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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依法治国”的孤独和尚
2015-05-18 00:57 来源: 东网 作者: 南桥 
前天是五月十六日，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的人对这个日子太熟悉了，四十九年前的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此为标志正式开始，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
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他的一些心里话不跟“组织”说，也不跟“战友们”说，而是跟“国际友人”说。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他对延安时代就认识的美国人斯诺说，“我这是和尚打伞”。他这是向斯诺暗示，他现在不按常理出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担任译员的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照字面直译：主席说他是雨中打着伞的一个孤独僧人。多有诗意的浪漫景象。这个例子，成为典故和成语不宜直译的实例。然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回头看毛泽东晚年众叛亲离、他去世后立即天翻地覆的情景，不能不说当年的翻译可谓一语成谶，暗合了某种规律。
为什么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因为毛泽东需要按他的思路来控制中国政治走向，他不能依靠党和政府原有的体制，必须另搞一套。这就是“小组”的由来。问题是，为什么党中央那么多老资格的革命家们竟然接受了这个小组，而没有意识到这个小组将把他们都带进不死也脱几层皮的灾难之中呢？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还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初，成员有将近二十来人，“小”组不小，可是人们感觉中那真是一个“小”组，记得住的只有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人。毛泽东用这个小组当打手，这种小组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疑心病极重，只相信气味相投孤家寡人的核心。于是，小组的其他成员在文革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就纷纷被打倒了。维基百科说中央文革小组：这是一个人事更换频繁、易于获罪的险地。不少人从这个灸手可热的小组直接进了秦城监狱。毛泽东死后一个月，四人帮被打倒。算起来，中央文革小组的所有人，都被至少打倒了一次，即使生前没打倒的，死后还要补打倒。这个小组，本来就是毛泽东用来打倒政敌的，当能打倒的政敌们都被打倒的时候，这个小组能不倒吗？
后来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人，都在探讨为什么毛泽东要搞文革，他到底是想建成怎样的党和国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和举措上，他是主动的，还是出于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这些问题，至今还是重重迷雾。即使是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几十年，也没有解决中国政治和国家制度怎样自我更新的问题。但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最初一些年里，全党全国有一条是达成共识的，毛泽东搞文革那种搞法，是要不得的。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不能用中央文革小组这种凌驾于国家制度之上的小团体来解决国家的任何问题。
奇怪的是，文革过来人中，也有人没记住这个教训的，这就是当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搞了N多的小组，亲自担任小组长。这些小组和党与国家原有体制的结构功能关系是模糊的，但可以肯定是在原有体制之上，而不是在原有体制之下。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随心所欲的产物，毛也知道他这样做是“和尚打伞”，而今习总书记搞小组，依靠自己信得过的队伍打虎反腐，据说是“不信一党制就搞不好一个国家”，“不信那个邪”，可谓“任性”。习总书记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那个邪就不能信呢？习总书记只说西方三权分立、制约平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等是“邪路”，却不说为什么这样的邪路不走而改走他指点的“正路”就一定能搞好这个国家。
习近平说要“依法治国”，老百姓且慢欢呼雀跃，因为习总书记还在内部布置了“七不讲”。经验告诉我们，党公开大张旗鼓说的话叫宣传，宣传的事情是不一定做的，而内部保密的布置，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依法治国”和“七不讲”是矛盾的，公信力必然越来越低，因为你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不信那个邪”的说法，听起来狠，细细品味，其实习总书记内地里心是虚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1966年发动文革，至今快半个世纪了。习总书记现在正在权力的巅峰，值得回顾一下文革的发动，更应该回顾一下文革的终结。一个好的制度才能让中国免于被折腾的命运，好的制度只能通过长期不断的建设和改良来建成，这是常识。闭口不谈制度改革，拒绝政治制度的改良，再多的小组也不能让中国摆脱常识，变成一个好的国家。反腐进入胶着状态，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习总书记和他的小组们，现在应该感到一点孤独的寒意了。在这样的时候，把抓捕了一年也找不出像样的犯罪证据的浦志强正式提起公诉，最多只会为中国历史造就一个英雄浦志强，不可能让中国走出循环折腾的政治泥淖。最后孤独以终的，是那个雨中打伞的和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