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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六四25周年：留学香港接触禁闻
2014-05-30 20:57 来源: BBC 作者: 叶靖斯 
香港每年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六四纪念活动，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中国内地民众了解1989年学运的重要窗口。
而在陆港交流过程中，学生要算是最有机会接触到六四议题的内地人。
在香港多家大专院校的校园内，要对六四的信息视而不见几乎不可能——香港大学有漆上了悼念挽联的太古桥、有学生会大楼前的国殇之柱雕塑；中文大学有火车站广场前的新民主女神像。其他大学的学生会都在六四周年前摆放悼念活动宣传横幅等物品。
内地学生群体也有一定规模。今年3月底，香港入境处在答复香港立法会议员有关内地生赴港就学的书面提问时透露，自2009年以来，香港累计有6.72万名内地学生修读副学士或以上的大专学位，占非本地学生的67%。
其中，即将结束的2013至2014学年就新增了1.83万人。
那么，在香港上学的这些内地学生又是怎样与六四这议题互动呢？
隐晦的启蒙
乔治与小田都是从中国大陆到香港修读硕士课程的“90后”。他们最初接触六四的过程很不一样。
小田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从较公开的途径首次听说六四——老师在课堂上谈了。
“我的那位政治课老师，他大概的意思就说，那些学运领袖流亡海外，生活也不是特别好，也不能回来。”
“按照我现在的理解，那位政治老师对学生领袖是持一个不是特别正面的态度，可能是觉得他们幼稚。”
小田上了高中，语文老师再次谈到六四事件，而且评价为民主运动。到在内地大学念本科的时候，那些在香港升学的高中同学给他带回来首批跟六四有关的书，同学之间也在私下流传美国制片人韩倞（Carma Hinton）的纪录片《天安门》。
小田记忆说，一年前来到香港后，首先就到大学的图书馆借阅余杰的《刘晓波传》，也注意到香港报章和大学校园每年出版的纪念刊物，今年还打算到维多利亚公园参加六四烛光晚会。
相比起来，乔治已经记不清第一次接触六四事件是什么时候，只是记得小时候有同学跟他提过“北京出过事”，向亲戚朋友问起时，也只得到很模糊的答案。
“我那个时候只知道这件事情听上去比较严重，但具体是什么，我还不是很清楚。”
后来，透过网络翻墙，乔治看了很多有关六四的资料，包括小田所说的那些纪录片。
“6月3日晚上的那些镜头画面里，的确记录了枪声、火光，也看到长安街上面，很多人拖着伤员，在那里走。”
懂得翻墙让乔治在国内就已能读到不少六四事件的信息，他说来到香港之后没有特别渴求接触这些历史资料，但毕竟是没有了国内的那些限制，接触六四电影之类的机会也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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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多家高校内设有与六四事件有关的纪念“景点”。图为香港大学学生会大楼前展示的六四纪念雕塑国殇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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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念活动是香港各大专院校每年必有的活动。图为香港大学学生会大楼内一个六四事件展览摊位
细节的思辨
看过各种各样的史料后，乔治这样总结与评价六四事件。
“这件事情的本质是民众对政府有一定的诉求，他们希望和政府沟通，而最后由于双方的沟通不畅，导致了冲突。而我并不觉得是有人试图颠覆国家政权。”
但是在他眼中，2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并非全都带上了光环。
“首先他们的目标不明确。虽然他们要求跟政府对话，可是他们希望达到些什么目标，有没有具体、可实践的内容、方案，我认为当时是没有的。”
“它的初衷是好的，可是它的实践方法和他所要达成的目标并不是那么完美，甚至说，从某程度来说，可能有些空洞。”
小田则对整场学运背后的一些权力斗争有深刻的思考。
“在赵紫阳去了朝鲜之后，李鹏和北京市委的陈希同、李锡铭，我觉得是很别有用心的交了一个非常阴险的材料给邓小平，让邓小平说出了一番非常严重的定论——也就是4.26社论——进一步激怒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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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学生认为香港学生对六四事件细节缺乏认识。图为北京学生群众于五四青年节游行往天安门（4/5/1989）
小田认为，当赵紫阳回来之后，又发表了一番“要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讲话，教育部的何东昌等“专门在校园散布‘赵紫阳是他的个人意见，而不是党中央的意见’”，让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斗争公开化，导致随后“不可收拾的局面”。
“事后想起来还是挺悲凉的。因为假如把它放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很多国家都可能是党内的温和派和党外的温和派进行合作与博弈，最后把整个国家带到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乔治认为4.26社论的定调并不正确，也支持平反六四民运，但在香港生活了一年后，他认为，香港人在谈论六四的时却缺乏对这些细节的考量。
“他们不知道学生提出了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一些当时的分歧。”
“他们只知道中共武力镇压学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他们仅仅根据这一点就有妖魔化中共的危险，甚至是慢慢会有陆港之间的矛盾。”
冲击与调和
乔治的看法，香港本地学生未必能认同。不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周永康认为，在六四交流这方面，中国内地学生赴港有利于推动相关讨论。
“香港人对六四的立场很坚定，大家会觉得这是不必辩论的事实，是一个道德判断，无论北京的学生与市民做了什么错误的政治判断或决定，政府肯定都不能这样动用军队把它压下去。”
“内地学生会集中讨论当时学生们的判断是否有错。这其实不是要否定学生做错，而是看出当中搞社会运动的经验，怎么去跟中共这个极权去谈判，他们的态度会是怎么样，他们内部怎么运作。其实都是一些值得讨论的经验。”
“其实透过讨论可以更让对方明白，为什么香港人对六四会有这样一种情意结。”
小田说，他在与香港本地学生的接触当中还没有机会谈起六四，但是在与留港内地学生的讨论中也看出了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在我印象中，我们的大部分同学对当时的学运领袖过于苛责——例如柴玲说‘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让他们觉得幼稚——对实际上应当负责任的党内极端保守派反而是不够了解。”
但是小田认为，香港的内地学生当中在六四事件上支持政府的比例不高，不过在“军队镇压没有打砸抢的人民”这个结论上基本是一致的。
这大概就是香港本地学生与内地学生在六四认知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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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认为在港内地生在六四事件上支持北京政府立场的人不多。图为2010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上展示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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