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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1950年“镇反”杀人运动
1950年“镇反”运动中的人犯。
镇反运动中待处决的人犯。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一个朝代创立之初,面对粗安甫定、人心未附的局面,往往采取怀柔政策,以大赦天下、与民恩惠等措施安抚收拢人心,从而使得那些对新政权抱有疑虑和对立态度的群体能够迅速归附。如此,则上从天意,下顺民心,从而为自身统治打下良好基础。然而,当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却打破了这一传统。转而采取暴力手段镇压那些刚刚放下武器投诚的原国民党军人、以及当时对新政权怀有疑虑之心的对立群体,史称“镇压反革命”运动。
当时因毛泽东访苏归来暂时休养,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便成为“镇反运动”的发起者。他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分子”。在刘少奇的主持下，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公安部并据此在许多城市开展了敌特党团分子的登记工作，通过警告、检举等上下结合的方式，逼使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人员及其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主动交代身份，以便摸底排队，掌握城市中敌对分子的状况。与此同时，刘少奇还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镇压反革命。刘少奇的嫡系彭真也于此时发表了对此后“镇反运动”的形成颇有影响的报告,彭真在报告中说：“依据中央指示精神，政法委员会派出两个工作组前往察哈尔省的宣化及河北省的唐山两个专区进行了司法调查，发现在正确地纠正了‘乱打乱杀’的偏向之后，现在不少地方宽大政策又偏差到‘宽大无边’，宽大到‘灭自己志气，长匪特威风’，宽大到助长匪特气焰，脱离人民大众的程度了。”在彭真这篇充满杀气的报告出台后，中共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遂于7月23日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而且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此时的毛泽东,对于这场由刘少奇发起的“镇反”运动尚不热心,他并非手软,而是觉得这些被镇压的对象已是待宰之羔羊,不必急于动手。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其后北朝鲜军队的溃败,使得中国方面不得不准备出兵的形势下,毛泽东对待“镇反”运动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变得极为“积极”,中共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毛泽东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自此,一场大规模的杀戮正式拉开序幕。而依照毛泽东的一贯所为,一旦决定去做一件事,就会坚持做绝而不留余地。
1950年1月17日，毛泽东在阅读中南局转来的湘西廿七军的“镇反”报告时，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区区一个湘西，不仅远离沿海前哨地带，人口密度也远小于华东地区，就处决了4600人，而且还有许多反革命要杀，而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不过处决了2911人。
对此,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做出严厉批示：湘西准备继续再处决反革命“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由此联系到华北以及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所有新区，毛泽东断言：”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毛泽东进而坚决地提出要求：“在这些地区，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
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中共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问题，不问“罪行大小”,甚至不问“有罪没罪”,只是按比例进行处决以完成“既定任务”。会议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人犯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四二的水平了。又据1996年中共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
博文转载 作者：十年风景原无异
责编：祥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