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马克思诅咒的中共

为了营造统治阶层对民众进行持续奴役的需求，马克思编撰了一种将社会撕裂的理论。也就由此，同时经资本与社会对立的政治捏造，当代社会正在经受着的，即是来自马克思诅咒中业已产生并日渐扩大的一部分。但是，马克思诅咒并非是作为政治危机而对现实产生影响。杜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冒充政治体制以代替真实政治。因为就极权体系来说，它必需首先并时刻指向一个看起来确定的危害元素，用来巩固并强化统治地位及进行充分剥削。因此极权在进行利益采集时，或者说当极权内部遭遇到利益分配时，它也同样要面对马克思诅咒中无法确证的部分。这就是权力内部的欲望诉求与社会民众的权利要求之间的鸿沟，在当代及统治体系中呈现为进一步撕裂的现实。而马克思诅咒之所以具有统治诱惑，是因为它就是对极权及政治空心化的补充。但是，在面对现代民主要时刻确证人的第一价值即人权时，马克思诅咒连同极权就不会生效。尽管没有谁会主动宣布极权已经破产，比如中共、土耳其或伊朗，但毫无疑问的是，民意已经跨过了假冒政治权力所编造的谎言，并将宣告：极权不具有政治价值，它是不合法的。

中共热衷于对马克思进行再编造和再神话，是基于品尝到了特权美味之后不能自拔的犬政心理。中共想尽一切办法掩盖马克思在本质上反社会的黑暗性，代之以伟大光荣与正确。然而，这种基于不明体的权力组织，从一开始就陷入到了需要自打耳光的困境中。由此，与其说中共在四九后所进行的是一项极为暴力的政治实验，不如说，这恰恰是对马克思诅咒的事实验证，它表明了政治权力与社会空间在现实及历史的曲线中不可能愈合的民众伤口，也表明了权力的政治性在当代是一种需要加以剔除的杂质。同时，中共的官员没有例外都会在其内部被更高的权力践踏，变得猪狗不如，因此也就常常谎言与昏话连篇。通过贪污、受贿或权力敲诈获得的巨额钱财，只能成堆成捆藏匿于家中，任其发霉腐烂。从上到下，每一个官员都被极端的焦虑控制。但是，这个世界一直是公平的，中共既然乐意出卖人性换取特权，那就必须要承担被马克思诅咒所紧缚的命运。

将社会打碎并因此使得整体社会的自愈能力趋于贫瘠化，并继而演变为社会失去一切整合功能和动力，是中共极权借维稳之名以享统治的第一特征。但问题的真正根源是，在事实上，它不过是中共内在恐惧的当代表现。马克思的诅咒通过大陆折射了中共在政治秩序中的娼妓形象，并在更细节的过程中使得中共的癫狂不断暴露。比如，在定义了大陆民众是“低端人口”后，随着事态的持续发酵，更极端的反人类言论也浮出水面，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认为“不看新闻联播的人是下等人”。这就是在当代此一逻辑中，中共恶化为极端组织的本质表述。也就是，中共已不屑于在煽动社会对立和挑拨外部矛盾时，继续披上“为人民服务”的羊皮，而是彻底撕下一切伪装，对大陆进行赤裸裸的侵略。“下等人”和“低端人口”的实质定义，就是中共手中的奴隶，而不再是什么所谓的“低人权”状况。因为既然是奴隶，就不要再谈什么人权。马克思一定会对中共的癫狂表示赞美，因为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虽然还没有实现，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幽灵，却已经由中共之手得以完成，至于反人类，那不就是马克思想要的诅咒吗。

告密者习近平

自习近平窃取中共党内权力以来，据不完全估算，中共约计重点监控了达一千多万在网上和线下表达权利的大陆民众。其中，被警察约谈、传唤的人数应不低于数百万之多。再其中，仅以新浪微博使用者为例，大约有90%以上的微博大V遭遇过网警或社区警察的直接威胁、警告与传唤，甚至辱骂（这还不包括非大V用户）。应有99%以上的被约谈者在警察的逼迫下写过保证书或悔过书。大陆民间社会凡有或尝试上访、维权的民众，约百分之百被中共当局实施密切监控。国保、国安的足迹遍布每一个角落。超过90%以上的被传唤民众遭遇过中共警察及公安系统的百分之百的恐吓与威胁。大约有80%及以上的民众在此期间被警察实施暴力。刑讯逼供或殴打取乐成为中共警界及基层监视机构的常规手段，但是，我们知道，几乎没有任何警界人员因刑讯或暴力被追责。

习近平对告密的病态嗜好，导致了近年来大陆社会及民间阶层的急剧分化、瓦解和撕裂。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为国际社会所侧目的“朝阳区群众”的告密形态。它标志着中共自上世纪“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消失的“权力密谋”和“敌我斗争”再次死灰复燃。当然，在事实上，这也可以理解为习近平自身就是告密者的身份显现。它不再是与政治或社会稳定及权力相关的秘密事实，而是说，告密已经被习近平当局作为一种明确的统治术，成为对社会系统实施压迫的公开化手段。它区别于一般的仅限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但在更深的领域内，则使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为释放自身恐惧从而指使、纵容并鼓励的方式。而告密，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思想”。

习近平自身具有天然的告密特征（或可以理解为受虐狂），因此，习近平就会以权力反向至对社会及思想的控制。中共暴力机器中的警察部队和编外警备则为控制和禁止思想提供全地区的配合及围剿。这在一方面说明了为何被监视的民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天量级的增长，在另一方面，则又确证了习近平作为告密者的政治身份。并且同时，还将以衔接性证据，对习近平热衷于修宪进行了心理及现实上的指证。告密者对一切具有或引起思想的人性怀有天然的敌视心态，告密者认为人应当禁止思想，否则告密就是道德犯罪。而唯有通过禁止思想才能掩盖因告密触发的恐惧。但是，习近平忘记了，在人类历史的所有罪恶中，禁止思想是反人类的第一大重罪，比直接谋害他人性命更为严重。凡一切禁止思想的个人、权力体或组织，都不会得到宽容和赦免。也正因此，在禁止思想的这一时期中，中共当局的任何一种维稳都不再奏效，甚至它已经变成了大陆网民对中共当局的嘲笑：“让你尝尝社会主义的铁拳”、“加急，本月枪毙名单”、“老乡，开门，查水表”以及“帮帮我们，子弹滞销”……这种不再通过严肃口吻而产生的社会抵抗方式，表达了实质正义对告密中共和犯罪当局的蔑视，并以模仿中共官方的语气，将习近平的中共拦截在人类之外，并坦诚如下共同的观念：我们知道，你们（中共）不是蠢，而是坏。

没有“国运”，只有崩塌的暴政

正是在此种愈演愈烈的残酷杀戮中，中共逐渐丧失了大陆民众对国家与地区的认同。它不再表现为因地缘所导致的权力回应，而是作为孤立与冷漠的政治，为民众所不屑。同时，民众因思想控制和个人自由的极度枯竭，则又表现为无区别的弱阶层体系。也就是民众既没有什么中产和精英，以彰显社会的脉络，也没有什么可作为族群凝聚的共同体。这就是在内在动力下，既无国家认同、也无族群认同的体现。而中共面对与美国的贸易战争、一厢情愿祭起“国运”的大旗，不禁显得可笑，甚至倒像是抽向习近平的响亮耳光。你中共作为赵家特权，在大陆地区穷尽了民众的一切和所有，你凭什么和我们谈国运。这个国家根本就和民众无关，这个国家仅仅是你中共的压迫民众之地，谈什么国不国运。

没有国家认同的大陆，只有“韭州”的控诉。中共视民为敌，驭民为奴，以党权剥夺民权，与民争利。民众无非就是中共眼里的韭菜，割了一波再割一波。要说国运，前提是国应知有民。无民之国运，不过是盗贼的把戏。假装听不到大陆社会集群的呼声，大陆民众最终就会越过警察与暴力机器的进犯，与中共形成政治对决。这就是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必然规律，也是民主运动在历经思想困顿和选择焦虑之后，必然要直接面对的行为，更是区别并跨越马克思诅咒及社会分裂的转型路径。一切都已经开始，而不是刚刚开始。但是，仍要记住，只有创建一个自由的大陆，才是我们实现大陆转型并迈入宪政的首要条件。除此之外，不存在对革命的简单盲从。旧的一页已经翻过，正如革命也不过是马克思的另一种诅咒和意识形态的禁锢。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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