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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琐记4 2026-06-02 05:54 来源: 监狱琐记 作者: 王学泰
1975年3月4日中午饭后，曹某说你的态度恶劣，文教局管不了了，公安局“传讯”你了。
传讯比拘留还低着一个档次，现在简单传讯，大约都是叫到派出所问一问，更客气一点叫到饭馆（真是应了“革命从不是请客吃饭，到革命就是请客吃饭”这句民谚）、茶馆、咖啡馆，聊一聊，警告一下，俗称“请喝茶”或“请喝咖啡”；时间长的，也有在宾馆开房间软禁的。这是政府有钱的表征。那时有的机关出差还没有宾馆住呢！当时的传讯一般是把嫌疑人关押到公安系统收容站。
房山县公安分局收容站在公安局内后院，后院中更大的一块是新建的拘留所、看守所。这两所合二为一，被有电网设施的高墙圈出，四个犄角有炮楼似建筑，上有当兵的守卫。候讯室是在它之外盖了两间平房，表示此处与拘留、逮捕有别。这两间房子不上锁（从外面反插着），里面还有火炉（因为进去时间在3月15日之前，按照北京的取暖规定，此时还有火），用以表示这里是收容和候讯，不同于拘留、看守所和监狱，然而，它比前三者更糟。
因为是“收容”，里面常常关有一些生活不能自理者，如流浪的精神病患者、痴呆者等。又由于这里的多是短暂关押，室内一切安排都没有长久的打算，也没有人为之清理、清洁。一踏入这间屋子，迎面扑来的是一股难以形容的、极其呛人的恶味，是臭？是腥？是臊？说不清楚，这股在外面很少能闻到的混杂气味弥漫着整个空间，我只想呕吐。屋内本是黑洞洞的，大门一开，南面的太阳光射入这肮脏的室内，在那一束强烈的阳光中仿佛有无数小虫飞舞，对面几个小鬼似的人吃惊地从炕上（实际就是半尺高的光板炕箱）爬起来望着我这个穿戴尚属整齐的新客。这就是我进的第一个“监狱”。在此之前虽然也倒过许多霉，但监狱还没来过，这次又添了新的阅历。它给我留的印象极深。
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位坐在屋里中心地上的年轻人，他蓬头垢面、头发齐肩、大头、细脖、消瘦、眼大无神。这人对外界反应很小，我一坐定，马上有人把他推开“疯子，你一边去”！众人争着围坐在我的身边。
“什么事？”这几乎是千古不变的老话题，新入监的犯人一进入号子，不论是什么样的人物都会遇到这一类的提问。
我感到为难，怎么说呢？“……就几句话，大约是政治问题罢？”“嘻……”周围的老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笑了。“这屋子还没来过这样的人呢！”大家又笑了。“你们倒高兴？”我有些生气了。有个青年工人把脸伸向我说：“师傅（那时的官称），您看看我眼睛还红着哩，有什么高兴的？大家是看着您新奇。”我说：“这有什么新奇的，现在这类事挺多的。你什么事呢？”青工马上一脸愁苦说：“我是琉璃河水泥厂的电工（这在当时是很体面的工作），新结婚，到‘东炼’（东方红炼油厂的简称，即现在的燕山石油化工厂）来换两身军服，被‘东炼’保卫处扣了，说我有意诈骗（那时青年人以穿军装为时尚，换来换去的很多），我有个本家哥哥就在房山分局。”他大约没有说谎，整个候讯室就他有床被子，是局里借的。一般传讯是不借给被子的。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四壁黢黑，大约是烟熏的，因为每天都在室内生火。墙上屋角挂满了蛛丝和尘塔，屋内一个犄角堆着二尺高的麦秸，这是给睡在地下的人准备的。新进来的人，由老号看一下他是否有资格睡在木头炕箱上（主要是脏不脏），没资格就让他垫着麦秸睡在地上。即使监狱也是有等级的。那个疯子就睡在地上。
一会儿我就和这些老号混熟了。他们主动向我诉说他们的案情，让我帮他们拿拿主意。睡在我旁边的一个姓谭的，对我说，他是3608厂的，一天他去房山县城买东西，在大街上碰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抓住他说，某天谭在大石河搂抱她、亲嘴。谭说那天我正在上班，不可能去大石河。这应该是很容易弄清楚的问题，不知为什么，这个谭某在这里被关二十多天了。我对他说，这很容易证明的，让你们单位的领导或同事出具一份那天你在上班的证明就可以了。
另外，有两三个河北老乡，他们有的是到房山收购破铜烂铁，有的是联系买煤（房山许多公社出煤），都以投机倒把罪抓进来。其中有个四十来岁程姓农民一副要哭的样子，对我说：“您看看，不就因为在房山有个亲戚，联系点煤。我们那里是有吃的，没烧的；这里是有烧的，没吃的。我给联系联系，换一下，挣点辛苦的跑脚钱，这就叫投机倒把？腊月二十七那天，被抓进来的，一关二十多天了，媳妇包好了饺子等着我过年，孩子也等我赚俩钱买炮仗呢！”一边说着，一边流泪。旁边一个三十来岁有点监狱油子样子的人厌烦地说：“别说了，翻来覆去就你那点事，怪讨厌的。身子掉到井里了，耳朵还挂得住！年早就过去了，还想老婆孩子，先想想你怎么应付预审员罢！”
这个“监狱油子”模样的人实际上才二十四岁。他十八岁那年被判过一次，此后就成了公安局的常客。传讯室对他来说是最低档次的，他不发愁，该吃就吃，没事就睡，闲了就侃大山。他经得多、见识广，甚至受到一些室内“玩闹”（“文革”中后期，一些胡同串子，小打小闹，小偷小摸的小角色，而且经常有点违法乱纪行为的称之为“玩闹”）的崇拜。当有的玩闹对他不够尊敬时，他会怒目圆睁地训斥他们：“你们算个屁。见过什么？五处（北京公安局劳改处又称‘五处’）你去过吗？大镣你蹚过吗？万人批斗大会你撅过吗？”于是小玩闹们只得低头服软。
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年轻就被判刑。他说当年与支书吵架，起因是宅基地（这是农村容易起纠纷的问题之一），被判五年，去了劳改场。他把劳改场说成天堂一般：“那里比家里吃的都好，定期吃大米白面，几乎每天的菜里都有点肉，那里搞奖金制度（当时社会上批资产阶级法权，坚决抵制‘物质刺激’，大批‘奖金挂帅’，房山有个长沟峪煤矿被宣传为‘坚决抵制物质刺激’的典型），每个月能分十来块钱。劳改五年攒了二百多元，出来后可没办法了。老爹因为儿子坐监狱气死了，哥哥跟我分了家。我分了两间小房，每天下地干活，回来是清锅冷灶，还得自己烧火做饭。顾得了吃饭，顾不了下地，顾了下地，顾不上吃饭。我一看没辙，就给劳改场领导写了封信，要求回去。劳改场回信说，你犯罪了，才归我们管，没犯罪，我们管不着。那好，我就再找点罪犯。”我问：“你犯什么罪了？”“往河北省倒腾电机、电线。”“你倒挺能耐啊。”“这算什么，没大钱，有大钱还能赚大的。告诉你，钱赚钱，不费难；人赚钱，难上难。”这是他从生活体验中来的。这就是现在被媒体热炒的“财产收入”。
旁边有个外表看着窝囊、从外地到房山做上门女婿的小伙子，听“油子”讲述劳改生活入了迷，真想跟他一块去。这位“油子”嘲笑他说：“小子无能，情愿更名改姓（这是农村招赘写的婚约文书的开头语）……你到了人家，被人家打了，反而你被抓起来，这叫什么事？你这点事离去劳改场远了去了，人家就是给你个下马威。你小子就是窝囊，出去跟我干吧。这么棒的体格，给我扛电机，一天就能赚个十块八块的。”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听了兴奋得不得了，以为在监狱找到了知音和出路。
这个“油子”除了胡侃外就是“逗疯子”。那个精神病患者也很可怜。他是66届初中毕业生，“文革”中父母出身不好，被批斗，斗完之后全家被遣返回房山。房山在“文革”时期批斗“四类分子”手段之残酷，在北京是出了名的。其父被打死，母亲病死，他就疯了。平常在外面捡吃要喝，没人管他。逢年过节或有外宾来，嫌他有碍观瞻，便把他抓到这里来，过了节，也就放了，现在过春节已经二十多天了，估计他也快走了。
疯子不打人、不骂人，别人打他，他也不还手。他“疯”的表现就是唱歌，而且音准，音色也还可以，不让人讨厌。看到当兵的背枪从窗前过他就唱“骑马挎枪打天下”；看见有人进来，冷不丁就会唱一句：“王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看见公安人员打开门提人，他可能会唱起来：“大叔大叔救救我，我不死，我要活”，听起来真是凄惨，可是周围的人却哈哈大笑。他会的歌很多，有时他轻声哼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白塔、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这个欢快的儿时歌曲与此时此景是如此地不协调，是不是他的精神世界还残存着他少年时代曾经有过的快乐？“油子”逗他唱样板戏中李玉和“狱警传，似狼嗥……”，看守进来制止，疯子停了，“油子”又鼓动他唱，当兵的又进来干涉，往返三四次，当兵的急了打了疯子两个嘴巴。疯子一改往日眼大无神的木然，表情极其痛苦，突然号啕大哭，把一室的人都惊呆了，大家都没有见过疯子如此强烈的感情表达。我责备了那个“油子”，他说自己也没坏心，就是“解解闷”。
虽然传讯、收容的人尚属“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个屋门也是被外面插着的，想出去，要向看守求告。每天两顿饭，窝头、玉米面粥，有点菜。我刚进来，心烦，吃不下去，分给老号吃，看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想，人在食和色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动物没多大差别。
每天放三次茅（上三次厕所，北方称厕所为茅房），屋里有个尿桶。厕所在拘留所里，放茅要经过有兵把守的大铁门。拘留所里由劳动号（进了监狱的人失去人的名称，通叫做“号”）清扫，很清洁，厕所也是一样。上厕所时，在屋门口排队，报数，向把门大兵说清有多少人，上完厕所，再集合排队，报数，出来过铁门时向守卫报清楚，很严格。上厕所时，能时时听到拖着沉重的铁镣的犯人在外行走的声音，他或是被提审，或是放风，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听到脚镣响。很惊悚、很恐怖。
借放茅的机会，烟鬼们装作很丧气似的垂着头，其实，他们在专注地找寻地上的烟屁，偶有发现，其乐无比。拿回到号里，由室内威信较高的人保存起来，凑够了一支再卷起来抽，大家分享。我刚进去，大约是为了表示友好，有人把存的烟头卷成一支烟，让我先抽，我本来烟瘾不大，谢绝了，说不会抽。旁边一个年轻人说“老师，您把您那口让给我吧”。只听另一个声音说“他妈的，你捡过几个？有你一口还不够，还想抽第二口”！我旁观他们吸烟的样子，眯缝着眼，铆足了劲，长吸一口，憋着气，一点不让烟从鼻腔逸出，完全陶醉在香烟的享受中了。开始时还有火，就在火炉上点烟，后来火撤了，就用鞋底子在木床箱上摩擦起火。这些都是在极小心、极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要是被发现，起码暴打一顿。看守们的看法是“监狱无小事”。
传讯室几乎每天都有进的，每天也都有走的，大多无大事，只有极个别的被升级（转拘留或逮捕）。有一天进来一个小伙子，外面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军装，里面是毛衣毛背心，干净利落。一问是从“东炼”来的。案由是他戴了一顶羊剪绒皮帽子（当时极为时髦，要二三十元一顶，经济富裕些的小青年几乎人人一顶），有的玩闹要“飞”（指抢走他人戴在头上的帽子）他的帽子，他把人打伤，那个玩闹进了医院，他进了公安局。他到传讯室已经停火了（过了3月15日），晚上睡觉很冷。我有一件棉大衣，勉强御寒，他就挨着我挤着睡，才好一些。他跟我说：“局子里的小警察，冲我瞪着眼说：‘他抢你帽子，你也不该把他打成这样。’我说：‘打死也应该。’我爸爸要是‘解放’了，他敢跟我这样说话！”听着话头，他可能是个高干子弟。当时“东炼”收入高，是个新兴产业，是重要的外宾访华必看的“橱窗单位”，离北京又不远，假期有班车来往北京城里，因此，“东炼”成了很多插队的干部子弟返城的首选之地。这位小青年根本不把打伤人的错误当做一回事。人家一问起来，他只是淡淡地说：“房山一个土鳖（当时一些城里小青年对当地人的称呼），要抢我帽子，我教训了他一顿。”我们也都以为过两天“东炼”保卫科就会来人把他领走。不料，他只在传讯室待了三四天就被升级了。至于原因，有的说搜他的宿舍，发现有刮刀（本是钳工使用的工具，街头痞子常常用以打架斗殴。那时公安局收缴流落民间的凶器，它都被列在首位）。也有的说，被他“教训”的那位伤重致残了，人家起诉到法院。当时许多小青年在“打砸抢”风气影响下，常常因为些微小事而使人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关在这里，无所事事，只提审一次，简单地问了问案由，没有深问。成天待着，没书看，没有人可聊。这里关得最长的也只有七十多天，似乎人人都耐不住寂寞，一开口就是性，就是女人。那位河北农民老程，别看四十多岁了，还挺活泼、花哨。是个农村文艺积极分子，他时常小声唱“文革”前的“情歌”《小二黑结婚》中《清泠泠水来蓝格盈盈的天》，东北民歌《小拜年》《丢戒指》一类。并自述其结婚时妻子才十七岁，根本不懂男女之事，洞房跑出、他在后面追的情景，当着大家说，毫无腼颜……
我在这里待了十多天，一天看守叫我，同室的人说王老师，你该走了，别忘了我们啊！我也以为，没事，该放了。到了看守值班的小屋（拘留所前），他检查一下，并问我没落下什么东西吧？“没有。”我很快回答。看守无言，我问“没事了吧？”“没事了。”看守回答。我可笑地客气地说了句“再见”，便拿了包，从拘留所往外走，快走到分局门口了。突然，从另一间屋子出来一个警察，喊我：“王学泰，等等，还有点事。”我停了下来，他要我在院子等一会儿，我觉得有点不妙。过了十来分钟，开来了一辆带帆布篷子的三轮摩托。那个警察要我上车，我问去哪里？“市局。”我上了车，直奔北京。
传讯室这一段只是三年多牢狱生活的开始，很短暂，但我至今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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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