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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失踪的书商们 香港的倒计时
2016-02-01 22:34 来源: BBC 作者: 华志坚 
很难说我们要追溯多远的历史才能合理评述香港最近的头条新闻，但我们要时常记起最近在香港发生的扑朔迷离的五位书商失踪事件是同几个年份紧密相关的。
事件涉及巨流传媒公司与铜锣湾书店。它们因出版中共领导人的私生活、仕途以及亲属的八卦与传闻而知名。第一个格外重要的年份就是1997年。那年香港回归，香港从昔日的英属殖民地变成了由中国管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这个转变意味着香港本土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发生震荡。
距离现在更近的2012年是个同样引人注目的年份。这一年的重大影响来源于学生运动，起因是香港政府计划推行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被港人质疑是“洗脑”教育。学运之外，有一件与香港书商更相关的事情发生在大陆：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权利斗争，这场政治斗争以薄熙来的锒铛入狱、习近平于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而告终。
简而言之，要明白2016年发生的种种谜团的捷径就是追溯回1997年与2012年。
承诺
在香港政权交接之前的那两年，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树立起一个倒计时牌。当倒计时牌上的钟表指向1997年的7月1日零点的时候，官方媒体立即宣布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然而一些事实被忽略掉了：被中国接管的香港已然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早已与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的那个小渔村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另一个“计时牌”在主权移交后悄然开始计时。这个人们想象中的计时牌会在2047年停摆：北京对英国政府以及香港人承诺，在回归后的五十年内，香港大体保持不变，在很多议题上拥有自主权，人们的公众生活要比被重重管制的中国大陆城市宽松许多。因而任何中国的过激举措都会引起质疑：中国的领导人究竟能否兑现承诺？
这个1997年的质疑延续到了2003年，当年北京提出了一个强硬的类似于爱国运动的安全法，旨在限制香港的自由度，但香港的街头运动终止了此法案。到了2012年，1997年的质疑又被提及，这次试图在香港推行大陆式的爱国教育“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计划一经搬出即再次因抗议而被搁浅，年轻的学运领袖黄之锋（Joshua Wong）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4年震动香港的雨伞运动中，他成为最受瞩目的领导人物。
这个根植于1997年的质疑在2014年有了不同的问法以及不同的答案。这一年，香港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示威活动。大陆和香港之间的鸿沟一目了然：在这场雨伞运动中，没有人丧命，只有少数人被逮捕，同时，香港本土的新闻报道对这场运动多表同情。然而，令人担忧的是，香港与隔岸的公众空间的差异很容易被缩小，而事实上这种差异在某些方面已经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比如说，香港本地的警察用催泪弹去对抗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这并非香港警察的惯用手法。还有一些下流手段用以恐吓敢于讲真话的记者们，甚至阻挠一些报纸的发行。香港特首梁振英也曾明确表明，对待一些根本问题时，他与北京“同仇敌忾”。
随着巨流传媒与铜锣湾书店雇员的失踪，那个本应在2047年才指向零点的倒计时器仿佛开始急速倒数。今年年初，有报道说第五位与这两家公司有关的人也在中国大陆，大概是被秘密带去，受到被迫关押。这个雇员名叫李波，是一名英国护照持有者。（他曾经和别人说自己不会去大陆，因为他很担忧自己的安全问题。）
这个从1997年就开始的质疑又一次得到回响，是因为中央电视台最近播出的一个巨流公司雇员桂敏海的“忏悔”。“忏悔”这个词被加上引号是因为观众们有足够理由去判断他是被迫认罪的。桂敏海是一个瑞典籍公民，长期在泰国居住。根据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桂敏海在十多年前醉酒肇事后逃离，然后又突然决定回大陆去接受惩罚。在香港，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假设就是桂敏海、李波及他同事们的失踪源于北京对他们出版物的憎恶：那些出版物往往是关于党内斗争亦或是大陆显赫政治家族的个人过错。一些与此出版商无关的香港书店开始自我禁言与自我审查，把敏感书籍从书架上清除，比如说撤掉游客会购买的、在大陆买不到的有关北京高层领导人私生活的敏感书籍。
习近平登顶
现在回头来看2012年。年初的时候，薄熙来这位社交甚广的省级官员还在用他在重庆的势力做大胆的赌注，以期待能篡夺习近平的地位，而后者早已注定要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共第一把手。薄熙来即使不能得到头把座椅，也希望至少能获得政治局常委的一个重要席位。政治局常委这个小圈子历来能决定国家政策。为取得成功，薄熙来综合利用了他的个人魅力，广受关注的地方反黑反腐运动，以及组织大型群众表演，唱毛泽东时期的“红歌，”从而调动民众的怀旧之情。
薄熙来的计划在2012年初有了意外且戏剧性的发展。有调查显示他的严打行动实际是通过残酷手段打击报复并加强控制。薄熙来的亲信之一王立军与其分道扬镳后向美国大使馆驻成都领事馆申请帮助。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曾是一名备受关注的律师，她被控告谋杀英国商人尼尔·伍德，后者于2011年11月离奇死亡，他生前曾是薄、谷夫妇核心集团的成员。到2012年底，薄、谷双双入狱。
2012年11月，习近平按计划就任，起初看来一切都预示将要回归上一个十年预订的轨迹，就像胡锦涛曾同时担任中共党委书记和国家主席一样。胡当政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他并没有扮演独当一面的铁腕人物，而是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中的头号人物。另一特点是很少有人关注胡的私生活和毫无色彩的个人风格。薄熙来的倒台被视为一个信号，自从毛时代（1949-76）以后，中国政治舞台不再能容许个人风格的展示，于是人们普遍认为习近平也会平淡无奇。还有一部分人对习抱有希望，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曾经一度站在相对开明的立场。有人希望习能打破胡在位最后几年的政治限制。从2008年奥运会之前到胡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公民社会逐渐萎缩，政治审查逐渐加剧。对中国事务最乐观的人士推测习有可能扭转这一趋势。
现实证明情况要复杂得多，而对于关注言论自由的人来说，情况变得更令人沮丧。习近平与薄熙来曾做的某些事情保持距离，但同时习把这位重庆铁腕倒台前曾经试验的某些技巧加以运用。事实证明，习是比胡锦涛更丰富多彩的领导人，从而引发了公众关于“个人魅力”的讨论，而这一用词之前只适用于薄熙来，而非胡锦涛，或胡的前任江泽民。习引用毛时代的红色符号和毛的口号，这些做法都让人想起薄，而不是胡或江。习还实施了高压的反腐行动，而在有些人看来这基本是为了报复。
除此之外，相比胡锦涛的夫人很少在公开场合受到关注，习近平另一个更像薄熙来而非他的前任的地方，在于他在公众面前展现出一对强大、充满爱意、时而优雅的夫妇形象。他的妻子彭丽媛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像美国第一夫人一样扮演着她的外交角色，这是江或胡的夫人都未曾担当过的。就公民社会而言，习进一步收紧政策，大陆受到打压的人士包括女权分子、劳工维权分子、维权律师、敢言记者，不一而足。
提及2012年发生的事件，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失踪书商一事？最显而易见的是，大陆的任何举动都让充满恐惧的香港民众不再随心所欲且受到更多限制，这都符合自从习近平就任以来的总体趋势。香港书店被迫下架那些之前一年还被允许出售的书，某种程度上，可以和2015年大陆女权分子被拘留相提并论，因为那些女权分子在被捕前一年可以做同样的事而免于处罚。
另一种让人联想起2012年事件的原因是北京高层不断加紧控制对中国领导人私生活的讨论和对传播书面以及网络“谣言”的强硬态度。中共向来试图减小曝光度的一些问题正是“巨流”的出版物所热衷的，这些问题包括高层领导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合、高层领导家属的巨额财富积累、和中国最有权势男女的性生活。北京高层对与此相关的书籍尤其头疼，考虑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合理性与习近平本人的关系，包括他的个性和媒体不时强调的他那友善可人的夫妻搭档。此外，2012年对薄熙来的处置表明，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在1989年以后消除。当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指定接班人赵紫阳受到软禁并被指控背叛党。经历了2012年的丑闻和领导人从胡到习的交接，对于党内纷争的讨论和领导人私生活的猜测变得比几年前更加敏感。
新的一年
预测失踪书商的下场，甚至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关系都是不明智的。1990年当人们对柏林墙倒塌和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其他广场的示威记忆犹新之时，很多观察家表示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不会长久。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中共依旧占据着统治地位。当香港政权移交给中国的时候，多位自信的预言家声称尽管中国保证让香港自行其是，但香港很快就会变得和其他大陆城市一样，公共空间受到限制。但2003、2012和2014年的抗议示威证明，他们的预言是错的。
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当关注失踪书商这一离奇连续剧和经常出人意料的大陆香港关系的下一步错综复杂的进展时，我们都有必要提及1997年的承诺和质疑。进一步说，当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的一把手之时，我们有必要记住那些让他得以成就高位的事件，以及他就任以来对大陆以及对陆港关系所采取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