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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从北京移民到吉林
来源: 二闲堂 作者: 夏至雨 
作者按：北京市在一九五八年根据当时主政的某位领导的指示，向东北吉林省移民。我家就是有幸在一九五八年被移民到了吉林。虽然这次移民的人数不是很多，约有一千余人，毕竟也是关系老百姓生存、生活的一件事，被移民的人的生活乃至命运毕竟受到了一定影响。至今我未见到有人写过这件事，于是简略写下记忆中当时的情况，以备一格。
一九五八年我十一岁了。我家住在朝阳门外，那时这里虽然环境显得比较陈旧，但确是很繁华的地方，商业和生活设施很齐备，食品、百货、餐厅、茶馆、照像、银行、影院、剧场、书店、医药、住宿一应俱全，也算是北京一处适合老百姓居住的地方。
我当时上小学四年级，全家三口人，住在朝外大街旁的一条胡同里，离大街不远。父亲原来摆小摊卖些食品、小杂货，实际是连家铺（这条胡同有不少这样的小铺），母亲除了洗衣、做饭操持家务外，也帮忙经营小摊。1956年全国搞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有点规模的私营企业都搞成公私合营了，剩下一些小商小贩因本小利微，搞公私合营不够资格，但是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个体经营，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由十几家类似的小商贩，组成了集体性质的“联营商店”，有点类似于农村的互助组。我家的小铺就成了联营商店的一个小“门市部”了，父亲成了联营商店的采购员，母亲成了“门市部”的售货员，当时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共六十元。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的一天，父亲回家来说，组织上（联营商店大概是归区商业局管）根据上级要求动员一些人到东北去“支援农业”（其实这就是按彭真指示搞的往东北移民），他已经报了名，没说是自愿报名还是怎么报的名，过几天全家就都要走了。此事不知父母亲有没有商量，有没有不同意见，因为这几天我照旧上学，家里的情况不太清楚，至于父母是怎么想的就更不知道了。总之，全家就这样匆匆准备去东北了：小摊停业，我办转学，家里迁户口，变卖一些东西，准备行李。虽然很多亲友来劝父母不要去，说到那边生活不习惯，体力活重等等，但是我们还是去了。
六月十五日的清晨，一辆大卡车把我们三口人和几件行李（一个三屉桌、两个木箱和衣服、被褥）一齐拉到前门火车站。车站里人声鼎沸，大部分是像我们这样拉家带口，携带行李，举家迁移的。不一会，行李装上了行李车，我们都上了客车，这个车就是普通的硬座绿皮车，但却是为送移民而开的一趟专列。（这是往东北移民的第一批，据说原计划共三批，但是不知何故第一批走了之后，另两批没有成行。）
随着火车的移动，我们离开了北京，向那未知的地方前进。我因为年纪小，是第一次坐火车，所以感觉很新鲜，和几个小孩在车厢里乱串，还到列车员休息室去玩。在火车上吃的是自带的食品，路过一些大的车站在站台上也有卖吃食的。晚上我就躺在铺了报纸的车厢座位下地板上睡觉。大人们就只能倚靠在座椅上休息了。
火车开了两天，第三天早晨到达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又叫郭前旗。郭前旗在吉林省西部偏北，离长春市约三百多里，当时从长春到郭前旗不通火车，从北京来是绕道白城子到达郭前旗。下了火车，所有的移民被分到了远近不等的各个乡村。我们在站台上找到了自己的行李，也找到了我们要去的村里派来接我们的大车，于是一家人和行李又上了四匹马拉的大车向最后的目的地——吉拉吐乡粮窝屯进发。和我们分到一个屯子的共有五户，这五户虽然都来自北京原来却互不相识，不知为何给分到了一个屯子。除我家外，一户姓宋，两口大人，三四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女孩，和我差不多大。一户姓孟，就是五十多岁的老两口，还有两户是两个单身汉，姓什么就不记得了。
粮窝屯在县城的东南方向，距县城大约十二里，坐上大车，离开车站，看到吉林农村的景象，田野是十分的辽阔，放眼看去见不到人家，虽已是六月，却还有人马拉犁在地里耕作，看来是要种大秋作物。大车沿着土路前行，大约一个多小时，车已经进到了村里。这个村子很大，估计有几百户。我们北京来的五户被分到不同的人家住。在北京的时候，据动员移民的工作人员讲，到农村，你们的吃饭、住房都安排好了。原以为会有自己的住房，结果是到老乡家借住。我家被分到本村西北角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院子很大，院墙就是土坯垒的，院门是用木板条钉的，没有门楼。（这个村的院子好象都没有门楼）进院门到屋门有二、三十米远，院里种了一些蔬菜，院墙是土黄色的，房子也是土黄色，房顶是用泥抹的，没有铺瓦，这里的房子大多是这样。院里北房三大间，中间是堂屋也是灶房，四个墙角有四个灶台，东、西里间是卧房，也是起居室，各有南北两个大炕。这户人家是哥两个和老父亲及孩子共三代同住，东屋是老人和二儿子一家住，西屋是大儿子一家住，我们来了就借住在大儿子住的西屋。从堂屋进到西屋，左右各有一盘土炕，炕上铺着苇席，炕很大，可以睡五六个人。屋主两口和三四个孩子睡南面靠窗的炕，我们一家就住在这个屋的北炕。在北京没见过一个屋子里有两盘炕，住两家人的。但是到了这里，没有别的办法，尽管非常不习惯，也只好先住下来再说。
这家人对我们还是很热情的，一进来就问寒问暖，二儿媳给我们送来一碗菜粥和几个咸鸭蛋，还说，你们咋从北京到这疙瘩遭罪来呢？我们也不知如何回答。我和妈妈想到外面看一看，就从院里出来向北一拐，来到了村外。但见空旷的原野，一望无际，只有庄稼地，还有稀疏的树木，几乎没有人影，显得有些荒凉，不知怎的，心里一阵悲伤，于是我哭了起来，妈妈也陪我流下了眼泪。过了一会，心情慢慢平静了，又回到了屋里。
安顿下来以后，农村生活开始了。当时是高级社阶段，村里分为几个生产队，我父亲当时已经五十七岁了，所以被分到副业队又叫老头队干活，也算是一种照顾吧。虽然是在老头队，但是也有很重的活，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是到工地上挑土，可能是修什么水利设施，每天干完活回来都是很疲劳的样子。母亲分到什么劳动组织我记不清了。我是到小学校去上学，在学校里，同学们很友好，几个男生围着我这个新来的问长问短。但是到校后只上了不到一个星期的课，学校就放“农忙假”了，这一放就是十多天，学生都回家去帮助干农活，还要在学校参加集体劳动。农忙假结束没多久，上了不多日子的课就又放暑假了。总之，我在这个学校几个月，上课的时间不太多，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参加劳动。暑假时我们的任务是深翻土地，每人都有一定的定额，每天大概要翻一分多土地，各人自己从家里带铁锹。我家里根本就没有劳动工具，没办法，就和房东借，结果借了一个大平锹，这个锹是装卸煤炭、石灰等用的，锹口是平的没有尖，面积较大，把也很长，几乎比我还长，根本就不适合翻地用，可是没有别的只能用它。我本来就个子小，从来没干过这样的活，又用这样一个工具，所以每天都完不成定额。快到傍晚，别人都干完活回家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里笨拙地用力翻动那巨大的铁锹，有时房东家的女儿会来帮帮忙，给翻一些，直到天黑，我干得的成果仍是全班最少的。
在这里的日子，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开始的一个多月，生产队里给我们按人口发粮食，也不用交钱，先记帐，大约是等秋后收成了再算帐。粮食有玉米，高粱，也有一部分白面，而且都能吃饱。大约到了七月份，这里成立了“人民公社”，又建立了公共食堂，全体村民都到食堂打饭，回家去吃，吃的主食有高粱米饭、大贴饼子，副食还有炒菜，如妙洋白菜、土豆、胡萝卜等等。打饭的量还不小，我记得有人一顿能吃三碗高粱米饭，那米饭是两个平碗合在一起算一碗，三碗饭的用米量至少有一斤半。吃公共食堂的时间不是很长，可能是这么放开肚皮吃食堂坚持不下去了，又让各家各户回家自己做饭吃了。
我家来吉林后最开始就是住在本村西北角的那一家，和他们共居一室。虽然我父母都是五十多快六十的人了，我还是个小孩，但每天不分日夜两家人都在一间屋子里生活，可以想像得出实在是不方便。大约住了一个多月，我母亲在本村最南面一家租了一个小暖阁，这样我们就搬到了村子的南头。这家人的房子并不很多，只是两间北房和一间西房。北房分里外屋，里屋他们四口人自住，外屋有灶，还有一个小暖阁。这个小暖阁其实就是把一个炕用木板隔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小空间，面积也不过四、五平米，我们搬来就住在这小暖阁里。虽然面积小，但毕竟是分室而居，比原来总算改善了一点。西屋本来是这家的大女儿和女婿住，过了一段时间，大女儿一家搬走了，我们就租住了西屋，这间屋子大约有十平米，住起来比以前就好些了。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这个屯子还没有电，所以每天晚上天黑了就只能点煤油灯。煤油灯是用小玻璃瓶做的，没有罩子，所以冒烟很厉害，油灯不太亮，所以要离得近才行，在灯下看书或是写字，完后鼻子里都被灯烟熏黑了。
在农村吃饭除了要有粮食，还要有燃料。这里没有煤，只烧柴草。刚到农村时，给我们分了一些柴火，过了一段时间就只能依靠自己解决烧火问题了。别人家有去年收的秸杆，我们没有，就只能由我母亲和我两个人到村外松花江边去打草。这个屯子紧靠着松花江，出了屯子东面过了大堤就是江边，江边有大片的草旬子，长满了野草。我们到江边挑那些比较粗壮的草用镰刀割下来，用绳子捆好，大约有三十来斤，我和母亲各打一捆，背回家来，要晒干以后才能用。柴草不禁烧，做一顿饭差不多要用多半捆草，这样，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割草才行。
在吉林住了几个月，生活逐渐也有点适应了，但是还有不少问题。到了10月底，天气越来越冷了，过冬的安排还没有着落。农村当时是一年一结算，平时没有任何金钱收入，虽然吃饭由生产队借给粮食暂时还不成问题，可除了吃粮，别的花销都是靠从北京带来的积蓄，买油、买盐、买本、买肥皂、理发、交学杂费、交房租等等都要钱，原来的积蓄并不多，现在是越花越少。这点钱花完了怎么办？农村是靠工分吃饭，我父母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从来没干过农活，现在生产队里只能算个半劳力，工分肯定不高，我还未成年，到秋后算帐，我们家扣除今年吃的粮食，恐怕剩不下多少余粮，明年该怎么过？我父母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不由得盘算这件事，越想越觉得困难大，问题多，对前途没有一点信心。思来想去，觉得在这里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办法是回北京。
当初从北京来的时候，是办了正式户口迁移手续的，现在想回去就没有人给你办手续了，回到北京既无户口，也没有粮食供应，生活上肯定也有不少困难，而且这里生产队让不让走也不知道，如果不让走怎么办？这么一想，回北京也不容易。可是北京有亲戚，有熟人，在北京住了几十年，毕竟比在这里有办法，为了今后，还是回北京是条路。主意已定，我和母亲到郭前旗买了到长春的长途汽车票，因为这里没有到北京的火车，只能先坐汽车到长春再转火车到北京。
十一月初的一个夜里，我们三口人带着随身的衣物，来时带的其他行李就只能丢弃了，悄悄地离开了住了近五个月的粮窝屯，向县城方向走去。黑灯瞎火的路又不熟，不知走了多少弯路，三口人足足走了四五个小时，终于在天亮的时候赶到了县城的汽车站。上了汽车，心里踏实了。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长春。又赶到火车站，买了当天晚上到北京的直通车的车票。第二天的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回到了北京，看到了高大雄伟的前门城楼。
回北京后，我们没有户口，父母没有正式工作，我也没法上学。为了生活，父亲和母亲想尽一切办法当临时工，干点杂活、零活，父亲给冰窖拉冰，母亲给帽厂做手工活，亲戚朋友不时接济一点钱和粮票，特别是粮票，（当时还没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市在外面的餐馆、食堂买粮食制成品还不要粮票，粮食供应还不是特别紧张。）就这样凑和过日子。经过多次申请，又过了将近半年，一九五九年三月，派出所终于给我们上了户口，父亲也被安排到区副食品公司下属的副食基地当饲养员，每月二十五元工资，母亲被安排到豆制品厂当工人，每月三十元工资，我则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又回到小学上学，只是念五年级（一九五八年九月就应该读五年级，结果到吉林去了一阵等于休学一年，低了一个年级）。一家人才又回到正常生活。
二OO九年五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