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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黄花岗起义前的绝地筹款
作者: 良知媒体
黄花岗起义前的绝地筹款
（唐柏桥注：向大家推荐这篇民主先驱孙中山为了民主革命四处筹款的文章。孙中山为了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一生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为革命事业筹款上。他曾经在大街上募捐，曾经开办革命公司，曾经变卖哥哥的牛牲，曾经游说致公堂用房产做抵押。他在筹款过程中的辛酸苦辣，岂是常人所能体会！我现在越来越佩服他的这种为革命事业而捨身忘我的精神！而我最缺乏的就是他的这种“死不要面子”的精神，因为我太死要面子！我需要这种精神的感召！我深知，现在中国民主革命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推动民主革命所需的经费！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在中国全面推动民主革命。而我们在海外的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这场民主革命筹集必要的经费。我们将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一使命。）
本刊记者/黄艾禾
1909年4月初，孙中山的告急信飞至他的同志、中国同盟会马来亚瓜拉庇劳分会会长邓泽如手中。
“弟处已绝粮矣，而办事要人，尚有十余人在此相依，而日内又有安徽省与熊成基起事之同志炮兵队长管带洪承点等来星(新加坡)，皆不能不招呼。故暹仰二款未到之前，尚须三百元(叻币，英殖民政府发行的货币，下同)，乃足支月内之用，此又不得不恳足下等供给一月之费。”
因为有一批国内起义失败撤出的官兵需安顿，而预计的泰国和缅甸汇款还没到，彼时，孙中山捉襟见肘，已经要揭不开锅了。
“这些信一多半都是要钱的”
邓泽如，广东新会人，早年家贫，19岁跟兄长下南洋谋生。他从割胶工干起，后得到南洋富商陆佑的赏识，成为账房先生。此后他开锡矿，种橡胶，开文具店和杂货店，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拥有了500多亩橡胶园和多间店铺。到辛亥革命前，他已成为马来亚瓜拉庇劳华人圈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富足的日子并不能使邓泽如内心平静。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久侨海外，习见侨胞日受不平等待遇，知由于国势之不振，而满族之歧视也，慨然思所以拯之。”
1906年，37岁的邓泽如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坚定信徒。
也就是自1906年起，孙中山将他的革命运动基地，从日本转移到了南洋。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共领导了10次起义，其中有8次以南洋为指挥中心。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四处奔波，联络革命志士，筹措款项。
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后，孙中山派汪精卫手持他的亲笔函，从越南到马来亚去找邓泽如筹款，恰逢邓泽如出门在外，就留了一个字条给他。
百余年之后，邓泽如的儿子邓光商在北京的寓所里轻轻地打开一个纸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里面保存着当年汪精卫的亲笔：“来访不遇。拟明晨再来，祈少待为荷。精卫。”
“汪精卫没有等到我父亲，就走了。我父亲回来后听说这事，一直追汪精卫追到了新加坡才追上，那次他给了汪精卫几千元。”邓光商说。
这开启了邓泽如大量资助革命事业的序幕。从此，他与孙中山之间来往信札不断。“今天看这些信，一多半都是要钱的。”邓光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邓泽如细心地保存着这些信件。虽然只念过三年私塾，但他天资聪颖，又写得一手好字。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把与孙中山之间的往来信件汇编成书。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不难理解，在革命成功前的黑暗日子里，革命事业曾陷入怎样的困窘，而海外华侨又是以怎样的热情捐款支援革命，以致孙中山有“华侨乃革命之母”之叹。
1909年4月中旬，就在孙中山向邓泽如发出告急信不久，邓泽如的汇票寄到了新加坡，5月，又有50元邮票寄到。1910年八九月间，又陆续寄去一千多元。
孙中山在给邓泽如的信中感叹道：“近况如此，真为大事进行之大阻滞也。幸尚有热心如兄者，否则吾等不免有坐困此地之虞矣。”
“卷土重来”的庇能会议
1910年7月11日，孙中山从日本抵达新加坡，8月转往马来亚的庇能(即槟城)，在四间店街租下住处。他把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从新加坡迁至了庇能，决心要以庇能为中心，筹备一场破釜沉舟之战。
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历了9次反满起义的失败。最后的一次，发生在当年2月，革命党人倪映典策动广州新军起事，起义失败。倪映典壮烈牺牲。
一次次的失败，让部分革命党人情绪消沉。而这时孙中山面临的更大问题，是资助革命党的资金来源，日见枯竭。以往历次起义，新加坡华侨为孙中山捐款甚多，但是现在，他们甚至难以为孙中山筹措出去欧洲的路费。
革命党人的内部纷争也让孙中山深感头疼。在日本和新加坡，同盟会内部都出现了裂痕。但在马来亚，会员们对他仍是忠心耿耿。
11月，孙中山在庇能四间店街寓所召开了庇能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等，邓泽如以芙蓉分会(芙蓉即瓜拉庇劳所属森美兰州之首府)代表的身份出席。
会上，孙中山提出，要搞一次新的大行动，在华南“卷土重来”。这次行动，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汲取了以往起义准备仓促、资金不足的教训，会议为此次行动定下筹款目标：新加坡、马来亚等英属殖民地，5万；印度尼西亚等荷属殖民地，5万；越南等法属殖民地，3万。孙中山说：为这场破釜沉舟之战，“款项多一分，则筹备足一分！”
此时，革命刚刚遭受了一连串失败。当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4月，汪精卫在北京刺杀摄政王未遂被捕。党内财政又陷拮据，光是安顿撤下来的革命流亡者就已经让财政“力穷”。据邓泽如后来回忆，会上同志们对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众有忧色”。
而在这时候，孙中山显示出他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的坚强意志和超强鼓动能量。他对大家道：一次失败不足气馁。我以往经历的失败，比今天更困难百倍。今天我们党虽然穷困，但革命风潮却比以前更甚，华侨的思想已开。从今以后，我所担心的只是我们无计划无勇气。“现在因新军之失败，一般清吏，自以吾党必不敢轻于再战，可以高枕无忧，防御必疏吾党同志，果能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事，则克复广州，易如反掌。广州已得，吾党既有此绝好之根据地，以后发展，不难着着进行矣”
“孙中山的此一演讲对于大多数与会的革命人士具有绝大的冲击力量，使他们对于革命开始恢复信心。”华裔学者颜清湟在他的《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一书中这样评论。
会上，革命党人们甚至定下了打下广州后进军全国的路线图：曾在湖南兴办华兴会、人脉甚广的黄兴，统一广州的军队，出湖南，趋湖北；曾任南京新军统领的赵声，率部出江西，直取南京。
绝地筹款
庇能会议后，孙中山打算遍游南洋亲自筹款。但是，荷兰殖民政府不允许他进入印尼。接着，英国殖民当局又令他离开马来亚。他只得再次离开南洋，取道欧洲赴美。筹款重任只能落到邓泽如、胡汉民等人身上了。
然而募款绝非易事。
根据学者颜清湟的研究，南洋华侨中最支持革命的，是其中下层阶级。但他们虽然热情，却财力有限。而富有华商们对革命多持冷漠态度。
当年孙中山看中邓泽如与富商陆佑的特殊关系，曾让邓泽如劝他捐出10万元，回报是革命成功后云南矿业10年的开采特权，但即使这样，也未劝动陆佑。
孙中山还想过各种办法筹款。他曾在美国旧金山设立了一个“革命公司”，华侨可入股，每股为200美金，革命成功后可以折算现金，并可支付红利。1907年9月，他在给邓泽如的信中许诺，凡助款者必厚利偿还。后来，他更开出4倍偿还的条件。但似乎这些办法都未吸引到什么大款。
为广州起义而进行的这次募款，为掩人耳目，以“中国教育捐”的名义进行。胡汉民在新加坡，邓泽如在马来亚，同时筹款。
邓泽如在整整两个月时间里，马不停蹄跑遍马来亚大小16个城市，沿门劝捐。“周历南洋，东讲西说，劝捐募款，常数日数十日不归。”
但是募款的第一阶段相当不成功。胡汉民在新加坡劝捐时，召开筹款会议，有人却避而不见。他们曾去一户富商家里做工作，整整两个小时的劝说后，只得到20元。
近一个月时间过去，他们募到的钱款总数不过12000元，离5万元的任务相差甚远。刚从缅甸募款回来的黄兴，对这个结果非常失望。黄兴对邓泽如等人说：现在荷属殖民地的5万元看来靠不住了，英属殖民地的5万元如果也不能达到预定目标，全局就面临瓦解。我也不打算回香港了，干脆继汪精卫之后，再做一次牺牲生命之举，以暗杀来醒国人！言毕当场泪下。
农历11月29日这天，离家已经一个多月的邓泽如回了趟家。第二天，黄兴也从马六甲、芙蓉等地辗转到了邓家。
这一天，恰好是邓泽如的儿子出生。年已42岁的他喜得长子，这孩子就是邓光商的大哥。后黄兴给他取名为邓光夏，取“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光复大业夏声厥灵”之意。
次日，邓泽如与黄兴即出发，踏上募款路程。黄兴叹道，邓真有“大禹治国，虽闻呱呱之声而不遑宁处之概”。
募款至此开始有了重大起色。
1911年1月1日，邓泽如、黄兴等人抵达芙蓉，这是邓泽如个人影响力极大的地方。他们召开了同盟会芙蓉分会会议，会上，黄兴即席发表了动人演说，他激动地表示，愿意牺牲个人生命发动下一次革命起义。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当地革命领袖之一的谭德栋，最早表示要捐500元，后来增至1000元，听了这番话后当即表示，愿毁家纾难，倾其所有，捐出5000元。
谭德栋“积勤一生、为国毁家”的行动感动了在场的众多侨胞，大家纷纷慷慨解囊。当地同盟会的重要人物邓螺生、李源水、李贵子和黄怡益等当即各捐款1000元，还有人自愿卖掉铁路或锡矿的股票，以充革命军饷。
这样，在1911年的第一个星期内，筹款金额已经达到预定的目标。
对于筹款成功的原因，学者颜清湟认为，“最主要是由于参加募款的各高级革命领袖表现出的献身精神”。汪精卫的冒死行刺、孙中山“海外同志出钱，海内同志出命”的号召和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的舍生取义的决心，激励着华侨领袖们带头助捐，终于带来了捐款的剧增。
马来亚的筹款成功，对于东南亚其他地区和北美的筹款是极大的鼓舞。最终，法属殖民地筹到3万多元(换算成叻币后的数字，下同)，荷属殖民地筹到3.2万多元。而正在美国旅行的孙中山，利用这个消息促请华侨社会捐款，最后竟募得了7.7万元的巨款(加拿大6.3万元，美国1.4万元)。
至此，各地总共筹到18万元巨款。其中，来自新、马地区华侨的捐献为4.7663万元，仅次于加拿大，居第二位。
筹款成功后，黄兴从南洋奔赴香港，准备黄花岗起义。在邓光商的手中，还存有一封黄兴从香港赴广州前写给邓泽如的诀别书。当时准备进入广州参加起事的革命党人，许多人都写了绝命书。
南洋筹款第一人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黄花岗起义在广州打响。这是孙中山直接领导的最后一次起义，也是准备最久最充分的一次起义。
起义再次以失败告终，革命党人牺牲惨重，黄兴从起义一线死里逃生。孙中山后来沉痛地称：“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
但是，黄花岗起义对清王朝的心理震撼是巨大的。孙中山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次起义直接激励了6个月后的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帝国已经指日可待了。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曾经想让邓泽如出任广东都督，但邓泽如以“泽本商人，素无政治军事之学识”为由，坚辞不受。
1914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反袁斗争。邓泽如担任南洋筹饷局委员长，再次为孙中山筹款。
1919年，孙中山亲自手书“仁者寿”，庆贺邓泽如的50岁生日。
1923年后，邓泽如出任过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中央监委委员等职，1929年后很少过问政治。他于1934年逝世，享年65岁。
但是，历史并不会忘记他。
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有一座刻着《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的纪念石碑。在其中的“筹款代表”名录中，第一人就是邓泽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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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左二是领导黄花岗起义的革命之父黄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