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处理压在身上三十年的负资产，中南海解决六四问题的倒计时阶段

中共十九大后的两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再过两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年。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中共若能重新评价六四，非但不会危及执政安全，反而有助于社会大和解和赢取人心。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天下之事，“理胜力为常，力胜理为变“，强权战胜公理是反常的。“六四事件“过去二十八年了，再过两年，便是三十周年纪念。不少人都怀揣善良愿望：中共在这样的历史节点，能处理压在自己身上三十年的负资产，无疑是最佳时机。今天或许已经到了中南海解决六四问题的倒计时阶段，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可以给六四一个说法。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体制内外人士对历史的反思，是无可迥避的话题。二零一七年秋天中共将召开十九大，习近平开始第二个五年任期；过两年，六四是三十周年纪念；再过两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年，习近平需要对中共百年的得与失作出全面总结。近年走近六四，来自各方的舆论都会关注，中南海处置六四事件的历史态度是否会有变化，国人心里隐隐作痛之际，各种揣测和评判一时众说纷纭。

六四之前两个月，即四月十日，北京有一场颇为特殊的生日祝寿活动：原中顾委委员、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再过三天就是一百零一岁生日。那天，他坐着轮椅，在家人陪伴下来到祝寿现场。九十四岁的杜导正、八十五岁的鲍彤，都拄着拐杖，在家人搀扶下，徐徐挪步前来。值得庆幸的是，中共政坛上三位“老革命“同场出席，他们身份特殊、贡献特殊、经历特殊。杜导正，被誉为“《炎黄春秋》之父“的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鲍彤，原赵紫阳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此外，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儿子，以及北京知识界和政界的十多人赴宴向李锐祝寿。

李锐说：“究竟中国向哪里去，这个问题终究可以解决，这三四十年，自己思考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类社会进步靠什么？第二个问题，主义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共产党怎么回事？我想大家都想搞清楚，否则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聚会。“会上，有人说到习近平第二个任期，有人说到中共百年，也有人说到两年后六四事件三十年。

高度评价胡耀邦的信号

近来，一系列事实似乎透析某种信号：习近平不仅在过去五年高规格纪念与六四密不可分的胡耀邦，高度评价胡耀邦历史功绩，还会见过胡耀邦家属。二零一七年三月，胡耀邦夫人李昭离世，其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习近平、李克强等多名中共现任和前任常委都前往八宝山悼念。尽管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道，但前往现场的各界送葬者多达三、四千人。这是邓小平追悼会后，北京出现的最大送葬人群，再现体制内外人士同时祭拜的场景。

有评论认为，对胡耀邦遗孀李昭的祭拜，实际上是中共内部的一次集体表态。五月下旬，距离六四事件二十八周年没有几天，中国大陆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突然疯传一张“习近平端午节接见胡耀邦家属的照片“，这一“消息“随即在网络上频频转发而一度刷屏，引发网友对“习近平平反『六四』“的联想。随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社交平台澄清说，这张照片其实是两年前的二零一五年拍摄的，是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开始之前拍的。有舆论认为，六四前夕的“政治敏感期“，网络上贴出两年前“旧照“，显然是惹人联想的“插曲“。在这个节点上，有人有意推进中南海高层正视二十八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

有评论认为，习近平主政后，已透过多个场合的举动，对胡耀邦给予认同。这无疑释放积极信号，展现出习近平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历史担当，但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并不适宜在条件尚未成熟之际就敏感的六四作公开表述。但在十九大后的第二个任期，成功确立政治大局、掌握政治进程主导权后，也就具备了一个六四新说法的条件。

六月四日当天，部分六四遇难者家属，包括多位“天安门母亲“成员，在当局严密安排下，坐专车到北京市郊的万安公墓拜祭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死去的亲属。他们在一位死者的墓碑前吟读悼词，声称随着岁月流逝，一些难属已含恨离世，“天安门母亲“会担起责任，以告慰其他先行的“天安门母亲“。

当局接触难属提出赔偿

“天安门母亲“过往始终坚持三点要求：真相，赔偿，追责。日前，天安门母亲再度发函呼吁平反六四，拒绝了中共对六四赔偿的提议，这一提议仍然没有触及“三原则“中除“赔偿“外的其他两项。据悉，二零一六年曾有中国官方人士接触“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以相当肯定的口吻表示，十九大后可以讨论赔偿问题。由于仅仅是谈赔偿问题，被丁当场拒绝。最近几年在六四问题上，当局确实有所松动和让步，多位“天安门母亲“成员透露，有政府官员接触她们，愿意向一些受害者家属提供经济补偿，不过都避谈“真相“和“追责“，这些沟通后来都没有下文，不过有六四难属表示，当局就此问题打破沉默，尚值得欢迎。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共态度松动的端倪。

六四已过去很久，这些难属正一个个离开人世，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已有四十六名死难者家属离世，二零一六年就有五人过世。

自一九八九年后，每年临近六月，六四成了当局仍然未能解开的心结：中国大陆各地，特别是北京，整个社会氛围便会骤然紧张，大小媒体枕戈待旦，生怕触碰宣传红线；在北京的异见敏感人士或“被旅游“，或监视趋严。六月四日临近，独立媒体人高瑜、维权人士胡佳等一批知名人士，遭遇强制“被旅游“。

居住北京的戴晴也“被旅游“，四日记者与身在杭州的戴晴通电。她这些年一直在从事追寻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真相。说到那年六月三日晚上到四日发生的事情，哪些是人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她说，对付平民抗争，当局为什麽要调用正规国防军？就算各大院校党、团、学生会组织松懈瘫痪了，那不是还有国营工厂的工人？隶属公安系统的防暴警察呢？不行的话，可以再加上武警和卫戍区部队啊。为什麽要荷枪实弹？当年镇压的决策，究竟如何作出的？命令是如何下达的？经由“打“而“坐“了天下的党魁们，会在意区区的学生抗议麽？会珍惜平民和战士的性命麽？人们不知道，“大权不可旁落“，党权、个人在党内之权，才是超乎一切的准则。

她续说，“真相“绝不限于六月三日的军令。努力达成的平缓局势，怎麽一次次遭戳破：追悼会、四月下旬和五月上旬、学生突然爆出的绝食、五月十七日邓小平家里的会议、五月二十日之后的运作······真相的昭示，应基于国民对自身历史清醒的反思。

六四事件后，戴晴因支持不同政见者，于同年七月被捕，在秦城监狱关押，次年一月获释，被监视居住三个月。戴晴，作家，历任技术员、参谋、记者、专栏主持人。早年曾获国际报业联合会自由金笔奖，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尼曼、哥伦比亚大学自由论坛、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及澳洲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基金等。说到当年六月三日、四日，她说，屠杀前，广场领袖的不作为，或者说，只拱火不撤火的作为。广场人群，最终在“红十字“和“小白旗“斡旋下撤出，没有此斡旋，那会是怎样的场面？“在六部口，坦克碾向撤离的人群，对此，本人当即宣布退党，个人退党，依旧郁愤难平，于是联手剧作家王培公，想发起知识界对政府暴行的公开抗议，但最终失败了“。当问到什麽能让政府公开谈论天安门事件，公开死亡人数，追讨责任？她说，当中国社会以渐进方式，完成最基本的现代化转型；当公众推出并接受监督的领袖，不再以一党专制为职志而敢于正视并反省历史。“对天安门事件的追讨，只为彻底揭出真相，继而广泛研讨后的正义确认，最后社会和解。否则，难免变成朝廷换代式的政客戏码“。

戴晴指当下人权倒退

说到二十八年后的当下，戴晴认为，与改革开放之发端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人权状况无疑在倒退并一波波恶化。但就公民的自身意识，包括可以享受到的政治及社会权利而言，却优于毛泽东时代。到了今天，依旧将“革命“与“激进变革“、无视平民的牺牲奉为神圣，这很难不让人对这类“运动“及其领袖的智商或居心怀有疑虑。“不要以为『机会』只在街头，本人生长并且献身于红旗下，对激进领袖那一套，敢说已然窥破：大权在握之下，只见自己雄心，忽视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蔑视扎实的渐进，激情挑战一切规则，比如香港已存的法治与自由，本人只觉悲哀“。

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每年一次的纪念六四，早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政治仪式。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的六四民调，已连续二十五次进行调查。二零一七年的调查显示，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见依旧认为中国政府当年处理不当、同情北京学生及支持平反六四，这一天依然是不少香港人心中之痛。这项民调显示，五成五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但较上一年少百分之四；认为北京学生做法错误的比率，就升至调查自一九九三年开始以来的新高，而不支持平反六四的比率有二成七，升百分之七，是二零零六年以来新高。调查显示，认为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的有五成八，下降百分之四；认为没有责任的达三成，升百分之三。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每年六月四日前的星期日，都会举办游行集会。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游行，支联会声称有一千人参加，这是九年来最少人参与的一次，也是历来第二低。香港警方则说游行人数仅仅四百五十人，是十年来最少的一次。六月四日晚上，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集会，主办方声称有十一万人参加，警方称一万八千人参加，两者同为九年来新低。

在台湾有纪念晚会，在台湾教书，并长住八年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说，“所有的成功都来自坚持“，他将于七月离台而赴美国，他说今年或许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台湾六四晚会。在美国，他将接在中国大陆的双亲赴美，未来会在全美巡迴演讲，口述六四学运历史，推动大陆民主化。他呼吁“所有关心中国民主的人“，要继续每年的六四晚会，这样的烛光不要在台湾熄灭。

在美国，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全美学自联)六月三日晚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行六四二十八周年烛光追悼会活动。在闪闪烛光中，民运人士和各界代表发表演讲。身在美国的民运人士方政说，要推动将“六四大屠杀“列入联合国世遗名录。在三藩市湾区，华人也有系列的纪念活动。

有评论认为，六四成了中共必须面对的、无法绕过的沟坎。六四是邓小平时代最大的负资产，但重新评价六四，泯灭不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光环。对六四的角色，习近平与前两任总书记不同，他不仅事隔三代，再无江泽民、胡锦涛当年的政治顾虑，过去多年，中共之所以在六四话题上讳莫如深，原因在于担心重新评价六四会损害执政合法性。也有评论认为，在六四事件后最初几年，这种担心或许可以理解，但二十多年后的今日中国，与二十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让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更为稳固。中共若能重新评价六四，非但不会危及执政安全，反而会甩掉历史包袱，有助于社会大和解和赢取人心。

别做逃避现实的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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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评论认为，任何积极改变都是双向努力促成的结果。那些依然抱着僵硬意识形态观点、执着偏见的批评者，别因六四心魔而产生认知障碍，做逃避现实的鸵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