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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专访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秘书长才嘉——六十年藏中接触过程回顾（文稿）
来源：西藏之声
1959年随着中共对西藏的全面占领，达赖喇嘛尊者被迫带着八万多藏人流亡印度等国，一晃六十年。境内藏人面对中国殖民统治，一直未失去信念与勇气；而尊者与流亡藏人也持续在世界各地为境内同胞发声，并努力尝试透过与中国政府对话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六十年间双方有过怎样的接触？接触的中断是谁之过？本台在这期特别节目中邀请到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秘书长、“藏中对话筹备小组”成员才嘉，来陪大家一起回顾六十年藏中接触的过程。以下是访谈文稿与音频。
西藏之声：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藏人流亡印度后，境外的西藏自由抗争是如何展开的？“中间道路”这一概念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和一批西藏人流亡到印度，当时的历史状况我们也清楚，主要目的就是要生存下来。 所以当时到达印度以后，主要就是请求印度政府和人民，来关心我们的状况，然后在印度定居下来。
定居的目的
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特别问达赖喇嘛尊者需要什么帮助。达赖喇嘛尊者当时说：“我最需要帮助的就是，流亡在印度的这些藏人下一代的教育。”所以在印度政府的关心下，当时在印度的教育部里面成立了西藏教育委员会，也成立了不少的西藏学校，然后西藏的屯垦区也陆陆续续地建立下来。
我想，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在印度最关键、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就是藏民族流亡印度以后的生存，和藏民族的文化宗教以及语言的保护。
藏人流亡初期的政治诉求：民族自决
另外一个方面，达赖喇嘛尊者也经常提到，我们流亡到印度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家乡发生了天灾，或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是因为政治的灾难。也就是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入侵了整个西藏，逼迫达赖喇嘛尊者和很多藏人流亡印度，这是一个政治的因素，我们变成了政治的流亡者。
所以当时在政治方面，我们的诉求很清楚。从1959年到1965年之间，向联合国提交了大概三次关于西藏的问题。联合国也通过了三次决议，其中一个决议里面也特别提到“民族自决”。我觉得当时不管是达赖喇嘛尊者，还是当时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国际上的诉求、方向和目标，可能就是西藏人的民族自决，而当时联合国也通过了。
1974年开始构思中间道路
但是正如你刚刚提到的，到了1974年的时候，尊者根据国际的形式、中国的情况，以及西藏境内外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一个想法。这我们从资料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1974年，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官员、流亡议会的议长等等一些重要人士，聚在一起经过长期的讨论和思考以后，觉得未来西藏问题的解决可能要跟北京对话、谈判、协商，唯一的路可能就是这个。
如果是对话协商，那我们追求西藏完全独立的话，很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当时尊者提出了不寻求西藏的完全独立，而是寻求西藏民族的生存。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西藏的文化宗教以及语言的保护跟西藏的真正自治，所以当时提出了“中间道路”这么一个设想。
当然，中间道路的概念，应该是在后来1987、1988年之后，在美国国会的讲话，跟斯特拉斯堡的讲话以后，才出现的。但是中间道路的构想，也就是说西藏不寻求独立，寻求真正自治，是从1974年就开始的。这是由流亡藏人中的领导人经过长期的讨论后决定的一个政策。
西藏之声：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后，是如何与中国政府间进行接触的？
邓小平与嘉乐顿珠的见面促成双方在五九年之后的首次接触
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政府，与北京之间的接触，应该是从1979年开始。 因为1978年，中国召开很重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1976年毛泽东往生，然后邓小平对中国的状况进行了很大的改变，之后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
在1979年的时候，出现了达赖喇嘛尊者和北京政府之间的一个接触。也就是说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到北京和邓小平见了面。因为这次的见面，促成了接下来的一系列藏中之间的互动跟交流。
先后五个藏人代表团前往西藏
你刚刚提出来的，接触的开始应该是这样。那之后呢，我记得是1979年，第一次的流亡藏人参观考察团体去了藏区。接下来在1980年代，去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然后是1982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高级的代表团，也去了北京。之后，去了第四个考察团，算上高级代表团的话，总共去了五个团，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考察和谈判终止。
考察和谈判的终止原因
终止有很多因素，当时双方都不是很了解对方的情况。特别是北京方面觉得，达赖喇嘛和这些藏人流亡到印度，回来以后看到西藏的情势可能会振奋人心。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可能西藏人过去是在这种达赖喇嘛的封建统治之下，被中国共产党解放出来了，代表封建的这些人回到西藏以后，当地的民众可能会对他们非常愤慨。
结果不是这样，和北京当局想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大家都突然觉醒。当然，之后胡耀邦当政，对西藏的政策确实做了一些非常务实、实事求是的调整。但是因为胡耀邦出事，后来整个西藏的政策又重新回到了比较左的方向。如果胡耀邦能够继续在中国当政，然后能够继续实施他在西藏的政策的话，我觉得西藏的很多问题已经解决了。
胡耀邦死后，其较为开明的西藏政策也随之消失
当时有个31号文件，是胡耀邦主持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个座谈会里面的内容，都是非常正面的。特别是胡耀邦当时提到说，西藏应该由藏人自己来自治。80%的汉族干部都要撤回内地。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务实，非常实事求是的做法。但是呢，这个政策实施不久，又被极左的路线替代了。
所以这之后，双方的接触也中断了很长时间。我们比较清楚的一点就是，2002年当时是江泽明当政，最新一次，也就是北京中共中央代表，和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间真正的，可以说是谈判的开始。2003年是胡景涛当政，但是之间的谈判延续下来。一直到2010年，谈判比较漫长。这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中共中央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之间，正式的谈判，其间谈了不少的事情。
西藏之声：藏中间从2002到2010年之间举行的九轮对话接触，主要谈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果？最后为什么突然停止？
藏中间有过九轮正式谈判与一次私下会面
从2002年到2010年之间，我们这边讲的是九轮谈判，中间还有一次私下的会面。 这么多次的谈判，谈到了很多问题。当然，这种谈判是比较漫长的，我觉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谈判，基本上是开始的一种接触、双方的一种认识和沟通。但是接下来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方面，提出为了改善双方的关系，希望安排达赖喇嘛尊者到五台山朝圣、礼佛。但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代表向中央汇报以后，对这个事情完全没有正面的回应。
当时双方谈的内容，透过很多资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尊者这边特别谈到了一些尊者和流亡藏人组织的想法，包括未来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构想、要求。而北京那边，主要一直在讲，中央对西藏的一些建设跟发展、投资了多少钱、对西藏的政策是什么、宗教民族与文化的保护等等等等，讲了很多。但是到了2007年、2008年的时候，西藏民族获得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书，由我们这边提出。
当时是因为中共代表，也就是统战部官员，说藏人提出来的完全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到底这个自治的内容是什么？不妨提出来，详细地让中央知道。所以当时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以及西藏流亡组织这边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很详细地把我们的想法写成文字，也就是《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中方称为《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
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我们最在意的是未来西藏民族的继续生存。中央一再讲西藏的发展、西藏的进步。也许建了很多楼房、公路，也修了青藏铁路，这些外在物质上的发展的确是有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西藏现在面临的是什么？藏民族面临的是生存的问题，而不是发展跟进步的问题。一个民族的生存，关键是这个民族的语言宗教文化，以及这个民族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民族的特性。要保护这些，必须要有一个完全的自治。这个自治，我们当时也提出来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明文规定的这些条款，其实我们把这些条款实实在在地落实起来，就可以保护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西藏民族的文明。这是我们最为重视的地方，所以当时在建议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一点。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西藏民族的同一性，你不管是西藏自治区，还有其他的自治州、自治县，这些民族，我们现在提到的卫藏、安多、康巴，其实都是同一个民族。我们民族的同一性，就强调了这一点。所以当时就谈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你刚刚提出来说，九轮谈判到底谈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果？当然，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完全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完全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是什么呢？真正的完全的成果就是说，我们提出了建议书，能够达成这个建议书的内容，双方协商确定西藏问题的解决，这是最好的、最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个没有取得。但是我觉得，北京当局完全了解到，西藏人没有争取西藏独立。而且我们在备忘录里面提出保护西藏文化、宗教、语言，还有民族特性，当然还包括西藏的生态环境。这些对西藏的生存当然很重要。
北京当局忽略达赖喇嘛的诚心诚意是造成双方谈判的主要原因
你刚刚提到为什么对话中断的原因——我个人觉得，就是北京当局没有面对西藏问题，它想回避这个问题，特别是它忽略了达赖喇嘛的真诚。我跟有一些中国的学者、一些好朋友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中国中央政府忽略了达赖喇嘛的诚心诚意。”因为当时达赖喇嘛是非常真诚地和中央谈判，而且提出了真正的自治，不分裂西藏的自治方案，但是北京当局说这个备忘录、建议书，是什么“半独立”，是“变相独立”等等说法，实际上就是不想解决。当时的统战部这些官员，可能因为后面有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以他是用拖的方式，我们的真诚没有得到北京当局的回应。
所以，达赖喇嘛的诚心诚意没有得到北京当局的回应，这是双方谈判协商中断的最主要原因。
西藏之声：藏中对话停滞后，双方有没有透过其他途径保持接触？
达赖喇嘛尊者和北京双方代表间的官方沟通协商已经中断不少年了，但是我想你也知道，不管是在达兰萨拉也好，达赖喇嘛尊者到其他国家访问的时候也好，其实有很多中国的学者、一些商人、还有一些退休的官员，当然也有一些体制内的人，经常来接触。这都不是官方的、不是正式的，而是私下的接触，我觉得这种私下的沟通也很重要。
华人朋友来见达赖喇嘛尊者，当然分不同的人。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可能是佛教徒，见尊者就是接受加持、聆听宗教教授、接受一些灌顶等等。
除此之外，我刚刚提到的其他这些人，经常来找尊者的时候我们也乐意安排。不管是任何一个阶层的人，我们觉得双方的接触沟通，不管是不是官方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达赖喇嘛尊者的想法和态度也是这样，因为尊者自始至终都是透明公开的， 尊者所有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都是清楚的，所以尊者不管见到任何一个人，都会跟他交流跟他沟通。
西藏之声：流亡社区中也存在要求独立的声音，达赖喇嘛尊者有没有对这些声音进行过制止?
我們都很清楚，达赖喇嘛尊者很赞赏民主，所有还没有流亡印度之前，在1952年的时候成立了改革局。尊者觉得当时西藏的社会状况都是不民主的。所以到印度以后，1960年开始，尊者就觉得我们在流亡社会应该要尝试民主。所以我觉得达赖喇嘛尊者对不同的声音，是非常尊重的。
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几年前左右，有两个不同的团体来见尊者，也就是要求独立的西藏青年会，还有中间道路的团体。 这两个团体都要觐见达赖喇嘛，因为我们知道，你政治上的主张不管是什么，达赖喇嘛尊者依然是我们的导师、上师。所以当他们一起来见的时候，达赖喇嘛很乐意地让他们坐在一起，然后跟他们讲话。
我记得很清楚，达赖喇嘛尊者在讲话开始就提到，“今天有两个团体，一边是争取西藏独立的团体，一边是争取西藏完全自治的团体。不管怎么样，虽然你们两个的团体的主张不一样，但是都是为了西藏民族的福祉。”
所以我觉得这很清楚，达赖喇嘛尊者也多次强调，争取西藏独立的人，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们要尊重。但是达赖喇嘛个人觉得，以目前的国内国际情势来看的话，就是最好面对西藏问题，解决的方式，就是中间道路。
达赖喇嘛尊者尊重任何不同主张的团体，所以在流亡社区有争取独立的团体，尊者也从没有去制止他们。因为这是民主社会的特色，有各种的声音，但是尊者一再的强调，他的主张是中间道路。
西藏之声：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立场，在未来有无改变的可能与空间？
我觉得达赖喇嘛尊者非常务实地面对西藏问题，所以尊者提出来的中间道路并不是像中国讲的那样，是半独立或者变相独立，更不是独立的前一步。我刚刚其实重复了很多次，尊者觉得西藏民族的生存是最重要的，要生存，就需要一个双赢的局面。就是说，对中国来讲，我们不争取西藏的分裂，不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这对中国来说是好的方面。我们又没有办法接受现有的，高压、强制性对西藏的这种政策，所以抛弃这两个边，争取一个中间的道路，就是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争取方向。
我觉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不管未来发生什么变化， 都不会改变。因为这个道路是达赖喇嘛长期跟很多人讨论，长期的深思熟虑以后，所做出的决定。所以，我想未来争取西藏民族的完全自治，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民族特性等为主的中间道路，应该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