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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仁者管仲的治国典范
管仲名伊吾，字仲。春秋齐国颖上人。
先后担任过齐相的管仲和晏婴，向来被人们看作历史上的贤相。管仲是春秋初期的名人，正是他协助齐桓公，把中国历史导入春秋时代，晏婴则是古代智者从政的代表，成为季世维系国家生存的大臣榜样。相对而言，管仲的历史地位比晏婴要略高一些，事功也比晏婴突出，而晏婴的机智应变和俭约，则是管仲所不及的。后世谈到古代贤相，往往管晏并列；兼谈将相时，则管乐并列（乐指燕国大将乐毅）。即便从为政楷模的角度看，管仲和晏婴也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相应的位置。
管仲名伊吾，字仲。春秋齐国颖上人。他是贵族后裔，从他拥有的知识、能力来看，他受过当时贵族子弟的良好训练，礼乐书数射御样样在行，尤其是射和御比较精通。但到了管仲时家境已经没落，他曾经坦言自己的贫困和潦倒，为了谋生经过商，当过兵。后来在齐僖公时，管仲与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僖公死后，襄公继位，齐国内乱，管仲护送公子纠逃亡鲁国，鲍叔牙护送公子小白逃亡莒国。等到齐襄公把政局折腾得不可收拾，自己也死于非命后，齐国无君。在外的这两位公子，谁回国早谁就有可能当上新的齐君。齐国的执政大臣倾向于公子小白，派人到莒国去迎接，而鲁国则希望拥立公子纠，由鲁庄公亲自护送返国。为了阻止小白继位，鲁国派管仲带兵赶到前面阻止小白回国。管仲截住莒国护送公子小白的队伍，一箭射中了小白。谁也没想到，小白命不该绝，迎面射来的箭卡在了带钩（相当于现代的皮带扣）上，这位聪慧过人的公子应声倒下装死，躲过一劫。鲁国的队伍以为小白真的中箭身亡，放慢了行進速度，结果到了齐国，才发现上了当，小白已经登基，变身为后来大名鼎鼎的齐桓公。鲁庄公不肯罢休，武装干涉，结果不但被齐军打了回去，而且被齐军截断了鲁军的归国道路。齐国还向鲁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鲁国杀掉公子纠，交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和召忽。“召忽、管仲雠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史记·齐太公世家》）。在齐国大军的逼迫下，鲁国只好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殉主，而管仲不肯自杀，让鲁国把自己囚禁起来，等待齐国发落。
按常理来说，管仲在齐国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不过，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小概率事件会改变历史。新上任的齐桓公同管仲有一箭之仇，非要杀掉管仲不可。而辅佐齐桓公的鲍叔牙，同管仲的交情非同一般。齐桓公本来要任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坦诚告诉桓公，论治国能力，他远远比不上管仲。鲍叔牙向桓公说明，自己有不如管仲的五个方面。“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国语·齐语》）他终于说服了桓公，以“欲以戮之于群臣”的名义，把管仲从鲁国弄回齐国。一转眼，阶下囚当了相国。此后，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代霸业，连桓公本人也尊称管仲为“仲父”。
正因为有鲍叔牙的力荐，管仲与鲍叔牙的友谊成为历史上的著名典故，留下了“管鲍之交”这一成语。管仲曾经说过他与鲍叔牙的关系：“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史记·管晏列传》）可以说，管鲍之交不仅是管仲建功立业的基础，也为管理思想史留下了一个积累和利用社会资本、识别和评价人才的范例。
《管子》一书，尽管疑问很多，成书较晚，但毕竟包含了管仲的基本思想。其《牧民》中的“国颂”，在其他史书中都有佐证，可以确认其属于管仲的基本治国理念。全文不长，却是管仲管理思想的纲要。照录如下：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仲的管理思想，首先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他强调“四维”即礼义廉耻对国家的意义。对此，人们固然可以把四维看作是西周礼治的绪馀，但更要看到这种因循中的创新。管仲认为，四维是国家纲纪。由此可以看出，管仲的治国目标，外显的是国土民众和物质财富，而内含的是道义准则和文明理念。价值观念一旦出了问题，国家就会倾危覆亡。“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作为统治者，时刻要关注四维的动态，采取对应的矫正措施，价值观念的偏失一旦累积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济于事。所以，管仲所说的“国乃灭亡”，并不是物质意义上的亡国，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亡国。四维的意义，一是保障社会秩序，二是辨别善恶正邪。“礼不踰节，义不自進，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進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
需要说明的是，价值观念虽然是稳定的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表达价值观念的词语含义也会变化。管仲所说的四维，其含义在后代有所变化，不可用今义解释古义。礼在整个古代的含义变化不大，无需说明，即便如此，春秋之礼同西周之礼已经有了差异。义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变化。所谓“义不自進”的义，是谦谦君子的贵族风度，所以当时才释为“无巧诈”。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到了秦汉，“自進”就已经正当化了。汉代察举对策，就有了“自炫鬻”之风。当然，严守古训者对此并不赞赏。唐代科举，曾经有过“不求闻达科”，据唐人赵璘《因话录》载：“德宗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县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云：‘将应不求闻达科。’此科岂可应耶！号欺聋俗，皆此类也。”说明“不自進”仍在有些人那里被推崇。廉的古义是堂屋的侧边线，《说文》曰：“廉，庂也。”注曰：“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由于其方方正正，到春秋时，其义已经引申为正直。管仲四维之廉，就是正直义项。战国以后的廉字，才逐渐有了与贪字相对的含义。耻的含义一直未变。《说文》称：“耻，辱也。”但是，以什么为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准则，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标尺。所以，管仲所说的四维，就其内容来说，并非等于后代倡导的四维。但是不管古今词义有多少差别，管理须把价值观放在首位却古今一理。正因如此，不仅在春秋以后的帝制时代，管理思想以四维为纲被普遍接受，而且直到民国年间，还能经常看到四维之说。国民政府曾经推行过新生活运动，就是以四维八德为标榜的（民国的四维八德，四维仍是礼义廉耻，八德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管仲对四维的强调，确立了中国传统管理中的基本价值取向。
正是出于对价值观念的重视，管仲特别注意治国中做到“名正言顺”。借助周初分封时赋予齐国可以征伐其他诸侯的权力，齐国强大起来的兵力指向四邻，号令诸侯。齐桓公因为同蔡姬发生了矛盾，让蔡姬回了娘家，结果蔡国干脆把蔡姬改嫁了别人。齐桓公大为恼火，直接出兵要灭了蔡国。但这种用兵理由实在上不了台面，于是，管仲把攻打蔡国的军队指向楚国（蔡紧邻楚地），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惩罚楚国不给周王進贡。齐国北征山戎，毫无理由地攻击一个没有危害自己的部族说不过去，正好山戎在骚扰燕国，管仲就把这次战争的理由说成推动燕国“修召公之政”，帮助燕国恢复立国之初的开明政治。不论这些说法是不是借口，起码可以由此认定，管仲治下的齐国，特别注意自己在国际上的主持正义形象，这正是价值观领先的表现。正如今天的公司，不论赚钱的心理多么强烈，但堂而皇之的标榜总是社会责任。
就以管仲自身行为的抉择而言，也有价值取向上的衡量标准。从他对鲍叔牙的赞誉来看，与其说是赞扬鲍叔牙的美德，不如说是解释自己行为选择的正当性。当他辅佐的公子纠被杀后，同为辅佐的召忽，认为不能背叛公子纠而自杀，管仲的抉择显然不同。他强调君臣关系以社稷宗庙为重。“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管子·大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管仲强调四维，鲍叔牙、召忽也强调四维，他们在这一点上具有共识。所不同的是，三人显然对四维有不同的理解，即使理解相同也有排序上的不同。就拿忠诚来说，召忽把对公子纠个人的忠诚摆在首位，管仲则把对齐国的忠诚摆在首位，其优先次序是不一样的。但他们三个人能够互相理解，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价值观念上求同存异的努力，这对于个人行为的组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管仲的言行中，尽管资料残缺，但依然可以看到不同观念的兼容。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多样化和冲突权衡，是春秋时期政治适应社会变化的思想反映，也为后来的诸子之学开了先声。
重视价值观，不等于把物质与精神割裂开来。管仲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了二者的关系。所以，管仲治国，特别注意富民与强国的关系。齐国本来就是大国，立国之初太公姜尚的治国原则就是“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管仲继承了这一传统，“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国语·齐语》）。虽然管仲没有明确对人性進行论述，但他对仓廪和礼节、衣食和荣辱的因果关系链接，说明管仲正面肯定人的需求和欲望，民富了才能国强，物质丰富了才有精神文明，由此把各种管理措施建立在民与国的利益一致性上。这一点至关重要，正是管仲奠定了这一逻辑基础，使得后来的诸子百家各派思想，不管其观点上有多大差别，大多都吸取了这一观点。即便是不大看重物质的儒家，也同管仲的观点类似。孔子把治国顺序列为“庶之，富之，教之”（《论语·子路》）；根本反对齐桓晋文之事的孟子，却特别强调恒产和恒心的关系，也在那里精心设计“制民之产”的井田模型，强调富民之后才能“驱而之善”。在这方面背离管仲思想的，主要是法家学说。商鞅和韩非看到了饥饿对民众的驱动力，把民与国对立起来，认为民强则国弱，民富则国贫。所以，管仲的思想与后来法家的思想有着重大差别。概要来说，管仲的逻辑，是顺应民意，谋求国家仓廪实与民众衣食足的统一，其管理措施建立在国与民的利益一致基础上；而商韩的逻辑，是国家掌握资源与生活资料以驱动民众为国尽力，其管理措施建立在国与民的利益对立基础上。可以说，法家思想相对于管仲思想，蕴含的逻辑恰好相反。当然，管仲也谈到统治者要运用生、杀、贫、富、贵、贱“六柄”，但同后来法家十分热衷于赏罚二柄相比，管仲更多地强调要“慎用六柄”。所以，有人称管仲为早期法家，恐怕不妥。
需要指出的是，管仲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他也有自己的国家管制理论。然而，这种国家管制，是在西周晚期逐渐出现的社会变化基础上形成的，同后来战国晚期法家主张的以国家改造社会的管制理论有较大差别。管仲在齐国主持的内政改革，主要表现在推行新的组织编制措施上。“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国语·齐语》）
“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的措施，主要内容是四民分居，这是管仲的首创。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管仲在历史上最早推行了按照职业固定居住地并限制迁徙的政策。“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即按照职业分区居住，士人居于文化教育区，手工业者居于官府手工业区，商贾居于市井贸易区，农人居于田野耕作区。这种分区居住的好处是能够形成职业化环境，相关技艺可以父子相传，耳闻目染，“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潜移默化而养成职业习惯，“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子承父业，秩序井然，不会见异思迁。用现在的眼光看，四民分居是对自然演化的职业分工予以组织确认和强化。
以四民分居为基础，管仲在齐国“参其国而伍其鄙”。郊之内为国，郊之外为鄙。他把国（城）分为三部分，鄙（城外之野）分为五部分，各部分相对独立管理。从管理学角度看，这种组织变革，不妨称其为古代的“事业部制”（当然也要看到它与工业化时代的事业部制具有根本不同）。国内的三部分，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之乡十五。“参其国”就是这十五个士之乡分别由齐桓公、贵族上卿国子、高子三人各统帅五个乡。士之乡既是行政建制又是军队建制，“军令寄诸内政”，形成齐之三军。工商之乡则按照工三族市三乡的划分与士之乡对应。五鄙也采用与二十一乡类似的方法，加以重新编制和组织。山林川泽则理顺了管理机构，泽立三虞，山立五衡。由此，齐国形成新的组织架构。这种组织架构，军政和民政重合，族属和职业重合，承袭了西周以来的部族统治习惯，又突出了职业分工和社会管理，带有春秋时期的新特点。齐桓公能够在春秋时期率先称霸，得益于这种国家组织体系的改造。
国内之乡的管理，主要与军队和工商相关，而五鄙的管理，则主要为农业生产。在五鄙，推行的政令主要是：“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国语·齐语》）所谓“相地而衰征”，就是根据土地好坏实行差别租赋，合理负担；所谓“政不旅旧”，就是推行政令不能用旧人；所谓“山泽各致其时”，就是管理要顺应时令；所谓“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就是各种地形灌溉设施实现均衡（中国农民在土地管理历史中积累了精细的方法，如肥瘦宽窄腴瘠薄厚的搭配，其精密程度叹为观止，可为管仲管理方法的旁证）；所谓“无夺民时”，就是政令必须同生产节令吻合；所谓“牺牲不略”，就是不能掠夺式征收牲畜。所有这些管理措施，都蕴含着藏富于民、均平负担、不违农时、顺应自然的取向。
现代人看到四民分居和叁国伍鄙这些资料，往往会从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角度批评这种职业的固化方式。对此，需要从古代情境的角度设身处地加以评判。以四民分居来说，在前工业时代，生活区与生产区是重合的，无论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信息角度或者管理角度看，管仲明确按照职业划分区域，都是一个历史的進步。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成路径，与欧洲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是在氏族社会崩溃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而中国是在氏族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有一个典型特征，即部族统治。西周的诸侯国按照族属区分“国人”和“野人”，春秋早期的诸侯国，哪怕是大国，诸侯的实际控制范围都不过是一个本族城邦，管理的辐射范围有限，疆域随着部族的迁徙不断变化。由部族统治发展到地域统治，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升级必须走过的路径。管仲的这种四民分居的社会组织方式，既继承了西周分封制下国和鄙（都和野）区分的制度框架，又加入了时代变化后职业分工逐渐强化的管理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是从部族国家走向疆域国家的探索。
由于管仲的管理思想蕴含于其治国实践，所以，他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他特别重视因循守俗，这正是经验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一个人们熟知的典故“老马识途”，就是来自于管仲。根据《韩非子》的记载，当时齐国远征山戎，讨伐孤竹，春往冬返，途中在荒原上迷了路。众人不知所措，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遂放出军中老马，任其自然行走，大军跟随其后，终于走出迷途。在国家治理中，管仲也采取了“老马识途”的做法，不忘旧例，尊重民俗。齐国从开国之初，就有顺应民俗、因势利导的治国传统。史称太公治齐的政策是“因其俗，简其礼”。管仲的治国方针，基本上是太公政策的升级版。“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所以，管仲的政令，根本不需要采用商鞅那种徙木立信、杀人立威的高压方式，也不需要采用孔孟那种严格的内心修炼、费劲的道德教育的感化方式，而是四两拨千斤，“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史记·管晏列传》）齐桓公奢侈多欲，管仲认为并不妨碍治国。管仲自己也十分豪奢，不知节制。有人问孔子：管仲是否节俭？孔子气呼呼地回答说，“焉得俭？”问：管仲是否知礼？孔子更生气，答道：“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但是，即便是孔子，也因为管仲建立的事功，赞许他属于仁者。“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甚至感叹说如果没有管仲，中原早就成了夷狄的天下（《论语·宪问》）。管仲以尊重习俗的方式实现霸业，似乎在告诫后人，“顶层设计”并非只有商鞅式的彻底变革一条路。
论及管仲的思想和业绩，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管子》这部书。先秦的子书中，《管子》的成书年代疑问最大。学界一般认为，《管子》一书是托管仲之名而作。在春秋时期，尚未出现个人著书的习惯，所以，《管子》肯定是后来人所作。最早谈到管仲着述的是韩非，但韩非的原文是“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很可能指管仲立法的一些零散篇章。到西汉司马迁写《史记》时，阅读过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却没有提到其他篇章，也没出现《管子》的整体书名。到西汉晚期，刘向受命整理校勘图书，把散见的各种以管仲名义出现的文献删定编辑，共八十六篇，这是流传后世的《管子》一书的原型。可以说，《管子》是刘向手里最终成书的。由于这部书成书时间跨了数百年，所以，其内容包含了不同年代以管仲名义或者与管仲有关的多种文献，许多内容都记载了管仲身后的人物和事件，甚至有西汉人的作品在内。学界都承认，《管子》非一人所为，也非一时所书。魏晋时就有人认为，《管子》过半是后世好事者所加。宋代朱熹认定《管子》非管仲所作。当代顾颉刚认为，《管子》是齐国稷下学宫的著作总集，冯友兰干脆把《管子》说成是稷下学宫的学报。郭沫若称：“《管子》书号称难读，经历年代久远，古写本已不可复见，简篇错乱，文字夺误，不易董理。”（《管子集校》叙录）郭氏集校后断言，《管子》是战国、秦、汉文字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都收集在此。更有人认为，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最受重视的《管子·轻重篇》一组文章，应当是王莽时代的作品。这些考证，固然应该由学术界進行，但是种种说法和疑点，使我们在谈及管仲思想时要慎重使用《管子》的资料，一不小心就可能张冠李戴。
例如，有学者提出“管仲陷阱”问题，而且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引用传播，但其命名是否恰当需要商榷。所谓“管仲陷阱”是指“利出一孔”，以国家对资源的管制与垄断支配社会。从较为可信的史料来看，“利出一孔”最早出自商鞅。“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商君书·农战》）“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则治，守十则乱。”（《商君书·弱民》）。“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商君书·靳令》）在《商君书》中，利出一孔的论述是较多的。这一观点在《管子·国蓄》有所发挥，变为：“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显然，这是赤裸裸的专制论调。主张一切利益都由国家控制垄断，而不允许民众染指。在《商君书》中，类似的论述反复出现，其思想逻辑与商鞅的其他论述一致。另外，《韩非子》也有“利出一孔”的论述。而《管子》里面的“利出一孔”，同管仲的思想并不一致甚至相反，所谓“塞民之羡，隘其利途”，堵塞所有民间牟利路径，同管仲“顺百姓之美，匡救国家之恶，令君臣百姓相亲”（《史记正义》语）的做法完全背离。所以，基本可以断定这属于后来在君主专制思想兴起后，法家后人托名管仲而把这种观点掺入《管子》书中。从上下文来看，这段话甚至有可能是汉代加强国家经济管制的反映。由于篇幅，在这里不展开专门考证，但大体可以把“利出一孔”观点从管仲思想中剔除出来。由于《管子》成书晚于《商君书》（从《国蓄》篇的王霸并称来看，该篇最早也只能是战国诸雄多已称王时所作。按照王国维对《国蓄》中“禺氏”一词的考证，更是把这篇断在西汉文景时期），尤其是内容上与管仲思想的不协调，所以，把“利出一孔”观点命名为“管仲陷阱”有所不妥。既然商鞅明白无误地表达过这种思想，为何不把它命名为“商鞅陷阱”？很有可能是因为管仲早于商鞅，学者看到《管子》有此记载，就把商鞅的思想嫁接到管仲头上。提出这一命名的学者，其思考角度和批判精神值得赞赏，但是，用不实的东西无法奠定坚固的理论立足点。这需要引起学界注意。
那么，在论证管仲思想时可否引用《管子》一书？当然可以。因为该书中肯定会包含有管仲自己的思想内容。哪怕是托名管仲的伪作，作伪者也要尽可能采用管仲的思想，否则就不是作伪。不过，鉴于《管子》成书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在引用《管子》论证管仲时，应该多种资料参照对比，同时注意其不同观点的内在逻辑关系，乃至文字表述上的时代差异。下了这样的功夫，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就要可靠一些。
指出《管子》一书不全是管仲的思想，并非贬低该书的价值，恰恰相反，梳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必须重视这类真假混杂、多人经手的著作。即便该书不是管仲所作（先秦作品这种情况相当常见），它也保存了相关的资料。哪怕是伪书，而且表述的思想也与托名者关系不大（如《列子》一书就同列御寇关系不大），在它流行之后，本身就反映出一种社会思想，甚至有可能产生喧宾夺主的传播效应。所以，《管子》一书的管理思想十分值得深入发掘，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少见的具有丰富内容的著作。但前提是要认识到不能把该书作者同管仲本人画等号。阐释管仲的管理思想，发掘《管子》的管理思想，探究《管子》与管仲思想的关系，是管理思想史中三个互相呼应但又有所不同的问题。
来源：《管理学家》2013年3月
责任编辑：杰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