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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孙大骆：从战略角度反思六四
作者：孙大骆
震惊中外的六四运动已经过去30年了，30年来，海内外的华人知识精英和海外政治反对派领袖绝大多数是从道义上真理上自由民主的精神层面上来反思这次运动，却没有人从战略上形式上经验物理层面上来反思这次运动。这就导致了对于这次运动能不能胜利，能不能不失败，能不能不流血不死人这几个重大问题缺少深刻的反思和总结。而这几个问题的反思和总结才是对于六四运动的最高度的最哲学的反思总结。否则，只是在道义，精神和真理的层面进行反思是肤浅的，尽管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可是对于未来的政治变革是没有什么物理意义的。（道德至上的潜意识始终在主宰现代中国人的思维系统。所以今天的海内外知识精英始终在道德道义的精神层面来反思六四运动。如果放在西方人，早就把反思的层面上升到实际的战略方法和程序操作的物理经验层面了。）
首先，六四运动是一场因为胡耀邦去世而盲目的突发兴起的学生运动却没有动员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参加。因为是盲目的学生运动，也就始终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政治目标和一个有力量政党，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这场学生运动。这样一个软弱的手无寸铁的学生运动和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及其武装力量对抗，其悲剧性的结果也就在运动轰轰烈烈爆发的时侯就已经悄悄地注定了。遗憾的是那些热血青年们，尤其是那些后来介入领导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的知识精英如王军涛陈子明方励之严家祺刘晓波高新周舵等人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周锁峰更是等而下之了。
运动之初，学生的口号和目标是纪念胡耀邦，后来是反对官倒，后来又是反对独裁专制，最后就主要是对于邓小平李鹏个人的人身攻击了。
在运动前期，学生把声讨目标指向赵紫阳，因为他的儿子是官倒。后来赵紫阳在5，19之前因为同情学生受到李鹏姚依林等人的围攻并被邓小平废黜。赵紫阳的政治智囊鲍彤严家祺陈一咨等人可能有意把中央的内幕斗争透露给学生，学生立刻把声讨目标对准邓小平和李鹏并使用了激烈的人身攻击的方式，这使得邓小平李鹏异常恼怒更加坚定了武力镇压的决心。鲍严陈的意思是通过学生向邓小平施加压力以试图挽回赵紫阳失势的局面，同时也间接的表达对于邓小平的不满。这等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也间接的催化推动了这场民间运动悲剧的发生。
尽管运动的政治目标一变再变，可是运动却始终在维护执政党的领导的大框架之下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所以才有要求和政府对话，请求领导人出面接见，要求撤销4，26社论，绝食，血书，最后是四个资产阶级知识精英率领许多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声泪俱下的苦苦绝食跪求。
就是说，冷静的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和热血的小资产阶级学生们自始至终把执政党当成合法的政党和政府，把执政党当成天经地义的主人和统治者。所以这一系列的事前策划和经验行动都是在皇帝和臣民，主子和奴隶，大人和下人的二元对立范畴中进行。即所谓的“跪着造反”。（这些资产阶级远远不如120年前的孙中山蒋介石式的资产阶级）
而所有外面的一些干部，知识分子，记者编辑，市民，媒体都是在支持声援学生们进行“跪着造反”，没有任何人敢于跳出维护执政党的大框架来进行并充分利用这场百年不遇的有可能是改朝换代的运动。这种可悲的结果正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软弱性以及和平转型性或者是非暴力革命的僵化的书生气思维所导致的。
更加可悲的是，在运动失败之后的30年中，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精英们居然还陶醉于非暴力革命的僵化思维之中而沾沾自喜自以为自己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并以唾沫星子来谴责执政党的武力镇压，甚至还有许多人如严家祺居然还翘首期盼执政党给六四平反。就是说，血流成河的30年后，有些人居然还以皇帝和臣民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形式来处理自己和执政党的关系。（当年的执政党能呼吁国民党给自己被杀害的人平反吗？国民党能呼吁执政党给自己被镇压的人平反吗？可见有些人糊涂到什么程度。）
有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在领导这次学生运动，有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学生成为这次运动的主体，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焉有不败之理？
问题是，是成千上万的学生的鲜血和生命来为失败买单。单纯的学生不可能预知到这样的结果，可是那些熟悉执政党历史和本质的资产阶级知识精英们及幕后的领导人如王陈方严刘高周等人也没有预知到这样的结果吗？
显然，这些幕后领导人没有预知到这样的结果。所以他们才在幕后领导学生把这场和平请愿运动推向了极致——–终于从反面推动了执政党的武力镇压。
在武力镇压之前，如果幕后的资产阶级知识精英领导人稍微具有一点政治斗争经验的话，也会在中途偃旗息鼓指导学生主动退却以保存成千上万学生的生命的。
30年后，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和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全部都在声泪俱下的声讨谴责执政党的行为却没有人反思自己的左倾盲动主义的狂热性和幼稚性。因为在5，19几十万荷枪实弹的军队进城的时侯，这种血流成河的结局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些幕后领导人却仍然固执着僵化的思维企图以跪求的方式打动主子和统治者。
（当时，我在东北一个城市，在5，19军队戒严之前，我已经预见到执政党会出动坦克镇压的，我工厂的工人们都不相信我的预见。）
所以，执政党对于六四的悲剧负有主观故意的政治刑事责任，幕后的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及学生领导人则负有客观无意的政治渎职性的责任。正是双方在正反方面的无意识的环环相扣的配合和层层递进式的逻辑推进中方才必然导致了经验现实的悲剧结果，也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最坏的结果。
（执政党在以前的白区工作中也经常领导罢工示威和飞行集会式的活动并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执政党后来反思为左倾盲动主义。可惜今天的海内外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和学生领导人仍然不具备这种理论高度。）
一句话，这场悲剧是可以在中途避免的。只是由于幕后的资产阶级知识精英的政治上的愚蠢和政治经验的短练方才间接的从反面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至于执政党的正面的直接的武力镇压则是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和学生们所不能左右的，所以不在本文章的反思谴责之内。（唾沫星子层次的谴责也是没用的和可笑的。）
还有，如果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政治远见的话，这场运动有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结局。
这就是——在5，19军事戒严的时侯立刻领导学生和市民转向另一种形式。而在15天之内是基本可以把几十万学生组织成为有组织式的编制（在运动之初就应该具有这样的最坏的准备。）同时还有几十万市民的配合。这样就可以在学生和民众围困进城的军队的时侯一哄而上解除士兵武器。一方面以一部分人防御城市外面的军队，一方面以一部分人控制北京的重要机构，当时的北京市区有百万以上的学生和民众可以自愿的参加这种形式。而北京市区只有区区数万的轻武器的军队，百万人民在几天之内控制首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执政党的中枢机构会突然瘫痪。当然，中央军委和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等人早已经通过地下通道跑到西山地下指挥中心。军队的运转还会正常进行。
但是，只要北京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运动并控制了首都，全国所有的城市都会立刻响应并仿效北京，这个连锁反应是肯定会发生的。因为在北京爆发学生运动的同时，全国所有的城市的市民知识分子大学生都群情激奋每天游行示威声援北京的大学生。只要北京转向了另一种形式，所有城市的民众都会立刻响应模仿的。当时的全国的情形有如干柴烈火，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立刻燃烧起熊熊大火。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形式就会大反转，执政党就会非常被动——不镇压吧权威就会立刻失效，镇压吧，军队又明显不够用。同时还会有一部分军队哗变支持民众并反过来攻击镇压民众的部队。这样就会可能出现几个局面——-执政党失效；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府成立；地方武装割据并独立；外国和台湾的武装势力介入；长期的军阀混战；数个政府并立等等。
这样的情况尽管也要出现大规模流血和内战，但是也要比六四的结果好多了。同样是流血，可是改朝换代却完成了。中国的历史就会提前几十年几百年转向现代民主社会了。（在5，19那天晚上，我立刻想到，运动应该转向另一种形式的路数了。）
令人千古遗憾的是，上述的局面没有出现。当时并不是没有这种机会和可能，而是幕后领导人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意识和概念。最可笑的是幕后的主要领导人陈子明居然还骑自行车连夜奔跑于全国人大之间幻想利用橡皮图章式的人大的空洞权力来制止军阀邓小平的钢铁权力,可见幕后的领导人愚蠢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如此愚蠢？
就是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精英兼书呆子而不是经过血与火千锤百炼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如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习仲勋等人。（习仲勋还领导了一次军队哗变呢。）
因此，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好的机会和局面就这样被这些软弱的短浅的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兼书呆子们无意中给放跑了，中国的历史在出现光明的一刹那间又在执政党和资产阶级知识精英的无意识的正反面合力作用下坠入了黑暗的深渊而长夜漫漫了。
最后的政治结论就是
未来中国的变革不能由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反对派和知识精英们使用唾沫星子来领导，必须由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工人农民市民以革命英雄主义来承担。即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手段登上政治舞台，进行一个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再转向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是手段，资产阶级的统治是目的，目的使手段神圣化。手段和目的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却是具有同一性的。
六四的精神永存！
六四的形式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