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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中财院八八队炮打中央文革穆欣始末
来源: 文研 作者: 华夏文摘
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
根据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通知》，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5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宣布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立。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名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中。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穆欣被信任与重用，出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并借助《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为中央文革收集与反映文革运动动态与情况。
穆欣能进入中央文革，当然是因他表现出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左派”立场。文革发动之初，1966年5月8日，穆欣在其主管的《光明日报》发表关锋所写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与同日江青在《解放军报》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互相呼应，公开打响了攻击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第一炮。
随着文革运动的迅猛发展，中央文革地位不断提升。到66年底，中央文革，被称为中央文革中的北京“四秀才”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已在红卫兵造反派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与威信。他们被视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他们的讲话，他们的态度，对造反派群众已有巨大的影响力，影响其在那段历史时期选择造反方向的决定作用，这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
二、穆欣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
1966年，李先念，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务院财贸口，下属有财贸办公室、财政部、人民银行、商业部、外贸部、粮食部、供销总社、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前进报社。财贸口有部属高校四所，即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商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
1966年，林彪国庆节讲话与《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国务院财贸口与所属高校文革运动的发展，和全国运动形势一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群众运动，自然波及向所属高校派出工作组的国务院主管部门。财贸口造反派批判矛头指向了李先念。
1966年12月23日，从下午3时起到晚8点，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先后在国务院紫光阁与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国务院财贸口各单位造反派组织代表与各单位造反派群众。姚依林、马定邦、吴波、王磊等财贸各部负责人均参与接见活动。在接见中，周总理表态支持成立“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支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总理说不但他要来参加成立大会与批判大会，还要帮助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派代表参加。为此，周总理委派了人民银行行长胡立教、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为联络员。
经过紧张的筹备，“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于1966年12月31日下午，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国务院财贸口各部门及直属院校造反派群众代表5000多人。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出席大会。穆欣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出席大会。
三、周恩来讲话后先行离场，突发部分激进群众要求李先念摘下红卫兵袖章事件
成立大会开始前，周恩来、李先念、穆欣等人在休息室，先行审阅大会准备的“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宣言”、“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以及大会拟定的口号等文件。周恩来用铅笔勾掉了文件中有关批判李先念的字句与口号。周恩来对大会主持人，中财院八八队的敖本立说：“对李先念同志不能打倒嘛。他是支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并告诉敖本立，因还有其它活动安排，大会开始他先讲话，讲完话后要先行退场。敖本立表示按总理的意见办，并请总理讲完话后绕场一周，与群众见面，同时接受群众献戴红卫兵袖章。总理高兴地答应了敖本立的这一请求。
敖本立宣布大会开始，请总理讲话。周总理说：
“同志们，我首先要祝贺你们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成立！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好！
同志们，你们这个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是在有一天晚上，我和李先念副总理，他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道向你们建议，并且支持你们的。你们这个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是我们国家系统各个战线上，第一个在一个系统中成立的组织，联络的组织。李先念同志，他也是第一个批判了财贸系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周恩来在结束讲话时说：“我因为有另外一个会，现在已经超过时间了，我已经晚到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接着，不可能再留下来，向你们表示歉意，但是我们支持了你们。”
周恩来结束讲话后，即带领李先念、穆欣，从主席台下到体育馆中间场地绕场一周，接见参加大会的群众。接见中，激动的群众代表跑进场中，给周恩来、李先念、穆欣三人献戴了红卫兵袖章。随后周恩来先行离开了会场。
周总理离场后，大会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这时，会场一角，坐的主要是北京外贸学院造反派处，高呼起批判李先念的口号，并齐声呼喊：“李先念，摘袖章！”同时有许多要求摘掉李先念所戴红卫兵袖章，并声言如不答应其要求，就要造大会右倾的反，就要冲击大会主席台的纸条递上主席台，交给了大会主持人敖本立。事态严重，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如不能妥善处置，大会就开不下去了。
敖本立面临两难选择，很是着急。心想这时只有中央文革的代表穆欣出面讲话，才能劝阻群众的过激要求，保证大会顺利进行。敖本立于是将纸条送给坐在其旁的穆欣看，请他出面处置，按周总理的精神，劝阻这部分群众的过激行为。穆欣表情冷漠，迟迟不作表态。在敖本立的一再催问下，穆欣表示，他不好出面讲话，而要敖本立自己处理。
权衡利弊后果，敖本立只得转而去做李先念的工作，请他自己摘下红卫兵袖章，以免出现冲击大会主席台，危及他的安全的严重情况。脸色铁青的李先念考虑了一下，就主动地摘下了红卫兵袖章。大会得以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完满结束。大会结束，李先念也得以安全离开会场。
四、穆欣给敖本立打电话，要求就摘袖章事件向李先念道歉
1966年12月31日晚，穆欣给敖本立打来电话，说：“敖本立，在今天的大会上，你们当众让李先念同志摘下红卫兵袖章，是对李先念同志的羞辱，是严重的不尊重李先念同志的行为，是错误的。中央文革是保李先念同志的。中央文革要求你们必须向李先念同志道歉。”
事后了解，在北京体育馆会场受辱的李先念，回到中南海住地后，大发脾气，并电话责问中央文革：为什么见其受辱，中央文革的人在场坐视不理？为什么不出面劝阻学生？中央文革无言以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责成穆欣给敖本立打电话，要求其向李先念同志赔礼道歉。
五、中财院八八队孙大圣支队炮打“反革命两面派”穆欣
敖本立及八八队都无法接受穆欣要其向李先念道歉的要求，认为如果要道歉的话，也应该是穆欣去道歉。认为穆欣明知周总理保李先念的态度，事发时不表态，不劝阻，事后却追究，不能理解。并因此对穆欣不满，觉得应该进一步去查一下穆欣这个人。
1966年底，财政部与人民银行所属高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派出“孙大圣”支队，进驻《前进报》社造反。1966年12月28日宣布查封了《前进报》。位于北京虎坊桥的《前进报》社，与《光明日报》社隔街相望。《前进报》社当时的负责人常芝青，与穆欣曾是《晋绥日报》时的同事。通过常芝青对穆欣的情况有所了解。1967年过了新年，“孙大圣”支队就进入了《光明日报》社造反，得到了《光明日报》社部分群众的欢迎。《光明日报》社的一些群众纷纷提供穆欣与他妻子张卉中的材料。很快“孙大圣”支队就写出了批他有事当面不表态，事后做好人的两面派行为等内容的“反革命两面派穆欣十大罪状”的传单，并在《光明日报》社印刷厂排版上机开印了十万份，在北京街头广为散发，引起轰动与广泛反响，外国众多通讯社亦迅速予以报道。
文革运动来，还没有一张穆欣大字报的冷冷清清的《光明日报》社，此时立刻热闹起来，七层办公大楼贴满了穆欣的大字报。“孙大圣”支队与《光明日报》社的造反派群众，又致信中央文革小组，强烈要求穆欣回报社接受群众批判。中央文革接受了要求，将穆欣交回了《光明日报》社。
六、李先念高兴地告诉敖本立：毛主席说：“有个‘孙大圣’，大闹天宫了！”
1967年1月12日，敖本立到中南海李先念住地，向李先念汇报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工作及财贸口运动情况，当敖本立讲到中财院八八队“孙大圣”支队，到《光明日报》造穆欣的反，并把穆欣从中央文革揪回报社批斗的情况时，李先念高兴地告诉敖本立：你们造穆欣的反，毛主席都知道了。毛主席说：“有个‘孙大圣’，大闹天宫了！”
七、陈伯达与关锋、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保穆欣过关
中财院八八队“孙大圣”支队炮打穆欣的行动，不但点燃了《光明日报》批斗穆欣之火，而且引来社会众多红卫兵组织的关注与参与。但事态的发展是不为“孙大圣”支队所能控制掌握的。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到《光明日报》贴出大字报，要揪穆欣的后台，矛头直指康生。
当时，北京、上海都出现了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康生、炮打张春桥的传单与大字报。
接着又发生了67年1月的“京西宾馆事件”，与67年2月的“怀仁堂事件”。
1967年1月15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队的敖本立等人。戚本禹在讲话中说：李先念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保的。你们批穆欣也不能批过了头，他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是有贡献的。不能说穆欣是反革命两面派嘛。
不久，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给《光明日报》的造反派组织“燎原公社”打电话，说：“我不保谁，一切人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考验，包括你我。”“穆欣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定的这个调子有没有把握？有没有证据？”“《光明日报》多年来工作是比较不错的，他发表了不少好文章，这样一下子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众怎么分别好人、坏人呢？”“不要轻信，不要没有虱子抓虱子。”
到了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穆欣的问题，并委派关锋、戚本禹到《光明日报》社接见群众，以保穆欣过关。
在《光明日报》社职工大会上，关锋说：“前几天，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一次穆欣同志的问题，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顾问康生同志，王力同志和我们两位（关锋、戚本禹）都参加了。”关锋表示：他与戚本禹对穆欣的评价与讲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关锋说：“穆欣同志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同志。有缺点、错误，甚至某些错误是严重的，但有成绩，应一分为二。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我们赞成，但批评应是同志式的，不是敌人。他回来时，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对他讲，回去，是自己的错误，要检讨，不是自己的错误，不要胡说八道。回来一个多月，你们的材料《十大罪状》、《大事记》都看过了，那些材料，有很多没经过查对，单就我知道的就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经过调查研究，得出正确结论不那么容易。”
戚本禹说：“我们认为，穆欣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我们认为，穆欣的问题，不是反革命，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两面派。”
戚本禹还说：“你们应当提高警惕，防止敌人钻空子。比如有人搞康老。有没有？有的。住在这儿的学生组织也有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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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锋、戚本禹接见讲话保穆欣后，轰轰烈烈的炮打穆欣运动就偃旗息鼓了。“孙大圣”支队亦撤回了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