粮可以施舍给别人的年代，如果没碰上妇女、老弱或儿童可以强行抢夺，他们会瞄准青壮年手里的食物，箭一般射过去往别人的食物里吐一口唾沫。“抓精”们奇脏，一身恶臭，一般人见到都绕着走，哪里还吃得下被他们的唾沫污染了的东西，就这样，“抓精”把沾着他们唾液的食物从从容容大摇大摆地拿走了。
一个星期天，为了买一只锅，我们得以跟着父母上街一逛了一圈，尽管大街上几乎什么也买不到。“大炼钢铁”把家家户户沾铁的容器都一网打尽了，“自然灾害”降临后，国家倡导自救，而“锅”是自救必须的用具之一。今天，满世界大大小小的超市里，搪瓷汤锅、瓦煲、不锈钢汤锅、炒锅、不粘锅、高压锅、电饭煲、焖烧锅等等各种炊具琳琅满目，可大饥荒那会儿，商店里连现在已经基本淘汰了的铝制锅都买不到，唯一见得到锅的地方是白铁皮手工作坊，那里能买到工匠们用白铁皮敲成的锅。
待工匠把一只锅做好，已经到中午饭点了，我们一家就顺便在北碚区体育场旁边叫“农家乐”的小饭馆里吃午饭。
“农家乐”并非现在接待城里人去乡下休闲放松服务设施齐全档次不低的农家乐。小饭馆之所以叫“农家乐”，估计是因为农民进城卖掉自产农副产品后，经常顺道光顾吃一顿廉价的饭食。我们进去后，只按定量要了每人一碗稀饭和一个馒头，稀饭放在各自的面前，馒头放在桌子中间的一个盘子里。还没有来得及端碗和拿馒头，一只肮脏的黑手突然从我和妹妹之间伸向桌子中央，传说中的“抓精”现身，一把抓了几个馒头飞奔而去……，我和妹妹都吓呆了。之前只是在别人摆的龙门阵中听到关于“抓精”的各种传闻，亲历以后，才知道那情形有多么惊悚，我们馒头没吃成，稀饭也差点喝不下去了。
那几年国家的蔬菜供应基本停止，虽然每人每月还有蔬菜票，菜店也每天开着门，但里店内总是空空的。想必是当时，郊区农村蔬菜生产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把菜地都种上了粮食。间或有农民拿一点菜到城里的市场上来卖，那价格高得让人咂舌，我们这样的人家都不敢问津。算起来，我们家的收入在那时还属于中等偏上，比我们收入低得多的家庭应该占了70-80%，有些工人家庭七八口人，总收入不过30-40元。我记得，因国家政策变化而逐步开辟出来的自由市场上：鸡蛋，一元五角钱一个；活鸡，十元钱一市斤；一只鹅的价格是一百八十元。至于一般的蔬菜，印象最深的是妹妹过生日，父母在街上碰到一个挑着南瓜的农民，问过价钱之后买了一个老南瓜，八斤重，花了六元四角钱，相当于低收入家庭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开资。
有一次，我听说上游城市合川县运来了几船胡萝卜，只要两角钱一斤，也无需任何票证。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放学回家我立即告知了母亲，母亲当即给了我两元钱，让我第二天去河边买十斤。
第二天下午在教室，我无意间跟同桌说到放学后去河边买胡萝卜的事，还把两元钱掏出来显摆了一下。同桌表现出很兴奋的样子，他说要和我结伴去河边。课间休息时，我把钱夹在书里就出去了，直到放学前我都再没把两元钱放在心上。
等我收拾书包准备去河边时，发现钱不见了。我把书包里的书全都抖搂出来，一本一本地翻，没有，脑子一下子死了机，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只是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教室里团团转，找遍了课桌周围和身上的每一个口袋，还是没有。同桌也格外关心，帮着我四处寻找……
我一直挨到晚上七点多钟，才无可奈何地慢慢往家走，幸好父亲去成都编教材了，否则我肯定逃不过一顿痛打。母亲倒是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她很难过。好些年过去了，某一次我听说曾经同桌因为盗窃被判了刑，猛然想起了那次他在教室里过份热心地帮忙寻找我丢失的两元钱，心抖了一下，当时，打死我也不敢把想象力指向“他拿了我的钱”。
在食堂吃了一段时间盐渍老生姜后，开始有菜吃了，但只有两种菜——藤藤菜（现多称空心菜或蕹菜）和牛皮菜（现在市场上比较少见了，据说这种菜营养价值低，会引发一些病。不过我在德国超市看到有卖的，价格还不便宜）。这两种菜都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高产菜。藤藤菜什么地方都能生长繁茂，需求少奉献大，无需太多的料理就可以收获，而且春夏秋三季都能出鲜菜。食堂里顿顿卖少油的清炒藤藤菜，还自制腌菜——把藤藤菜晒得半干，压在大瓦坛里，压一层厚厚地撒一层盐，腌上几十坛子留待冬天。
腌制的藤藤菜，人们戏称“老梭边”，到冬天拿出来吃的时候，呈酱黑色，苦咸中带一股腐烂的臭味，吃起来真是有难度，又绵又韧，嚼得人腮帮子发软，往下咽的时候一半到了食道另一半还在牙缝里卡着。食堂的厨工师傅们偶尔也用老梭边来做包子。有一次吃老梭边包子时，母亲拿了一点不知从哪里得到的菜油，我们往包子里滴几滴菜油，老梭边包子嚼起来满嘴飘香，那滋味，很多年以后吃海鲜大餐，也再没有出现过。我那时正处于身体需求特别旺盛的阶段，在吃的问题上常常有些像“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那个贪心的老婆子，每逢吃这样的包子我总爱进一步幻想，如果这几滴菜油滴下去老梭边能变成肉，该有多好啊。
为了解决粮食不够吃和蔬菜供应困难的问题，在国家的倡导下，学院里家家户户（当时教职员工住宅，平房占大多数）都把自己房前屋后的空地挖出来种上各种蔬菜。可是，这些地都是生地，并不适合种植农作物，人们又设法把自己家里的小便留下来，解决浇灌生荒地的肥料问题，慢慢的地里也就长出了不错的菜蔬。到了收获的季节，房前屋后有如儿歌所唱：“青菜青绿莹莹，辣椒红像灯笼”，“南瓜藤开黄花，吹起金色的小喇叭”，“紫色帽紫色花，紫色瓶里装芝麻”，五彩斑驳，倒也是十足的田园风光。
各家各户种得最多的还是高产的牛皮菜。食用牛皮菜无需将菜连根拔起，只要把靠近根部外围的叶子摘掉，中间的嫩叶很快又肥大起来，周而复始。牛皮菜源源不断地把它肥厚的菜叶提供给人们食用，陪伴着千家万户度过了粮食极其短缺的日子。
不知别人家怎么食用，我们家是每晚用一只26厘米的铁皮锅，把洗净切成段的牛皮菜放到滚水里煮熟，然后连锅端到饭桌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用筷子挟起来，蘸点酱油吃，补充粮食不足造成的饥饿。事实上，牛皮菜没有多少营养，它之所以成为了菜蔬中的明星，也就是因为它不需要精耕细作还高产，在粮食匮乏、土地资源又有限的情况下，它那“取之不尽”的菜叶可以塞饱人们的肚子。到食品渐渐丰足起来以后，牛皮菜就慢慢失宠，食堂里用很多油炒出来的牛皮菜，人们也不太愿意买来吃了。
那年月，我最高兴的有两件事，一是家里每月一次的“糕点会餐”；一是食堂的“素牙祭”。
国民经济开始逐步好转的时候，恢复了一些副食品供应，比如，每人每月凭糕点票可以买四两糕点——两个“高级饼子”。之所以叫“高级饼子”，是因为饼里有馅儿。当时供应的糕点多数是没有馅儿的甜酥饼，就像现在的桃酥，但质量远没有现在的桃酥好。我们家把每人的两个饼子集中起来当一餐饭吃，就意味着让我们小孩饱饱地享一次口福。如今那些把麦当劳、肯德基都吃腻歪了的孩子肯定无法理解，两个“高级饼子”能够痛痛快快一次吃完，对童年时期的我们是一种多么豪华的享受。
食堂的“素牙祭”，是可以吃到“老梭边”之外的其它菜蔬，炊事员将这些菜蔬做出一些花样，比如把南瓜裹上粉用油炸；把茄子做成茄饼等等。食堂准备“打素牙祭”，会在头一天贴出通知。第二天早餐刚结束就有人开始排队，当然不是人站在那儿，而是放一个旧瓷搪碗或铝制饭盒之类的餐具在那里。
到了中午，食堂便跟过节一样热闹，人们都早早来到窗口排起长龙，那些用来排队而主人又没及时赶来的饭碗饭盒，被孩子们踢得满地滚。排在前边的人端着饭碗挤出队伍，后边的人全都伸颈侧目，看看是些啥新鲜的花样。
这样的素牙祭，越到饥荒年接近尾声时次数越多，质量也越好。再往后就不全是“素牙祭”了，几年不见的肉类终于回到公共大食堂，再从公共食堂卖饭窗口回到我们的碗里、肚子里。到供应恢复正常以后，“打牙祭”就成了食堂的传统节目，被保留在了重大的节日里。
1961年底至1962年初，生活开始好转。商店里供应的东西渐渐多起来。最初，商店里时不时出售一种“裸体糖”——没有糖纸包的硬糖块，不用糖果票就可以买。刚开始排上一两个小时还不一定能买到，不久之后其他糖果出现在商店的柜台上，排队抢购低档“裸体糖”的现象随之消失。肉店里开始有了不凭票的高价肉出售，自由市场上的蔬菜也逐渐便宜下来。
饥荒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远去，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现在知道，由于中央一线领导采取了一些后来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措施：所谓“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等，三年的大饥荒过去不到一年，经济就恢复到跟饥荒年前一样了。那时还只是一个少年的我，不可能了解太多，只知道吃的东西多起来、好起来了。
那段时间最愉快的是每逢星期六，父母都要带我们三个孩子上街，先去看一场六点钟左右的电影，从电影院出来就到街上的某个饭馆去吃一顿饭。我们去得较多的是“留园”，“北方水饺”等中等饭馆，经常吃的是水饺、刀削面、大汤圆、醪糟汤圆、担担面、抄手、猪血汤等等，以小吃为主。
那时开饭馆的（绝大多数是国营，文革前还有个别是个体）生意真是好做，从开门到关门，从来不用操心客源。饭店无需千方百计找门路吸引顾客，相反，饭店卖什么顾客就只能毫无怨言地吃什么，菜牌上明明写着的菜，一问，服务员眼睛乜斜着冷冰冰地甩出一句——没有！想吃的人就只好打住，不敢多问。有“不识相”的多几句嘴，服务员立马用一双死鱼眼瞪着你，又讽刺又挖苦，那神情让你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臭要饭的。
事实上，饭店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员，饭店不过是高级一点的食堂：顾客自己在窗口排队买票，再到出菜窗口排队取饭菜。看看现在，大到星级宾馆酒楼，小到路边夫妻饭店，为招徕食客，迎宾的姑娘一个赛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能说会道，服务员的笑容一个比一个甜蜜。顾客想吃什么就做什么，顾客点的菜没有了还一个劲儿地道歉，各种菜肴、主副食品既要保留传统“节目”，又要不断花样翻新。就这样，还时不时耳闻目睹：今天这家酒店转让了，明天那个饭馆倒闭了，真是不易啊！
2018-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