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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趣与善良皆是罪

2015年06月27日 8:09 PDF版 分享转发

2016-05-28 22:19 来源: 苹果日报 作者: 陶杰

杨绛的“我们仨”,记述留学的小资产阶级情趣:“除了钟书有病的时候,一顿早饭总是钟书做给我吃。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立普登茶叶了,我们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合在一起取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至今,我家里还留着些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还能唤起当年最快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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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此处,我喟叹:如此生活,怎教得延安窑洞冒出来的毛泽东、江青、康生,及成千上万的中国红卫兵不仇恨。

读“我们仨”的前卷,像看电影“铁达尼号”许多优雅美丽的乘客络绎来上船的前戏:心里不禁呼叫,快回头,这艘船可千万不能上。读“我们仨”,我心里难免一直轻轻抽搐,一面看,一面叫这我们仨到了一九四九年,快点登上去台湾的船。

但是当年蒋先生只知营救中央研究院上的名单,夫妇后一辈,其时学艺尚未知名,没有胡适陈寅恪这个程度,蒋先生沧海遗珠,因为未识光华。即使知道,南京派人来,这夫妇俩还年轻,想必也不会改换跑道。然而钱钟书如果读过狄更斯的“双城记”,而且读得通,是应该带着十三岁的孩子离开的。

如果。但是人生没有如果。于是一切都改变了。多年前有出版人热心说,可以让我去北京见钱钟书。我说不见,因为钱氏夫妇不喜见生人,他们一生遭蒙三次浩劫:第一是五一年开始的“思想改造”,第二是“文革”,第三是“改革开放”没完没了的记者学生好事者登门求访,钱杨是英国风格的人,珍视私隐和宁静。我如果拿着一封信去敲门,即使人家勉强接待,即开门那一刻的烦厌,已经是罪过,即使坐下来十五分钟之后,我可以改变他们的观感,但开门之后那一刻,我不想承受,亦甚不忍。而且我想到郁达夫的诗句:“行经故馆空嘶马,病入新秋最忆君”。

钱杨的不幸,是降生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世。有一次我向英国朋友诉说瑞士的优种圣伯纳犬,是如何给运到,遭到屠宰,成为中国人的釜中食物。那位英国朋友研究中国。然后话题扯到钱钟书。“钱”这个姓,韦氏音译为Chien,法文正是“犬”之意。我说:钱钟书夫妇太优秀了,将他们折腾六十年的中国人太坏了——The charming Chiens taste too good for the Chinese。一阵大笑。我始略遗憾未能钱钟书生前告诉他这句其实不太好笑的Pun。现在,更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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