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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高材毕业生的悲惨遭遇

2017年03月04日 10:55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正见新闻网

〝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我想1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1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1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我问自己,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的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这是瞿延来在其控告江泽民书中的自述。

瞿延来,1977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品学兼优,曾获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数学一等奖。1997年7月开始接触,一直到迫害开始,才看完第一遍《转法轮》。

2002年9月30日深夜,瞿延来被上海警方劫持,被非法判刑五年。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他一直绝食绝水抗议对他的非法关押。期间多次遭受毒打,野蛮灌食造成4次严重胃出血,几度生命垂危,原本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一百四十多斤的壮小伙子,被折磨得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

为瞿延来提供辩护的律师郭国汀说:〝瞿延来先生是我的第二位法轮功当事人,(他)也是引起我对法轮功极大兴趣的原因,因为他竟能连续绝食绝水780天!直到我正式成为他的辩护律师为止。〞

〝开始时我一直不相信一个人竟能连续绝食绝水两年多!然而,事实是在这绝食期间,他曾先后四次生命垂危,被送进医院抢救四个月。在该绝食期间,他一直拒绝进食,长期被强制灌食。而强制灌食实质上是一种极难忍受的酷行。〞至少有约1千名因灌食酷刑致死,郭国汀说。

〝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

以下是瞿延来的个人经历自述:

突如其来的抓捕

2002年,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了,也是我真正走入修炼法轮的第2个年头。那时我在上海上班,我也认识当地的几位法轮功学员。

9月30日,上海。下班吃完晚饭后,我就骑着自行车出门了。我漫无目的地骑着车子,心里却翻腾着事情:我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我思考着是否应该离开上海,我相信警察撬不开我的嘴,怎么判我刑?但我也知道共产党做事,没道理它就硬来,我这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走还是不走呢?真是举棋不定。

1999年〝7.20〞以来,中共江泽民滥用手中权力一意孤心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那时我连《转法轮》(法轮功主要书籍)这本书还没有读完,但是非常清楚电视上的污衊宣传就是栽赃陷害,是中国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惯用手段:先铺天盖地的造谣,再无情打压!直到2001年共产党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让我彻底认清了它的邪恶,更让我佩服大法弟子的坚韧与善良,在中国大陆要想打倒谁不会超过3天,一张报纸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真实地感到:大法弟子为了让世人不被谎言蒙蔽仇视佛法,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向世人讲清真相。

那天我骑着车子,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住处。看看表,已经晚上10点了。洗漱完毕,我刚躺到床上,几个警察就破门而入,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将我绑架到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

桃浦派出所的警察对我进行了非法讯问,期间换了很多人,不许我睡觉,晚上还用约束带把我连人带椅子铐到一起(约束带就是一根宽皮带,上面还带着两个皮带套。使用时把皮带在人身上系紧,手则紧铐在皮带套中)。

警察问我为法轮功都做了些什么事?与哪些人联系?还说别人都交待了,要我也交代。他们把我当成了犯人在审讯。对于问话我都拒绝回答,只是给他们讲述我个人的情况,讲法轮功教人做好人。

第2天,也就是10月1日,来了一个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心理医生。我与任何人对话都没有丝毫的畏惧,他想了解我的思想,我就毫无保留地让他了解,因为我想破除他对大法的误解。谈了一、两个小时,他就走了。过了几个小时,这个心理医生又想与我继续交流,但审讯的警察不允许。当天晚上,又过来两个自称是上海交大的老师与我谈话,说了几句就走了。之后普陀分局一个交大毕业的警察也被找来,其实我们是一个系的,但平时没什么交往,他说不认识我,就走了。

毒打、踩生殖器

10月2日,第3天,审讯的人终问不出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就开始对我疯狂地拳打脚踢;捏住我的鼻子,给我灌水。

10月2日晚上,派出所的警察见我始终没有屈服,就用将我直接送到了普陀区看守所,因我被打得伤势严重,看守所一个狱医给我量了血压后拒绝接收,派出所的警察强行让看守所接收了我。

我被2个犯人强行拖进4楼4号监房,几十分钟后,过来2个犯人又将我拖了出去,扔到看守所的房间。一会儿,进来了2个审讯过我的警察,他们就极其恶毒地踩我的下身生殖器,并威胁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要都像你这样,我们还办不了案子了?!〞恶狠狠地撂下话就走了。我又被拖回了监房。

10月3日早上,我被强行拖出监房,拉去灌食。看守所的狱警使两个犯人抓住我的双手,粗暴地先从四楼拖到了楼下,再从外面的水泥路拖到警车上。在楼外的水泥路上一拖,裤子马上就磨坏了,膝盖和脚趾当即也磨烂了,也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我膝盖和脚趾的烂肉和骨头上磨来磨去。那种痛彻心腑的滋味,旁人真是无法体会。

看着短短的一段路,我却觉得异常的漫长。但我一声没吭。

插胃管

警车开进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护士看到我这副惨样,就问送我的管教怎么把人搞成了这个样子,他们都支支吾吾地推托。

医生给我做了一些检查,接着就让护士给我插胃管灌食。结果插了好长时间也没插进去。鼻子里往外淌血,嘴里也开始吐血,医生就让护士给我静脉输液。折腾一天,晚上我又被送回了看守所。上四楼的时候,管教让犯人把我从楼下往楼上拖,但往上拖实在是太费劲儿了,管教只好让犯人把我背上了四楼。但那个管教还很不甘心,用木板猛抽打我的脚底心。

10月9日早上,我被拖到了管教办公室。一个狱医叫犯人把我按到椅子上,开始给我插管子。插了将近半小时也没插进去,从鼻子里往外淌血,从嘴里往外吐血。狱医叫犯人把我按到墙角,先来一顿拳打脚踢,再插,这回费了半天劲儿,终于插进去了。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钻,极其痛苦。管子插进胃后,狱医让犯人灌了一点流质,就把管子拔了出来。犯人把我拖回了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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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每天狱医都来给我插胃管,灌一点流质。有时灌了一半,把管子拔出来,再插一次管子,接着灌剩下的一半,总之想尽办法的折磨我。插胃管灌食的滋味是极其痛苦难熬的。每天灌的食物都是少得可怜的。但我却不觉得饿,那种感觉很奇特。

在囚室里讲真相

白天没事的时候,我也和同室的人聊聊天。我旁边睡的人说,第一天我睡他旁边的时候吓得他一宿都没敢睡觉,为啥呢?他怕半夜睡着的时候我把他掐死!共产党把炼法轮功的人污蔑得极其可怕。可时间长了,他见我人也挺好的,他就不害怕了。我给他讲了法轮功不能自杀,更不许杀人,你们只听信了共产党一边倒的造谣宣传,如果真像它说的那样,有几个人那么傻还炼功啊!特别是共产党现在极其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如果炼法轮功不能给人带来极大益处,还有几个人会坚持?

共产党最善于利用它控制的舆论工具蒙骗老百姓,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王进东身上都烧成那个样子了,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没烧坏,刘思影气管都被割开了还能说话,这就像拍电影一样,看着很逼真,其实是在拍戏。这一个月我和同室的犯人相处得很好,他们对法轮功的误解也慢慢的没有了。

普陀区看守所是我待过的第四个看守所。中国的看守所都大同小异,也就是房间的大小有些区别,所关的人数不同。监房的犯人都很多,睡觉的时候,牢头和混得好的几个打手睡的地方还宽裕,但其他人就挤得不得了,一个个都得侧着睡。犯人们管这叫〝冰冻带鱼〞——睡在一起的犯人们就像冻好的带鱼,侧身立的紧紧的挨在一起,形容得极其形象。

看守所有时揽到了一些手工活,牢头就分派犯人们干,干活还有指标,完不成要被打骂虐待。没活的时候,犯人们就被强制一个个地排好位置在房间坐好,从早到晚的静坐〝反省〞。

在四号监房待了一个月后,我又遇到了一个曾在普陀区工商局工作的人,他可能是因为经济方面出问题被抓了。得知我因炼法轮功被抓后,他告诉我说,他的单位也有一位大法弟子叫熊文旗,自学了法轮功后,吃、拿、卡、要的事都不干了,干工商税务的人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清正廉洁的,他还当过上海市的十佳青年哪!但1999年后,熊文旗被非法劳教,释放没多久又被非法抓捕到了提篮桥监狱。

到看守所后,承办案件的警察也来审讯过我几次,他们让我交代,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一次一个警察威胁我说:〝劳教你3年算了!〞

犯人殴打

11月20日,我从提篮桥监狱医院查完身体后,回来我换到了五号监房。从11月22日开始,监房里的犯人就开始疯狂地殴打我了。那是正宗的拳打脚踢,监房里二十多个人几乎是人人上阵,轮流打我,一时伸不上手的,就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声地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地玩玩人!〞他们还用各种恶毒的语言辱骂我和法轮功。

我把眼睛闭上,一声不吭,他们见通常的打人方式对我没用,就强行扭曲我的腰、胳膊、手指。他们穿上皮鞋(监房里本来没有皮鞋,估计是狱警给的),又把我的腿拉直,猛踢我的大腿内侧,还说这是〝炒蹄筋〞。

浇凉水

过一会,又把大量的食盐塞到我的嘴里,还用凉水不间断地从我的头顶浇下来,不但寒冷至极,还有窒息的感觉,因为水不间断地从鼻子留下,呼吸都极困难。殴打我没反应,但凉水一浇,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抖,犯人们一看我终于有反应了,很是兴奋,干脆不断地用凉水浇,还说这是〝滴水观音〞。出狱后才听说,大庆石化总厂一位叫许继善的大法弟子就是在监狱被浇凉水活活呛死的。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被扔到监房的铁门口,只穿着衬衫,敞着门让冷风吹。这样翻来覆去折磨了我整整20天,期间我没说一句话,但内心却非常的平静。

12月12日起,犯人们看起来不再打骂、折磨我了,对我也客气了。12月下旬,一次灌食过后,我被负责管五号监房的赵管教单独留下,他问是不是有人虐待我,把折磨我的人告诉他,他替我出气。我回答说不需要。过了几天折磨我最狠的牢头被换走了,还有几个整我卖力的,他们睡觉的位置从监房的前面换到了后面,这表示他们在监房的地位降低了。又过了几天,赵管教也被换到了3楼。

后来有犯人偷偷地告诉我,正是这个赵管教让犯人们整我的,那一个个变换的整人方式也是赵管教教的,当时布置的时间一个月。

但后来,我让他们都失去了信心。

以〝真、善、忍〞标准对待其他犯人

我尽量用〝真、善、忍〞的标准去引导监房的犯人。真诚、善良、忍耐,犯人也都觉得很好,但有一个顾虑:就是在邪党统治的社会,要严格按照这种标准去做,恐怕在利益上会有很大的损失。我也告诉他们人在一生中不要只顾自己,要多替别人考虑,尽量多做好事,别干坏事,善恶有报是天理。

但有人说,法轮功那么好,共产党为什么还镇压啊?你们炼功的不吃药,如何如何!你们老师如何如何!还说围攻中南海……总之全是共产党造谣宣传的那一套。

我告诉他们:法轮功的书中并没有说有病不许吃药,是中央电视台故意把我们师父讲话中的一个字剪掉了,少了一个字就完全篡改了话的原意。再说看问题要看整体,不能只盯着个例。炼法轮功并没有保证人不死亡,中国有那么多炼法轮功的人(当时官方报导七千万,实际人数达一亿人),即使真的有一千多例去世,比例之低(远远低于社会的正常死亡率)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仅一小部分人的身体没有得到康复并不能否定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因为大部分人通过炼法轮功确实得到了身体的康复。我的妈妈和妹妹就是我身边活生生的例子,她们都是有病医院没治好,炼法轮功一个月之内就好了的。

我又讲法轮功的书中明确提出不许杀生,不许自杀。接着讲自焚的疑点,如烧不坏的雪碧瓶,气管切开,人马上就能说话等等,也讲了傅怡彬杀人案、关淑云杀女案的疑点,剖腹找法轮的疑点,其实这些完全都是在造假,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

我又讲了四二五的真相,炼功人是因为天津警察非法抓了大法弟子不解决,只好到北京府右街信访办上访;当天事情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当时报纸也明确刊出了政府对万人大上访的态度,并不是批判和打击。只是事后江泽民为了打击法轮功把这件事当成了藉口而已,那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妒嫉。共产党当时七个常委,只有他一人要打压法轮功。

2003年3月12日,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起草的起诉书也送到了我的手里。我看了一下,一起被起诉的有近十位法轮功者。送起诉书的人让我签字,我拒绝了。从失去自由那天起,我一个字也没写过,录口供、签字都不配合。在我心中,对我们法轮功修炼人的关押本身就是非法的,是一种严重的迫害,我应当抵制这种迫害,更不可能配合录口供、签字了。

没有丝毫怨恨

3月13日早上灌食时,我抽出的胃液竟也变成黑色的,狱医说我的胃也出血了,下午就赶紧地把我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李洪志师父在《境界》这篇短文里写到:〝恶者妒嫉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

这段时间,虽然有很多人对我行恶,但我心里对他们没有丝毫的怨恨,善恶有报是天理,他们干的坏事以后都是要偿还的,他们在无知中对我行恶,其实就是在害自己,我心里真的很可怜他们,后悔的就是我没能制止他们的恶行。我采取的办法就是不把痛苦表露出来,让折磨我的人都感到绝望,从而停止对我施暴。那时我最后悔的就是自己以前背的师父经文太少了,只有《论语》和师父讲法、经书中的零星句子,我就反覆地背这点东西,就靠这极少的师父的讲法,支撑着我以异常平和的心态面对这一切苦难。

狱医还是对我恶语相向,时不时地威胁恐吓我:给你送到提篮桥,用5根绳子绑起来你就吃饭了;熊文旗钢筋铁骨在提篮桥也被整吃饭了;提篮桥的法轮功几乎百分之百都〝转化〞了,等你到了提篮桥才知道厉害。

提篮桥监狱医院的各种酷刑折磨

2003年3月14日下午,我就被送到了提篮桥监狱医院三楼东部的病房,住15号病床。

劳役犯用五根绳子绑床的酷刑折磨我。劳役犯带着一次性手套拿来了五根看起来就很脏的绳子(后来听劳役犯说,绑绳是从来不洗的,什么爱滋病人、皮肤病人、传染病人都绑,上面屎尿也沾带了不少)。

他们把我双手的手腕用绳子绑紧,两臂拉开固定到病床的中部;双脚的脚腕用绳子绑紧,两腿拉直,床脚处有铁栏杆,就固定在那里;胸部用绳子和病床的床头连在一起,拉紧系好。绑好后,护士给我进行了静脉输液。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

刚住院时,病房里的劳役犯恶狠狠地对我说:〝再不吃饭,对你就不客气了!一周之内肯定让你吃饭!〞

紧接着我身上的绳子被收得更紧了,病床是双摇床,这种床两侧都能被摇高,一个犯人把床也摇了起来,床摇得越高绳子就勒得越紧,当时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我还是不肯屈服。过了几天,他们又把床摇平,在我臀部下放了一个大汽车轮胎,这样我两头底,中间高,小腹的皮肉被抻得有些疼,我还是一声不吭。又过了几天,他们又把我从平躺的姿势,侧立着绑了起来,身体一侧受力,一侧不受力,这滋味更是难受。

这样一直绑床到3月31日,医院方面说我胃出血好了,通知看守所把我接了回去。在监狱医院近二十天里,我只能躺在床上大小便,也没洗过澡。

4月2日上午我又被送往上海市监狱总医院。临走之前,检察院驻看守所的检察官恶狠狠地对我说:〝就是一开始规矩没做好才搞成这个样子!〞他还指使犯人拖我。

监狱医院安排我住进了原来的三楼东部病房,因为上海市政法委关于我住院的事对医院有过要求。到了病房我被绑到了二号病床。这次住院,护士只是给我静脉输液,没有灌食。

住院第10天,护士开始给我灌食了,一天灌食七次。但护士悄悄地告诉我说,现在安素用量是每天半罐,比上次住院时少了一半;而且给我吊的盐水中加了大量的氯化钾,盐水中钾含量大了,会刺激人的血管,输液时会感觉非常疼痛。我发现吊盐水时,盐水流经的血管确实极其疼痛。每天护士要给我静脉输液五瓶盐水。

4月16日我身上的绳子被撤掉了。绳子撤掉后,才发现双手手背的静脉很多都被绳子勒断掉了,以前清晰可见的静脉血管现在都消失了。

在医院里洗澡用的是凉水,劳役犯用刷地板的硬毛刷子在我身上用力地刷,刷得身上血红血红的。后来我半个月洗一次澡,被刷一次身子。

躺在床上小便还好解决,大便就更麻烦了。我很长时间才有一次大便,劳役犯让病人在我身下放一个扁马桶(那是一种扁平的金属容器,十厘米高左右),我躺在床上大便。这次我突然便秘很严重,每次大便都异常的艰难痛苦,没办法只好用手指伸入直肠一点点的把大便抠出来,弄得手上又是大便又是鲜血,他们也故意不给我水洗手。

因应〝萨斯〞换监

2003年4月下旬,当时中国正遭遇严重的〝萨斯〞,我当时在提篮桥监狱医院内科,医院决定把内科整个从医院大楼搬走,转到传染病区,即迁往肺结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所在的提篮桥监狱八号监一中队。

4月下旬我被转到传染病区,即迁往肺结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我所在的病房也被搬到了八号监三楼,但还住二号病床。

换了病房没几天,一个医生早上巡视病房时,和劳役犯讲,不能让我老这样躺在床上,要给我活动活动筋骨,还说了一句:〝我最会整你这样的人了。〞

医生巡视病房结束后,劳役犯就经常抓着我的手在病房内跑着拖来拖去,拖完后再把我放在床上,在我身上用力到处乱捏。这回我倒没像以前那样闭上眼睛,而是默默看着他们表演。

其实自从被关押那天起,我心中就有一个信念:无论遇到任何苦难,作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我都要坚强地忍下去,不能给大法弟子的称号抹黑!不管身心被折磨得再痛苦,我都不能靠大喊大叫来发泄!可能我这种无动于衷的表现让他们很泄气,再说这样搞他们也很累,几天过后他们就不这样整我了。

这回住院,护士一个月给我换一次胃管,胃管用橡皮膏固定在鼻子上。时间长了,我发现鼻子疼得厉害,一次护士告诉我,鼻子贴橡皮膏的部分已经溃烂了,又换了一截橡皮膏粘在我没有烂的皮肤上。

静脉输液时,有时一瓶药水快滴完了,劳役犯还没发现,我就提醒他们换药水。可能他们觉得让我长时间的输液会更痛苦,人会受不了,就开始故意把药水滴速调得很慢,本来3瓶药水3、4个小时就能滴完,这回要从早上8、9点钟一直滴到下半夜的3点多,输液过后手臂肿得很粗。这样一直到5月底,输液的速度才重新恢复正常。

荒唐的审判

2003年6月2日早上,我被劳役犯用轮椅从8号监传染病区推进了医院大楼,这时房间里进来几个人,说是给我开庭。公诉人草草地读了一遍起诉书,上海市普陀区法院给我指定的律师就问我用不用他给辩护;我还没回答,他就直接说拒绝为我辩护,请求退出法庭,就走了。

接着法官宣布休庭15分钟。15分钟后再开庭时,法官宣布判我5年有期徒刑。对我的这次审判就这样荒唐的以最快速度结束了,走了个过场。我本来是和大约10名法轮功学员一同被非法起诉,现在则被改为单独开庭审理,并且开庭时也不通知家人,连法院都没让我去。

7月2日,主管病房的王队长带着一个我不认识的警察来看我,他自称是上海市青浦新收犯监狱的警察。他拿出了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文件想让我签名,我拒绝了,他就强行抓住我的手按了手印,并说我正式从新收犯监狱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母子相见

9月13日上午,护士把我的胃管拔掉了,接着董队长用轮椅把我推了出去(以前一直是劳役犯推轮椅)。出了病房,我发现陈建翎等在外面,他们两人把我带出了医院大楼,进了一个布置成会客室的房间。两个我没见过的警察坐在沙发上。

不一会儿,我看到妈妈在一位家乡大法弟子的陪伴下走进来,她们手里都大包小包的拿着不少东西。妈妈看到我,扑向了轮椅,抱着我痛哭起来,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妈妈告诉我,快一年了,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家里人都想死我了。警察抓了我也没通知家里,开庭审判也照样没通知家里。直到今年7月2日才收到普陀区法院发来的判决书,9月9日,妈妈在一位大法弟子的陪同下从黑龙江来到了上海,这几天找过普陀区法院、普陀区看守所、青浦新收监。

我才得知一个叫唐敏的普陀区法官威胁我母亲说:〝啊!你还打电话哪!抓捕你!监控你!〞12日,妈妈找到了提篮桥监狱,打听了门卫值班的警察,才知道我被非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八大队二中队。

换到死刑犯中队

2003年12月6日,护士给我灌食时,发现胃管里流出的液体是黑色的,就抽出了一些胃液,交给了医生。经过化验,结果是4个+,也就是大出血。住了10天医院,12月15日医院通知一中队把我接回去。

第2天早上,在警察的带领下,犯人用轮椅把我推到了2号监(犯中队),又架着我的胳膊上到了5楼的东部。把我交给了那里的警察和犯人。

死刑犯一进到这里,监狱总医院的医生就会来为他验血,同时在看管犯的逼迫下在器官移植捐献书上签字。死刑犯被执行死刑的那天,也就是他的器官被移植到病人身上的日子。

一年上海市有200多个男犯人被执行死刑,听说这些死刑犯身上的心、肝、肾、肺、眼角膜都可能被移植,做这些器官移植手术的都是上海市的各大三级甲等医院。这些死刑犯都属于上海市高等法院羁押在这里的,法院卖一个死刑犯就能挣个几十万。

转眼来死刑犯中队20多天了,我监房的看管犯突然都被换走了。这回换成了4个人来看我。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中有一人是从楼下调上来的,名叫陈家伟,他在楼下负责看管的学员刚刚被转化;另外三人则是本中队的。本中队的这3人刚刚迫使一名从送到楼上严管的法轮功学员转化。他们告诉了我是怎么转化的:〝警察用约束带把他铐紧,整天逼他笔直的坐好;每天给他只吃一点点饭,喝一点点水;给他少穿衣服,少盖被子,冻他;还总打他,打完后做好记录给警察看。这样折磨了那个法轮功学员将近一个月,他被迫屈服了。〞

郭国汀律师坚持伸张正义

2005年3月17日,妈妈又来监狱看我了,这次还是电话接见。20分钟也谈不了什么,妈妈没马上回老家,而是找了个旅店住下。

3月底、4月初又见了我两次,也都是20分钟电话接见。谈话中妈妈告诉我,家人为我聘请郭国汀律师为我申诉,郭律师先后4次申请会见我,被提篮桥监狱无理拒绝。期间上海市政法委28次找郭国汀律师,对他施加压力,但他没有屈服,他对妈妈说〝无私才能无畏〞,坚持为我伸张正义,并公开发表《百无一用的中国律师》一文。但最终共产党耍起了流氓,抄了郭国汀律师的家,并非法关押他半个月,现郭国汀律师已被迫流亡加拿大。

妈妈还告诉我现在出了本书《九评共产党》,由于有警察监听,妈妈在电话里只说了个大概,就被监听的警察阻止了。

9月1日,我被带去医院体检。因为听说监狱开始打其他大法弟子,我就拒绝走路了。警察就命令犯人拖我。从医院检查回来,我没被送回青中,而是进了2楼西部42号监。这个楼面属于维修中队。很快倪永斌来了,他给我上了约束带。上刑具的时候,他笑着和旁边的一个警察说:〝腰都这么细了!〞我当时瘦得很厉害,用〝皮包骨头〞形容也不过分。

这回看我的犯人增加到5人,一人总负责,2人值白班,2人值夜班。当时我身上只穿了短袖衬衫和短裤,到了晚上,就被冻得有些发抖了。可是监房外面还有一个鼓风机故意向监房吹风。

换到六大队

(2005年)9月13日上午,经历了种种折磨的我被用轮椅到了六号监。2个犯人看着我。后来又安排了一个犯人曹惠华负责给我做流食、灌食。

一天晚上7点左右,我突然觉得人很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我出了监房,想去厕所大便。监房离厕所有30多米,走了几步路,就觉得人越来越难受,身上内脏器官似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当时那极度的痛苦我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一分钟不到,但我却觉得极其的漫长。

瞬间我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脑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我想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苦了、解脱了。人生对我而言,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人浑浑噩噩的多活几十年又有什么意思啊!不过就是吃喝玩乐,忙忙碌碌一辈子,就算有幸福、愉快的感受,也只是一时的,人哪有3天好日子过?更何况我还剩下两年的刑期,要继续在狱中受苦。但是我又想到了我的父母,我要死了,他们精神不得崩溃吗?以后让他们怎么活呀!我又想到了我的师父,我从中都实实在在受益了,师父给予我太多太多,洗涤了我的心灵,我这一生都无法报答。我还是应该活下来啊。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

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人的背上,当时我一直出冷汗,身上所有的汗毛孔都在往外面渗水。过了一段时间,我不出冷汗了,人才恢复过来。

上海的冬天气温也能达到零度以下,监房里很冷。由于手长时间裸露在外面,手指的关节处冻出了一个个大口子,肉都往外翻着,还淌血。我没有因此影响炼功,只是从棉被里撕了些棉花出来,粘在开裂淌血的地方。

2006年11月3日,来看我了。接见前,我身上的约束带被解了下来。这次是宽松接见,我和爸爸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不想让爸爸知道监狱又给我上刑了,为我担心,所以没说这事。爸爸告诉我,我大爷和五叔在那一年相继去世。大爷在临死前还找我呢!

12月26日,六大队的马副大队长进了监房和我谈话后,我知道很快我就要离开6号监了,就把自己的棉被给了这里的看管犯,换回了他的旧被子。他在监狱已经7年了,被子都透光了,他说自己晚上睡觉太冷了。当时我的棉袄、棉裤、毛衣、毛裤都送光了,自己只穿着单衣过冬。

终获自由

2007年9月29日上午,我身上的(约束)绳子被解了下来。我终于出狱,获得自由。

回到家,我开始认真全面的学法炼功。仅仅20天,我的体重就增加了将近30斤,以后体重开始平稳缓慢的增加。仅1个月,我的身体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这时我又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我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加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

2007年12月初,我可以双盘了,到了12月底,我又达到能够无限制双盘了,也长出了一头浓密黑发(刚回家时我头发稀疏),人也彻底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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