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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上海生死劫(105)
来源: 上海生死劫 作者: 郑念
下午，席告诉我已与第六医院任牙医的表姊联系好了，次日上午就去检查牙齿。
“那是‘开后门’，我们不必清晨即去医院排队，我已把你的名字年龄都写给她了，她可先代你填好病历卡挂好号，把你的病历卡放在其他人前面，然后我们到了那里就立即可就诊了。”席说。
“那不违法吗？不会给你表姊添麻烦吗？”我很有点担心。
“不会的，现在大家都这样。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后门’病人，连党员和上级领导也带着他的亲友来走‘后门’。”
在我关在第一看守所期间，中国似乎已变了，不是向着文化革命认为的引导国家向前走的方向变化。第二天席与我一起去她表姊处。果然，一切如席所说的，虽然候诊处已座无虚席，但我们就直接进了诊室。里面也有其他的“后门”病人。奇怪的是，并没人对此提出异议，其他人只是坐那儿看着我们，好像默认，我们可以先他们而进去。虽然他们已等了多时，而我们刚刚到。
我问席为什么等着的众多病人能如此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不平待遇？席说：“他们自己也有其他‘后门’，尽管在这里没有，但在别处，他们有他们的优先权。”
“那没有‘后门’的人怎么办？”
“就找吧！只要你有亲友，总会找到‘后门’的。”她跟我说。
这是我首次接触“后门”的概念。但过了些时候，我自己也成了个“开后门”的专家。我给亲友们义务教授英语而换取了各种“后门”之途。随着中美关系的和解，科技材料开始进口了，因此需要大量的英语，从而要求大批英语师资。有抱负的青年，都向往能任政府机构出国代表团的翻译，也有因准备移民而学英语的，要求跟我学英语的信件如雪片一样源源不绝。
当中央下文可以解冻外汇存款，以争取即将枯渴的侨汇时，我有机会取回一笔数目较大的款项。这原是我汇到中国来准备去友谊商店购买一些仅凭外币供应的紧俏商品。通常我用以购买冬天烧暖气的煤，还有修房子的木材。因为当局只批准我动用汇款的百分之二十购买上列商品，所以这么些年来，余款倒也积了不少，一旦这笔钱还给我了，我的经济就没有问题了，还可以此来酬谢为我开“后门”的人。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当时席把我带往她的牙科表姊处，当着这么多先我而来，却不能及时就诊的病人进入诊疗室，我总有点觉得不大习惯，不大光彩。
席的表姊检查了我的牙齿，说我牙齿的状况很不好，牙龈炎受感染太久而给耽误了，因此一般处理没有效。她说：“虽然你的牙齿一只也没有坏，但全部要拔掉。”
她又看看我瘦弱的身子，接着说：“你体质不太好，不能每天拔牙，只好每隔一天拔一个，另外我给你开个证明，你可以订一瓶牛奶，假如能买到，每天还要吃几只鸡蛋。待你健康好转一点，我们就可以缩短拔牙的间隔了。”
从医院出来后，席陪我去店里买了一台我十分需要的钟。店堂外边，一个男人坐在一只矮凳子上，前面是一架磅秤，花上三分钱，就可知道体重。我称了一下，连衣服在内，总共只有八十五磅，比我原先要减轻三十三磅。以后，我总定期去那老人处称体重，直至我离开上海。
待我体质渐渐康复以后，牙医就每天给我拔一只或两只牙齿，直至一只不留。她说要待牙龈的肌肉老化后才可装假牙。我很沮丧，因为这样话也说不清楚，没了牙齿，就只能吃流质。而且当我在镜子上看到自己那副没牙的形容时，总感到好不自在，因此我给自己套上只大口罩，即便在家里也是如此。
一天席跟我说，我现在的身体，已可以独自一人上街自由走动了，因此她要回贵阳去了。她的家人在等着她。我十分感谢她为我做的一切，对她的离开我颇感依依惜别。
一个周日早上，孔来了。我们坐在阳台上和熙的日光下，他也讲不出更多有关曼萍的遭际，但他也怀疑上级所作的那个“自杀”的结论。
“我与曼萍相识很久了，我们十几岁时就相识了。她的性格不像会自杀的。另外，她在体委做了些什么？谁把她带去的？肯定不会是我们厂里的造反派带去的，他们完全可以在制片厂里审讯她。”
“会不会因为她曾任过女子划船队队长，所以被带往体委了？”
“不，我想不会。上海体委已解散了，那所大楼被上海民兵司令部的附属机构所接管。听说里面有个秘密审讯处，进去的人凶多吉少。”孔说。
他站起身去阿姨房门口张望了一下，怕她在偷听。
待他回到位子上，我忧虑地问：“那边有上刑吗？”
他久久没有出声。我又重复了一次，他才说：“唉，带去的人，死在里面的不仅曼萍一人。”
于是我脑海中浮现的曼萍，不仅仅只是躺在一摊血泊之中，而且她那苗条的身子还是遍体鳞伤，给折磨得体无完肤。那么惨！我浑身打了个寒颤。
“所有她的朋友都为她的死而伤心。”孔说，“有一天，我总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的。但目前，一点办法也没有，政治形势还是很不稳定。”
“总理不是出来主持工作了？”我问。
“林彪死后，总理权是大了些，但江青和她那伙人还在，他们不把大权夺到手，是不会罢休的。当林彪自我爆炸后，他们不得不暂时隐蔽一些，因为在文革初期，江青与林彪是关系相当密切的。且总理又病重了。北京来我厂参观的人说，总理得了癌症。”
“哦，那太可怕了！”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