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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藏人谈西藏】桑杰嘉：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九──灾难开始蔓延
来源：西藏之声
中国迫使西藏政府签订了所谓的十七条之后，大摇大摆地把大部队开进了西藏首都为主的卫藏等各地，随后紧跟的大洋运输队源源不断地把中国政府伪造的大量大洋运到了拉萨。中国人利用庞大的军队威胁，加上如雨般的大洋砸开了西藏各阶层人士，开始系统性展开各种统战工作，其中宣传队下乡也是一大工程，成立军区、中央政府代表处、工委—。于此同时在西藏安多和康区中国人之前承诺的政策，转眼间消失在九天之外，一场灾难性的政治运动正在悄悄酝酿着，并向西藏各地蔓延。
1951年9、10月，中国大部队陆续抵达西藏首都拉萨。中国人进入拉萨后的主要工作就是中国官员所说的 “从1952年到1953年一年多时间—中央工作人员同解放军集中力量谋求在西藏站住脚的时候—”主要手段是之前讲到的笼络、收买和胁迫等，其中中国人的大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真如西藏作家唯色指出的：“为“争取爱国上层人士”，外来的“解放者”在拉萨狂撒大洋。不少大贵族和商人见钱眼开，忙不迭地，又是卖自家大屋，又是卖土地，又是卖存粮，又是卖羊毛，而且只要合作就能获得丰厚俸禄。”
在这段时期，中国人虽然占领了西藏首都和绝大部分地区，而且，着手部署先夺西藏政府外交部的权力和西藏政府军队的控制权，以及更多削减西藏政府权力的各种策略。当然，西藏安多和康区到首都拉萨的两条公路没有开通之前中国人还是比较低调，最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此时，中国人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无法获得藏人民心，虽然大洋砸的藏人晕头转向，绝大多数藏人的心还是向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不信任中国人。对此，西藏著名学者茨仁夏加写道：“虽然宣传十分高明有技巧，中共却还是无法赢取广大人民的民心。在中国本土，共产党人抗议诉诸中国民族主义，也能够在中国百姓之间激发反日的同仇敌忾。然而在西藏，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兴“祖国”统一的说词却无法激起共鸣。”中国人所谓的祖国、革命、无产阶、共产主义等等宣传与藏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西藏人最清楚的一点是中国人在占领自己的家园。
虽然，中国人在十七条的第四条中承诺：“对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由于十七条只是为了中国人公开、顺利进入西藏中部和拉萨等地缓兵之计，当然也是逐步夺取西藏政府权力的部署。事实上，中国人对西藏政府的整体对策是：“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完整的行政组织来达成他们长远目标，但是考量目前的情况，他们只好允许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体系像以前一样继续运作。在此同时中共希望建立一个平行的行政组织以启动新的计划与改革，最终的作用就是使传统的政府机构变得多余累赘。”最终可以用某个理由消灭西藏政府。中国人在实施以上的策略成立教育委员会、1952年成立了西藏军区、中央代表处等等就是为抗衡西藏政府而设立的部门，也就是“平行的行政组织”。在这一期间中国人利用以上权力部门首先夺取了西藏外交权、西藏政府军队的控制，其做法茨仁夏加先生的说法完全一致。
如，1951年7月底，西南外事处处长杨公素奉命率外事干部十余人，从重庆启程进藏。1952年1月，中国共产党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外事处成立，杨公素任处长，杜子毅副处长。“由于情况特殊，未对外公布”。因为，此时中国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另外，中国人承认他们对西藏外交事务没有任何概念和基本常识，所以，最初中国的策略是 ：“1954年签订中印协定后，才准备撤销它的外交局，与外事帮办办公室合并。原来外交部的意见是采取稳妥方式，第一步，先由外事帮办办公室与其外交局合署办公，后噶厦同意撤销，准其外交局并入帮办办公室。——噶厦方面不得不将其外交局撤销。”西藏外交部掌握着整个西藏外交事务的所有资料和外交人员，所以，中国人想利用西藏政府外交部和印度谈判，协定后撤销西藏外交部。但是未等到1954年，1953年9月中国以合并的名义吞并了西藏政府外交部，彻底剥夺了西藏政府的外交大权。
但是，中国官方文件有关西藏政府外交部的记录非常滑稽，比如，在中国官方的《西藏自治区外事志》里同一章节中的说法自相矛盾。如，当然中国一贯的做法是为了其侵略合法化，把西藏政府称“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外交部称“外交局”。更荒唐的是《外事志》的第250页说：“（1942年）在英国的唆使下，西藏地方宣布成立非法的“外交局””。在251页里说：“1953年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撤销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 接着又说 ：“（1953）9月，经中央同意，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人员并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 但是，《外事志》管理部分的图片中有一张藏汉两种文字的当时的照片，照片顶部写有：“中央政府代表外事帮办处与西藏外交局合并仪式纪念”。在上面提到据当时中国外交事务负责人杨公素说中央的决定是：“1954年签订中印协定后，才准备撤销它的外交局”。
但是，《外事志》说这个外交局是“非法”，又说是“1953年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撤销”。之后又说：“9月，经中央同意，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人员并入—”。但是，当时的仪式纪念照片上用两种语言明确写着“外事帮办处与西藏外交局合并仪式”，所以，肯定不是““外交局”人员并入”仪式，这一照片之前在流亡社会已经公开出版过。而在《外事志》的概述中的说法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52年1月，中共西藏工委外事处成立。9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成立。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撤销西藏政府非法的“外交局”，结束了西藏地方对外交往反面的非法状态。”到底是中央政府1951年9月“撤销”西藏外交部，还是1953年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撤销”?既然在1952年中央或者1953年西藏外交部被达赖喇嘛撤销了，那么1953年9月又合并什么？举办了“合并”仪式，照片为证(中国官方和当时参与仪式的藏人、照片为证)。更滑稽的是中国人口口声声称是“非法”的怎么又与中央外事帮办处合并？既然“合并”了，恰恰证明了她是合法的外交部门。这是中国官方对西藏历史记载的典型的例子，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疑点重重，因为篡改和伪造只能胡扯来填充，放在阳光下就如此的荒唐不堪。
1953年，开始中国人剥夺了西藏政府外交部的所有外交权力。
还有中国方面要求按十七条内容把西藏军队编入中国军队里。其目的是：“一方面能控制装备原始，又对现状不满的向军队。因为西藏军队威胁到中共未来的计划。另外，还能降低两个军区之间的冲突。”茨仁夏加说。
中国人进驻拉萨的头两年主要打击的西藏政府两个部门是军队和外交部。
中国大部队进入首都拉萨后最严重的问题是拉萨市物价飞涨，使西藏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严重短缺，因此，再次掀起藏人对中国人的愤怒。这一情况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国人）“他们要求借两千吨青稞。当时我们自己的开销很大，政府粮库无法应付如此巨大的数量，只好向寺院和私人借粮。他们还要求其他谷类食物，如此一来，城里有限的资源开始紧缩短缺，物价随之上涨。此时，又有一位将军率领八千到一万的军队到达拉萨。他们占据更多的土地建立军营，在粮食过度需求下，我们简单的经济体系崩溃了。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带，全部的人马都指望我们贫乏地资源来供养。谷物的价格一下子暴涨差不多十倍，酥油涨了九倍，一般物价涨了两三倍。拉萨市民面临有史以来第一次饥荒边缘。他们对中国军队越来越愤怒—-”。
另外，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1952年在拉萨时看到的情况是：“解放军庞大的新需求，拉萨无法负担，结果是通货膨胀严重，食物的价格上涨了两百到三百倍，即使如此，食物还是短缺，不够分配。”
但是，中国人又篡改事实真相称这是反动分子：“解放军不走，饿也要他们饿走”的阴谋。
此时，中国人继续在拉萨等地大撒大洋收买和统治各个阶层的藏人，而一些藏人也乘机发了财，但肯定是少数。
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回到拉萨之后，向达赖喇嘛尊者讲述了他所知道的社会改革，中国式的改革和台湾式的改革，而且，提出西藏的改革。不久在达赖喇嘛的强力推动下，西藏政府在1952年提出西藏社会改革，并设立了“改革委员会”，但是，西藏政府的社会改革遭受中国人的各种干涉而最终未能实施。因为，西藏政府自行改革成功的话，中国人失去以改革之名在西藏社会实施各种打击的机会。
另外一个灾难性问题是，中国军队是两大军区既西北和西南局的军队陆续抵达拉萨，而且，西北军掌控有班禅喇嘛，所以形成藏（日喀则为中心的地区）派系的支持者。这样两军种在表面上很客气，但是在暗地里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被当时参与者称之为“西藏内部之争”，但这个斗争与西藏、藏人无关，是中国军方两大派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权力斗争，当然遭殃的是西藏人。
此时此刻，1950年前已经被中国人占领的安多和康区情况发生着巨变。中国人最初“借道”之说、不改变当地习俗、社会体制等等全是放屁。开始在各地进行民主改革前的全面准备工作。中国的大批工作人员驻进各村庄，召集穷人进行教育，为所谓的民主改革进行的前期准备，因为在中国土地改革已经进行了数年，中国人把这运动搬到西藏叫“民主改革”。而在西藏部分地区推进所谓的“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所谓“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这一政策落实的最初对西藏社会造成殴打、自杀、逃亡等悲剧。
流亡藏人热珠阿旺在回忆录中讲述了有关康区理塘中国人1950年开始教育贫困藏人的情况，是为之后所谓的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
“从1950年开始，共产中国人在我的家乡召集穷人召开教育大会，表面上是给他们农牧业工具，而且，给参加教育大会的每人每天发五个大洋。事实上是，贫富民众的大隔离、大分化。
当时中国干部给他们讲的主题是：由于你们是没有劳动机会而经济状况不景气，再加上对所谓的喇嘛和僧人们有迷信，把自己本来很少的粮食和钱送给他们。而喇嘛和僧人没有劳动而得到发展，他们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觉得你们在吃穿上有困难，所以，给你们大洋，并进教育和免费送给你们劳动工具。共产党的宗旨是帮助穷人，并有中央的指示。你们在喇嘛、僧人和贲，以及富人的压迫下没有发展。—-”这样的会议每年举行三到四个月，穷人大会并非仅仅在我所在的地方，而是在整个理塘地区开展。
“1954年10月1日，中国干部要求穷人大会的与会者提交书面或者口头的意见，并向他们每人发了十个大洋。并开始了对喇嘛、僧人和贲的批斗大会。”热珠阿旺说。
在同一时期，西藏安多尖扎地区实施所谓的“统购统销”迫使藏人自杀、逃亡–。流亡藏人洛日甲回忆说：“（1955年）开始了粮食“珠热俄仓”运动（译注：统购统销），征收农田税和统购统销。汉人说：你们的农田可以产粮食多少多少，除掉留种子、人吃的、 喂牲畜的，还剩这么多粮食，那么得把余粮交出来。汉人把农田分成特等、一二三等不同等级，认定各等级的农田各每年产多少多少粮食。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多粮食。比如我家，光农田税就要交一千斤粮食，而且要运送到热贡（译注：今青海同仁县），而这一千斤粮食需要雇八十头毛驴来驮。剩下的必需按照政府定的价，卖给政府。我们的农田很小，根本没法交出那么多粮食，只好把家里的豆子、杂粮、青稞等农作物统统交出来。家乡很多人家，秋收后本来一般储藏够一年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不得不全部拿出来统购统销了。
汉人收购粮食时，如果有人交不出来粮食，就会遭到殴打，五花大绑，绑得很多人脱臼。登记和逼迫民众出售粮食的，有汉人干部，也有藏人干部。汉人干部是头头， 藏人干部是助手。由于藏人的武器已经全部被收缴了，在捆绑没有粮食的民众时，那些干部就有恃无恐了。交得出要交，交不出也得交，严重的会遭关押。大家不敢说不，无能无力，只能按着他们的要求缴税。
我们村有个叫图杰的人，汉人命令他要缴三千斤粮食。其实他家的粮食都缴了，根本没有粮食了。由于无法忍受捆绑殴打的折磨，他答应第二天就送三千斤粮食到县城。他在甲巴囊的会上说：“明天我就要把三千斤粮食送到县城，请大家向我学习。今天我身体有点不适，我想请假休息。” —-他没有回家，直接跑到黄河边跳进黄河自杀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粮食可交了。
另一个叫拉萨的村子，干部们冲到一个叫尤拉甲的藏人家里强迫他交粮食。他无法忍受折磨和侮辱，和干部出来后在晒粮食的麦场上割脖子自杀了……仅仅在统购统销的这一时期，我们那里就有四个人自杀身亡。还有几个是去自杀，被家人从黄河岸边拉回来的。”
统购统销迫使藏人把所有的食物上缴统购了，不仅仅是缴不出粮食而折磨，交出粮食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饥荒—-
在这一期间，中国人又实施调虎离山计，以参观、参加会议之名，将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基本全部高级官员接到了北京，而且，安排长时间的参观—-在这一期间中国人加紧发展统治力量和各地建立党组织，大肆宣传其所谓的政策，前所未有地巩固了其在西藏各地的势力。
随着中国人在西藏各地势力的巩固，对藏人的奴役政策开始渐渐浮出水面，特别是中国人开通了两条公路之后加剧了这个趋势。虽然，中国承诺不对卫藏地区进行社会改造运动，但是在西藏安多和康区逐渐推行群众批斗，合作社—等中国人的奴役政策已经在起步，而且，这种造成严重后的政策在西藏安多和康区不断扩大，从农区向牧区偏远地区蔓延。中国人直接实施的一场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步步逼近整个雪域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