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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六四”之后的精神蜕变 ———— 走上祭坛的刘晓波
“六四”之后的精神蜕变
————走上祭坛的刘晓波
一平
1
1992年，刘晓波写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人们对之有许多指责和批评。
作者在前言中即说“这只是我个人的记忆和心态”，“带有我个人的性格、局限和偏见。”作为“八九”运动的参加者，由个人的角度，表达某些个人之见，即使是批评也是正常的。但这有一个前提，即需要大致正常的政治形态。但中国不是这样，当时“六四”血难仅过去三年，当局对这场运动还在污名中，数百上千的罹难者冤魂未散，大批参与运动的人还关在监狱中，许多人被判重刑，有的甚至被当作暴徒枪决。当局镇压的恐怖阴影仍然笼罩社会，有关这场运动的词语人们少敢提及。在此种状态下，反对运动需要抵制当局的污名与恐怖威慑。
再，刘晓波已是“八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六四”血难的见证者，已是公共政治人物。作为“八九”运动及“六四”血难的代表性人物，无论是从政治、历史、社会，他对这场运动都负有责任。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更应该从正面维护“八九”运动的声誉，而不是任性地发表个人对它的意见——包括偏见。
公共政治人物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由民众信任认可；负有对社会、公共事务和民众的责任。当他们选择充当这个角色，就要放弃个人，担起这个角色，以该角色的身份说话、行事，即使在某些时候，其个人与所其扮演的角色有分歧和冲突，他也需放弃个人，服从角色的需要，因为这是他与民众信任的契约，负有国家、社会之责任。公共人物即不可任性，需顺从公共事务之需要。
以刘晓波的“政治”身份，在1992年这个时间点上——当局镇压的恐怖仍在笼罩中，他发表《独白》这部书是不合适的。他声言《独白》“这只是我个人的记忆和心态”。但关键所在，晓波已然是公共政治人物，不能再“特立独行”，任性发表个人“偏见”。既然你选择了参与“八九”运动，选择了在广场演讲、进入运动领导圈、代表学生与政府座谈、发起“四君子绝食”、向全全世界的《呼吁书》……；那么你即置身于中国政治斗争中，成为公共政治人物，代表“八九”运动及民间“反对派”，抵抗中国极权统治；你的身后是民众的信任及权力委托。《独白》说明，作者在写此著时，尚未完全走出“个人”情结。
该著带有晓波以往的色彩，立于个人、情绪化、惊世骇俗。对于“八九”运动，该著主要是着眼批评，并且一些话说得很过分，
如“中国，除了谎言，你一无所有”，“中共的残酷引起全球性义愤，但是更狰狞者在于‘六四’提供了一个以谎言捞稻草，自我贴金的好时机”，等等。“八九”运动确实有很多欠缺，需要批评、反省，但是作为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还是很了不起，它是正义的，也是和平的，是中国人的骄傲。在这场运动中，确实有投机者，但这是极少数的，而上千万普通的学生、市民完全是出于热情与公义。挡坦克的王维林，天安门母亲们、无辜罹难的学生、被枪决或判重刑的抗暴市民…..,感天地泣鬼神。
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又是自发的，传言流言都难免，即使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绝大多数人也不可能知情。“八九”后，就中共的残暴，大多数人“认罪”“认错”，也算不得什么，我们不能期待人们都铮铮铁骨。运动中的缺失、流言、学生领袖的自大、小人的投机等等，不能说之比屠杀更狰狞。当我们将自己视为中心，就不会有公正，而会在耸人听闻中放大自己。
2
世隔近二十多年年，作者已逝，今天我们重读这篇《自白》，可以平心、宽容地待之。
尽管《独白》有偏颇偏执之处，但是我们换个角度，退出届时中国之政治与社会，仅仅着眼于文本——一个运动参与者的个人独白，那么该著仍是一份十分难得历史文献，有珍贵的价值。
尽管《独白》对“八九”运动的评价有所不当，但是该著对事件的记述大部分是平实的，十分真实。作者真实地记述了他参与“八九”运动的过程、经历及见闻。从在纽约声援学生，到毅然回国参加运动，到进入广场，到绝食，到镇压，到逃入外交公寓，到被捕、认罪，被释放。作者的记述既有真诚之心，又忠实于事实。
作为广场核心人物之一，刘晓波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纪录。如：当时在美国的流亡者对学运的反应；回国后，他去广场演讲，劝学生返回校园，遭到学生们的奚落、起哄；统战部阎明复召集的座谈会；广场学生对政府官员及知识精英的态度；学生领袖们的分歧及权力斗争；五月二十七日，王军涛召集的“联席会议”，决议撤离学生广场；“四君子”绝食的发起；“六四”之夜，广场的情态；如何与军方谈判，组织学生撤离，等等。对于研究这段历史，它们有重要的价值。
《独白》记述了许多运动中许多具体的细节。比如，在统战部座谈会上，阎明复的善意、诚恳，以及对上层老人权力的无奈。吾尔开希的天真、直率，及他的自大、傲慢。北京市民声援学生，“一位少妇吧钱塞在孩子的手里，孩子一边哭着说‘谢谢叔叔阿姨，谢谢大哥哥大姐姐，我要是长大了多好，也能和你们一起绝食’，一边把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投入募捐盒内。”统战部座谈会后，晓波和王军涛就运动是否可能“流血”的争论。六月四日，“凌晨两点半左右。邵江全身颤抖地找到周舵，向他们详细叙述了广场外发生的令人恐惧的场面。他说：‘周老师，你们想象不出有多可怕。求求你们想想办法，救救广场上的学生们。现在，只有你们四位老师能做到。’邵江边说边流泪。时至今日，我们四人仍然感谢邵江，是他的请求打动了我们，之后才有组织学生撤离广场的行动。”
《独白》中有不少对学生运动的批评，就事论事，这些批评大体都是对的。比如批评学运领袖们的自恋、自大、狂妄、自视为中国救世主，彼此争夺权力；批评学生们道德优越感——我们属于正义，因此居高临下，唯我唯是，无视公德，浪费民众无私捐助的资源。他批评吾尔开希自恋自大，对学生戏剧化的表演；批评柴玲、封从德，搞“小政变”，出尔反尔违背“联席会议”决议，拒绝撤离广场。他批评“学生们、知识分子们对政府的每一动作都反应强烈，死盯住不放，但对学生内部的种种阴暗面则麻木不仁，似乎谁说学生的弱点，谁就有替政府说话之嫌，其界限已经到了非此即彼的程度。”他批评知识精英只动口，不动手，即想领导运动，但又不想置身其外；既要居高临下，而又怯弱逃避。他批评，在六月三日夜，知识精英还“滑稽”地在广场宣布创立“民主大学”，举办开学典礼。名誉校长发表演讲，“要求李鹏必须辞职，如果李鹏还继续与人民为敌，必将要接受人民的审判。”“如果政府用暴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将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来铸造中国的民主事业。”
《独白》侧重于反省、批评的角度，但是我们要看到其中也有许多对运动、学生、市民、学生领袖的肯定和赞扬。反省和批评并不意味作者对“八九”运动的否定。他亦说，“今天乃至将来，‘六四’仍然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道义激励，那个血腥而悲壮的黎明，作为中华民族记忆中必须解开的悲剧之结，毕竟为我们这个懦弱而平庸的民族，提供一次活得勇敢、活得有尊严、活得高贵的机会，也为民间反对派提供了摆脱贫困的丰厚道义资源。如果大屠杀之后的中国民间反对运动能够肩负起对亡灵和社会进步的负责，那么八九运动的失败就是悲壮，悲壮将成为滋养民间反对派的最好资源。”（刘晓波《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十三周年祭》）
3
1991年1月26日，刘晓波被释放出狱，一阵狂喜之后，就是无休止地自问：“我真的自由了吗？我为自由付出过多少代价，才有资格享受这份自由？”“我有充分的理由狂喜吗？难道‘六．四’的鲜血中没有我的责任吗？”“难道蹲过近两年的监狱就有资本了吗？难道参加过‘六．四’、待过秦城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全世界都欠他点什么吗？”“难道‘六．四’之后中国的倒退与我无关，仅仅是专制政府所为吗？”……“各种问号折磨着我。尽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静的，但内心深处的挣扎一刻也未停止过。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面对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负责？”（《独白》）于是晓波写了此书。
《独白》这部书主要还是一部作者个人的忏悔录。披露、忏悔他带着个人私念参与“八九”运动，激化了运动，最终导致当局的血腥镇压。认为“六四”血难有他的一份“罪责”。
在《独白》中，晓波主要从内心的“大英雄”情结忏悔自己。所谓大英雄情结，他在《独白》中记述：在秦城监狱，在电视中看到当局将他作为“头号黑手”，感到一阵欣喜，因为这意味他是头号英雄。他释放后，得知王军涛、陈子明遭重判，心里酸溜溜的，居然对他们感到嫉妒和羡慕，因为他们成了“殉难的大英雄”，而他自己则因“悔罪”半途而废。
晓波的“大英雄”情结包括：1、获得历史上的永恒；2、英光环雄——万众瞩目、欢呼；3、进入中心权力。简单地说，就是成为创造世界、历史的英雄、万众瞩目的中心，英名永存。这就是青年晓波的“神圣价值”加“唯我”；或说“唯我”的极限扩张、神化，尼采的超人与此同意义。
在“八九”运动中，学生领袖们——包括晓波——的“大英雄”情结是导致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其个人的“大英雄”情结带来他们之间的对中心权力的争夺，相互比赛式地争风头，将运动不断推向激进，拒绝妥协，一次次失去避免流血的时机。
晓波对之反省及忏悔是很深入的。他记述：“我给别人签名，一开始是兴奋的自我欣赏，每签一次都有种名垂千古的感觉 ，只是我感觉自己的名字写得不好，恨不得能马上学到草圣张怀素的潇洒。”四君子绝食后，不断有人要求加入，但被晓波拒绝，因为“绝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人们把在白色恐怖下的绝食视为英雄壮举，因而，绝食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它与英雄梦、社会威望和知名度血肉相连。我的拒绝，是不愿意有再多的人跟我们四人共同分享这荣誉、这英雄的美名。 ”
他记述在广场的绝食演讲：“我从未见过、体验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场面，真可谓盛况空前，面对人群的狂热欢呼，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只是不断地重复：‘谢谢！谢谢！’这绝不是因为怯场，而是因为激动——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而飘飘然。”“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能力的公众场面时，我就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我暗自得意：这次绝食太对了。运动又有了新的热点，我也有了新的角色。……此时此刻，单纯的殉难的激情就转化为一种引导运动的自信，我相信我们四人有能力把运动引向新的轨道，进入新的境界，使这场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转变为以知识分子为主 体的运动。我突然冲动地接过话筒，面对人群高喊：!!!跟李鹏死磕！!!!”
如果晓波缄口不说，没有人知道他的内心所想，不能不说他的忏悔是诚挚的，切中了支撑其青年生命的结点。在骤然开放的时代，青年精英们的狂妄、英雄梦是普遍的。“八九”过去了近三十年，但是在晓波之外，我们尚未见到其他运动中的领袖，有这样深入的反思和责任的担当。
《独白》是作者从青年晓波到殉道者晓波的一个精神蜕变，唯有完成这个精神忏悔仪式，方能完成其人格的转变。其中心就是他从此从内心拔掉了“自恋英雄”这支罂粟。英雄有两种一种是“自恋英雄”——虚假英雄，其是“自恋”的极致，以众生、社会、历史来成就自己，其渴望的是万众的欢呼膜拜；而另一种真英雄，他放下自己，以“我”殉众生、社会、国家。在“六四”夜，晓波忘我而救众生，是真英雄；而他在万众欢呼中，慷慨宣讲“四君子绝食”则不属于此。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说，“六四”之后晓波变了一个人。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他的这种变化是公认的。而这个变化的核心就是他走出了“大英雄”的情结，放下了“唯我”，俯下身子，担起“六四”血难得责任和意义，为之做终生的祭奠者。2010年，他在监狱中得知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泪流满面地说这个奖属于“六四”的亡灵。
2017年11月 于伊萨卡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文章来自公民议报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