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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上海生死劫(141)
来源: 上海生死劫 作者: 郑念
那晚，我辗转不能成眠。在夜的空寂之中，我静静地躺着，回忆着那已逝去了的岁月。我的女儿，在我眼皮下渐渐长大了，由澳大利亚堪培拉一个胖呼呼的圆脸婴儿，成为一位风姿绰约的上海姑娘。我终究未能为她彻底平反，我为自己无法冲破种种阻力而失望！我为在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第二天，有关电影厂的追悼会见报。曼萍的名字，也在这些已亡故的艺术家之中。另外，我本人得以平反的消息也传开了。从第二年元月直到春节期间，许多人来探望我。在以往那阴郁的日子里，要与我保持距离或回避我们母女俩的亲友，现在表示出我是他们最亲热最接近的人了。他们喋喋不休地表示为我担忧，为曼萍的早逝而流泪，有些人想搬过来与我同住，以便可以照顾我。也有人提出，要把他们的孩子过继给我。但没有一个人企图向我解释，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他们之时，没有人给我一丁点的同情和帮助。不过他们对此毫无羞愧之意。一是因为当时他们自己也陷入困境之中，二是因为这些人和其他成千上万中国人一样，生活在极左派的阴影里。他们想，我对此是能够理解的。
银行归还我的钱钞，即便不算抄走的现金，我也花用不完。在居委会支部书记处，我得悉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坏的托儿所幼儿园，将计划重建。我向支部书记捐献了六万元人民币（按一九七八年的汇率，约合四万美金）。我还将现金作为礼物，送给我和丈夫的亲戚，还有曾经帮过我忙的青年、我的老佣人，及亚细亚老职员的遗属。她们的丈夫们，已在文革中去世了。政府为了吸收落实政策时发出的货币，在市场上投放了许多家用电器，如日本进口的电视机、电冰箱等，还组织旅游社开展风景区的游览。投放的商品价格昂贵，如日立牌二十英寸彩电，定价在两千元人民币以上。但上海市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已如饥似渴，因此大家都急着要抢购。
一九七九年新春，中美正式建交了。这种外交关系的发展，解除了人们从前学英语时所持的一种本能的恐惧。当我每天清早，去公园参加太极拳训练班时，可以看到在长椅上、走廊里、亭楼间，到处都是在大声朗读英语单词的青年。“美国之音”广播的英语课，也极受人欢迎。青年们都敢于购置高灵敏度的收音机以便收听外语广播。事实上，除了英语课，他们也收听英语新闻广播，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政府并不采取措施以阻止这种倾向，即便不学习英语的人，也可以公开收听“美国之音”。过去在中国，一贯禁止收听短波，那些秘密收听的人，也绝不敢把听得的内容四下扩散传播。
现在大家不但自己听，还要公开议论。学校里英语被作为第一外语，就是只有七、八岁的稚童，也在学习英语。如今，每每碰到当年称我为“特务及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学生们，我也以“good morning”和“good afternoon”与他们招呼。
新年过后，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党支部书记，来登门邀请我任他们的英语教师。
“我是专程来聘任你参加我们的英语教学工作的。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培养外语人才，尤其是英语方面。我们英语系正在筹划扩充人员，拟招聘一批新教师。”他多少带点矜持地笑着说了一通，为当前掀起的英语热而感到欣然。
我已听说过，过去亚细亚公司有一位医生，也被上海外语学院聘去当英语教师。但我却不愿受聘，因为这会影响我出国的。无职业，是我可以取得出国护照的有利条件。因为如是，当局就不可能再以“工作需要”而来留难我的申请了。但我必须委婉地推辞掉，不致惹得他们不高兴。
“你们的登门拜访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说：“你是系的书记，担子很重，却仍在百忙中抽时间来聘任我，我真觉得十分光荣。但我想我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过去曾有过一段十分不愉快的经历，而且我还动过一次大手术。”
“这些我都了解。”他说，“我已和公安局联系过了。”
“既然你已经与公安局联系过了，那你也一定知道，我是最近才获平反。我需要时间处理一些个人的私事。”我对他说。
“你愿意为人民服务吗？”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著名口号。这是从一九四四年毛泽东追悼共产党员张恩德之死的一篇文章里摘录出来的名言。每当共产党对人们提出任务而不被对方所接受时，就会用“你愿为人民服务吗？”来质问对方。
自然我不能对他说我不愿为人民服务，因此只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权且应付一下。
“你能同意让我在家里收教学生吗？”
“你意思是，个别给他们辅导？”
“是的。”
“我怕我们学校无这种先例。你不来学校授课，我们怎么给你支付薪水呢？”
“我可以不计报酬，义务教学。正如你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嘛。”
他沉吟了一下，说：“我把你的意见带回去与学校讨论一下，决定后再与你联系。”
他告辞了。
从此再也没有声息了。我给他出了个难题，令他手足无措，却也顾全了他的体面。这样不是我回绝了他，而是他回绝了我。这是对付某些“老子说了算”的人的唯一妙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