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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六四25年，加拿大亲历者的回忆与评说
2014-06-05 20:16 来源: 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 作者: 亚明 
香港市民星期三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悼念活动
1989年6月4日在中国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全世界的观众都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了军队和坦克冲进北京的街道，抗议的学生在街上奔跑，抢救那些中弹流血的学生。在纪念那次事件25周年之际，加拿大几位当年曾在北京，亲身经历了这一事件的记者和学者或发表文章，或接受媒体的采访，向人们讲述当年所见到的情景，表达对六四事件和当今中国的看法。
皮特曼·波特（Pitman Potter）教授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专家，是加拿大知名律师之一。1987年时，他受邀到中国北京的大学教授法律。他回忆说：“我在6月1日看到一长串的军车开进北京，但到6月2日街上仍有很多学生和市民。甚至有市民给军车上的军人送食品和鲜花”。
波特教授说，学生们想要的是让政府承认他们是爱国行动，但政府却不这样看。在今天我们纪念天安门屠杀遇难者最好的方式是， 我们应该想想，当年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的诉求是什么，这些诉求今天实现了没有。他说：“当年学生们抗议的内容包括反对腐败，呼吁政府关心人民的需求，要求公平分配改革的成果等。而中国今天仍然存在这些问题，进步非常有限”。
波特教授还说，虽然当今中国的领导人正在加大反腐的力度，但这并未超出挽回一些名声的范围，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贪腐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查理斯·弗伦（Charles Foran）是加拿大的记者，作家。1989年时在北京当教师。他也亲眼见证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和政府的残酷镇压。他在六四25周年到来之际，在加拿大的《环球邮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北京政府从天安门学到了什么：繁荣不一定需要民主”。他在文章中说， 在20世纪末，一党专制的国家纷纷垮台，柏林墙被拆除，前苏联解体。当时有人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胜利。 但中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似乎不用牺牲专制主义也能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此后中国一直是使用高压手段控制思想和舆论， 不允许任何“不同政见”的存在。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所有的经济发展都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巨大的房子。
弗伦说：“我想中共领导人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之后，得到了两个教训，一是要把不同政见消灭在萌芽状态，现在中国民众的政治民主意识正在上升，可审查制度更加严格。如果有人做出反对的行动，那就毫不留情地打下去。他们学到的另一个教训是，天安门广场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能改变，要重新定义，使它变回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而不是民众显示权利的地方”。
说到对天安门广场的印象，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查理斯·伯顿（Charles Burton）回忆说，他80年代去北京时，还可以沿着长安街跑步，那时北京的空气污染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跑到天安门广场时，他看到上百人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那些风筝在离旗杆不远的地方飘着，放风筝的人也都看上去很放松。当有人到旁边观看时，他们还显得很自豪。但今天这些都已成了记忆中的场景。他说：“天安门广场曾是让人感到很明亮，很愉悦的地方。而现在的广场上有约60个监控摄像头，有人通过这些摄像头监视着整个广场，并随时通过对讲机与广场上巡逻的穿制服的、未穿制服的警察联络。如果一旦发生有人抛撒政治传单，几秒钟之内就会被带走， 传单就会全部消失。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退休教授，历史学家，作家和外交人员。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她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六四事件发生的原因:”中共在掌权以后， 就变得越来越脱离民众，他的领导人行踪神秘， 这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更多的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这种特征就越来越明显，已经不可能再作为大众中的一员”。
另一位曾经亲身经历北经六四事件的加拿大人布鲁斯·吉列（Bruce Jilley）原来是记者、作家，现在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他说在不久前再次访问中国时，曾特意回到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毛的画像仍然挂在那，盯着每一个过往的人。现在民众的反应已经有所不同，有人看得出很兴奋，不停地拍照，有的则斜看两眼，还有的在画像前就如何评价毛泽东争论起来，包括毛统治下的过去，和今天的中国向何处去。”
吉列说，无论人们对1989年中国发生的事件持何种看法，今天他们到了天安门广场，都会想到这里曾是坦克开进了的地方。即使是那些最爱国的人，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看待天安门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