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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血及其他

2017年03月20日 9:46  PDF版 分享到微信

来源: 我们忏悔 作者: 刘齐

见血

1975年我在沈阳工厂报考工农兵学员,费了很大劲儿,即将成功,忽然就说不行了,家庭不行。我很受刺激,咬唇,发愤。司马迁说:“仲尼厄而作春秋”。我是厄而写杂文。别说我少年狂妄,自比圣人,当时风气粗鄙,管孔子都不叫孔子,叫孔老二。

为啥写杂文?那时认为,杂文是天下第一妙文。中国那么多名家,毛泽东单挑出鲁迅一人,让大家崇拜,鲁迅就是写杂文的。我找了两张账簿硬皮儿,夹住一沓白纸,钉牢,开始奋斗。

鲁迅经典名言:杂文是匕首和投枪。我理解,不能挠痒痒,得见血。让见血不中,说轻了是误伤,说重了是刽子手。得让敌人见血。这个不难,中国缺粮缺电,就是不缺敌人,国际的另说,单是自家的,从大内奸到小流氓,就层出不穷,如雨后的蘑菇。蘑菇不妥,如狗尿苔。

可是,用杂文收拾小流氓,规格太高,况且,主席也没这个教导。擒贼先擒王,那就擒主席觉得最危险的大人物。这样的大人物很多,主席隔三差五就揪出一个。我于青春年少的奋斗期,曾在练习簿上多次攻击过他们。

我很用功,天天写,写不出硬写,硬写也愿意,仿佛做俯卧撑,多做一下是一下。方法,跟流行的路子相仿:先研究宣传口径,揣摩上意,然后,选一个小典故,挂一个大道理,以点带面,以一斑窥全豹,说开去,及其他。时不时地,点缀几个鲁迅爱用的字眼儿,比如:“罢”、“大抵”、“很有些”,等等,左勾勾,右抹抹,就以为是杂文了。写作时,恍恍惚惚的,总有一种东西罩着自己,亮,神圣,雄浑壮阔,不用人类和这种大词汇,很难加以描述。此外,还有些具体的企图,比如出名,比如让人佩服,藏着,不说出来。

经过无数次历练,终于有一天,《文艺》——现在叫《鸭绿江》月刊,采用了我的一篇杂文。生平头一回上文学杂志,高兴啊,恨不得全省人手一册,一二三,统统翻到我那页,喝彩。有人给班上来电话,甚至希望,那是一位女性,用美丽的细嗓子说:是刘齐同志吗?有时间我们交流一下。

这种心情没持续多久,局势骤变,世界轰隆一声,颠了个个儿。我惊愕,兴奋,跟着人们一起欢呼。电话铃响,又每每不安,怕有庄严声音发问:我们都拥护邓小平,你居然,如此混蛋!

说我混蛋,是有证据的,白纸黑字,捂不住。我那篇公开发表的杂文,叫“论风源”,矛头所指,恰是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文中除了上纲上线,横斩竖劈,还引了宋玉《风赋》里的一句:“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看上去比较有学问,其实是从报上抄的。老实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什么叫“青萍”。

懊悔之后,仍想做上进青年,便重操匕首投枪,顺着报刊的指引,刺向另一拨敌人,与老敌人相反的新敌人。这样砍砍杀杀,又过了一段时光,渐渐开始厌倦,反感自己,也反感我那种路子的所谓杂文,一遇到就烦。批判对象见血没见血,无从知晓,我自己倒是见了血,一摊一摊,在胸间,在储存疼痛与羞愧的

2006年5月6日

历史的大水盆

饭后无事,说一则荒诞岁月的荒诞经历。

多年前,我从农村抽调回城,在工厂搞过一段宣传,官衔:党委宣传部干事。有一回,我奉部长之命,到车间了解一个人的情况。车床、铣床、刨床旁边,五六个师傅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发言,小豆干饭——闷起来看。可怜我那时刚20岁出头,业务上还不熟练,阅历也浅,只以为自己的学生腔太重,让大家见外。现改又来不及,怎么办?记录本平摊着,刷白刷白,一个字没有。

闷了一会儿,一个师傅憋不住了:“你打听这个人,为的是啥?是想批判还是想表扬,给个痛快话。”

我赶紧说:“是表扬,是想登厂报。”

师傅嗨了一声,嘻嘻哈哈道:“你咋不早明确,我们也好有个遵循。”

“是啊,”另一位师傅也开口了,“他要是红花,咱就添一把绿叶;他要是让公安局逮了,咱就挖他阶级根源,横竖不能让你空手回去。”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也说得我恍然大悟,群众果然如主席所说,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讲什么,不讲什么,心里明镜似的。

看到这里,搞宣传的人,或写材料的人,亲爱的同人们,各位应该会心一笑。你们笑不笑?你们不笑,反正我笑,我不笑别人,笑我自己,尽管笑起来有点儿疼。我点灯熬油,辛辛苦苦,写过不少“县团级”的典型材料,一二三四,因为所以,当时很满意,现在想起来却脸红。当然,这事不能全怨我,按惯例,我可以把责任像盐碱一样,泡到历史的大水盆里,溶化得杳无踪影。但我仍然不好受,“水”是苦涩的,毕竟不能与你无关。

如果单就写材料而言,路子不对似乎纠正了就行。问题是写材料这件事对我的方式影响很大,不知不觉竟渗入到心肝肺腑,以致言谈举止、气质性格都发生了某些变化,总之,不那么真实可靠了。

这样一来,就相当糟糕。比如看领导眼色行事这一条,我就没少干过,自己也讨厌,发誓不干了,却总犯戒。

毛泽东说:“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不是机会主义头子,就容易改吗?也不容易。

中国有一条常用语,平日生活和影视里屡见不鲜——“我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平民这么说,干部这么说,连骄横无忌的匪旅长匪参谋长也这么说,盖因大家都拿不准主意,或假装拿不准主意,因此要试探一下,听话人究竟是什么价值取向。久而久之,是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集体无意识?

1997年10月

我的一篇报道稿

搬家,收拾旧物,发现一篇妙文,是我在沈阳工厂时写的一篇新闻报道稿,刊登在多年以前的厂报上。立刻百感交集,堵得慌,也闹得慌。

那是七十年代,我在沈阳鼓风机厂宣传部当干事,主要任务就是编辑出版厂报。这一篇稿子以“本报讯”的形式放在头版头条,地位算是很显赫了,但最显赫的还不是它,是高高在上的,位于报耳的毛主席语录。那时全国的报纸不分大小,一律在报耳刊登毛主席语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不间断。

什么叫“报耳”,顾名思义,就是报头(报脑袋?)旁边,那块非同小可的关键地方。古代订盟约,盟主执牛耳。现代办报纸,主席执报耳。全国那么多报纸,主席哪里执得过来?编辑人员只好不请自来,根据版面内容,代为选用一条语录。这样做,既能保证主席威力的覆盖面,又能使他先前说过的老话一经接触新闻新事,马上产生神奇的、令人敬畏的预见力、指导力和其他种种力。以我们厂报为例,假如表扬工人改进了刀具,就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假如是八一建军节,就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其中,有一条语录最适合企业:“抓革命,促生产”,因此被厂报频频使用,有时一连几期不撤换,什么版面用它都行。你报道的内容纵有天大变化,横竖逃不出革命和生产这个如来佛的大手心。别说厂报,就连车间师傅的工作服,在最显眼的左胸口,印的也是这六个字,用隶书体,用红颜料。当然,报耳总用这一条也显得太死板,显得咱们好像脑子不好,记事不多,对不起主席的渊博。领导就说,换一条吧。就换一条。登我稿子那天,就没用它,用的是:“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接着说我的稿子,几百字,篇幅不长,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家都那么写,我也刷刷写出来了。谁知今天一看,竟像某种陈年液体一样,有了一股特殊的味道。我不会说像陈年的酒,我说的是液体。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把稿子照录在这里,并做一些注解,推陈出新,综合利用,也不枉我当年写它一回。

大打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

向林彪和孔老二猛烈开火

这两行是标题。批林批孔?批香烟批酱油?不对,这个“批”指的不是批发,是批判,在当时是很重的词,跟枪毙差不多,所以又说向他俩“猛烈开火”。

这个标题看起来很大,别说放到我们厂报上,就是放到市报、省报、中央报上,尺码也不会嫌小。事实上,这标题就是我从一家省报上直接抄下来的,借用今天的网络术语说,是直接下载,直接“宕”下来的。当时厂宣传部订了十多种报纸,我“宕”的时候,比较谨慎,总是挑外地的“宕”,比如《北京日报》,比如《解放日报》。其他部门没有这些报纸,别人就不容易发现我是在抄袭。

今天看来,我当时有点儿过虑了。对于这两行绝对革命的大标题,你就说你是抄来的又能怎样?你不原样照搬,难道还想篡改不成?譬如“人民战争”,人家是“大打”,你“小打”一个试试?马上把你也给“打”进去,一勺烩了。

以下是正文:

本报讯彻底砸烂孔家店,挖掉林彪路线的祖坟。连日来,我厂大打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广大职工紧紧抓住林彪和孔老二妄图开历史倒车的要害,向这对黑师徒猛烈开火。

工人阶级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在斗争中,我厂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掌握批修武器。他们有的访贫问苦,有的用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联系孔丘要复礼、林彪要复辟的谬论和罪行,狠批孔孟之道,狠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深挖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到七日为止,短短的几天内,我厂就出现了大批判组五十三个;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八百七十次;写出批判稿三千一百余篇;举办批林批孔展览会七个;有二千七百余人写了大字报;一千七百余人参加了骨干训练。来势之猛,规模之大,发展之快,都证明了毛主席最新战略部署已经深入人心。运动中,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争笔,争墨,争写,争批。有的同志在做大手术前,有的在产假中,有的因公出差前,都坚决要求上战场,口诛笔伐打豺狼。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我厂层出不穷。

批林批孔是一场内容极其广泛、深刻的政治大革命。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广大工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新形式,适应新形势。他们创造了漫画、顺口溜、幻灯、歌曲等多种批林批孔新形式。通风机车间加工段的工人,怀着对林彪和孔老二的刻骨仇恨,仅用一宿时间,就画出了四十多幅批林批孔漫画。这些漫画形象易懂,鲜明生动,尖锐泼辣,一针见血,深受群众欢迎。事实充分证明,工人阶级批林批孔最内行。

我厂各级领导努力提高对这场严重阶级斗争重大意义的认识,放手发动群众,带头学习,带头批判,在斗争中做出榜样。厂党委领导×××同志外出开会后,迅速赶回厂内,参加全厂批林批孔大会。他用自己在旧社会“四口之家,一年之内仅剩一人”的悲惨经历,愤怒声讨和批判了林彪梦想倒转历史车轮的滔天罪行,有力地批驳了林彪鼓吹“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

重读感受一:我们那时不容易!我才二十一二岁,胆子本来就不大,下晚走夜道心跳都加速,偏赶上那么个年代,看看那都是什么气氛?又是挖祖坟,又是打豺狼,战场,砸烂,要害,激愤,刻骨仇恨,滔天罪行……真有点儿毛骨悚然,瘆得慌。若把今天的孩子冷不丁放到那时的环境里,不加过渡,一下子就放进去,十有八九,都得吓得哇哇哭,晚上还得做噩梦。我们那时都在作噩梦。毛泽东给人的印象,好像别的什么都不做,就是抓路线,抓批判。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哪一个都不好惹,稍不留神就可能卷进去,成为革命的对立面。那时总是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训练大家不要可怜别人,你卷进去就是卷进去了,我们脸色一变,立刻把你从同志变成敌人,再踏上千万只脚,哪儿疼往哪儿踩。

从稿子上看,我厂领导和群众争批争写,表现似乎挺踊跃,其实心里差不多都有害怕的成分,担心人家说自己不积极,进而深挖根源,上挂下连,弄出问题来。在这种情况下,言不由衷,说假话,走过场,做表面,诸如此类的做法,就不好避免了。当然有些人说假话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另外一些原因,比如私欲,比如阴谋,那就另当别论。

重读感受二:这稿子是我写的吗?有没有弄错?我现在生活在九十年代,我和千百万读者一样,喜欢真实、生动、亲切、风趣的好文章,同时对那些惨不忍睹的破稿子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谁知我从前也写过这些东西,人云亦云,听风是雨,大言不惭,装腔作势,套话连篇,怪诞不经,观点可疑,事例虚假……比如这两句:“工人阶级批林批孔最内行”,“狠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什么叫“最内行”?不久前,车间里的师傅根据上面口径,刚刚会说,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左”,睡一宿觉醒来,又让改“极右”了。师傅特老实,让改就改。难怪有些领导总爱赞叹说:“我们的人民太好了。”

还有,那时一开批判会,就说林彪是想复辟资本主义,这也是笑话一句,中国那么大一个农业国,封建气息呼呼往外冒,哪有资本主义让他复辟。

再比如稿子里举的那些数字——“短短的几天内,我厂就出现了大批判组五十三个;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八百七十次;写出批判稿三千一百余篇;举办批林批孔展览会七个;有二千七百余人写了大字报;一千七百余人参加了骨干训练”。这些数字都是从各车间层层报到宣传部的,当时我不假思索,给啥记啥,胡乱加减乘除一番,就罗列到文章中。其实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会看出问题,我们厂当时只有三千五百多名职工,花里胡哨一下子出了这么多数字,怎么可能呢?然而,我就是不往深里想一想。

我为什么不往深里想一想呢?

重读感受三:惭愧,自责,心情沉重,不好意思用轻佻的语气调侃。同时,对这篇荒诞的稿子竟产生了某种珍惜的心情。为了永远不再写这种东西,我要经常读一读它。

1999年春

炉果

刘黑枷,新闻工作者,饮食不挑剔,吃什么都行,就是不吃炉果——一种烘烤的东北甜点,不是不爱吃,是不忍心吃,一吃就想起中学老师徐公振。

徐老师有恩于刘黑枷,不但关照他的生活学习,而且教育他要正直勇敢,支持他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当时校园里有几个别着手枪的特殊教官,阴险凶横,对进步学生威胁很大。徐老师不听邪,当面斥责说,欺负学生算什么英雄?有本事对付日本人去!刘黑枷投入新生活时,徐老师赠送一套《辞源》,一件长衫,一笔生活费,又亲自送行至嘉陵江边。

光阴荏苒,转瞬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刘黑枷在辽宁一家报社当领导。某日,忽接一信,信封下脚写有“沈阳大北监狱徐公振”字样——原来老师因为说真话,被打成“极右”,锒铛入了大狱。信中别无所求,只是说他身体虚弱,希望学生买几斤炉果,去看看他。这是相识几十年,老师第一次求学生,求的又是如此简单易行的小事。谁曾想,学生特别为难。学生不是小气之人,忘恩负义之人,学生一直在心中装着老师,但心中另有一隅,装着别的一些东西,比如阶级,比如立场。学生此前曾因胡风问题受过审查,属于“内控”干部,深知政治的厉害,因此更加犹豫不决。都说人心是肉长的,可是楔进了种种硬东西,人心就有些异样。几次买了炉果,打好包,最终都未成行。

事情悄悄过去,心灵却不肯“告一段落”。从此,学生不吃炉果,也怕听“老师”这个称呼。梦中常见一衰迈老者,在铁窗前遥望,在高墙下等待。

几年后,天下大乱,学生步老师后尘,也失去了自由。没入狱,入的是“牛棚”。内心企盼救援,却独自撑着,无一纸信函给亲友,暗想即使写信,也未必有回音。由此想到老师,倍感凄怆,胸中充满自责。

再过几年,尘埃落定,学生复职,提升,想与老师联络,老师已做了古人。于是越发不安。偶尔也试图自我解脱:时代使然,大家都那样,换了别人,也不敢去探监。往好里想,虽未拔刀相助,却也未落井下石。再说后来,自己同样尝到苦头,算是受了惩罚。如今,时过境迁,天地间只一人知晓此事,自己不说,谁能发现?

越想解脱,越不能解脱,夜里睡不着,拥衾静思,耳畔总好像传来老师的声声叹息。终于有一天,学生稳不住了,含泪提笔,写了一篇忏悔之文,题目:“愧见炉果”。写完立刻登报,给所有的人看。文章很诚实,对自己的心灵一再拷问。文章结尾说,有朝一日,学生到了九泉之下,一定向恩师负荆请罪。

这个准备请罪的学生,就是我的老爹,我的慈父,我的严父。去年,他走完漫长的人生道路,真的到九泉之下去了。我屡次设想,他和他的恩师,应该怎样重逢。我曾计划买一些炉果,在盘中码放整齐,供到父亲像前。父亲是无神论者,不看重供品。但这个不是供品,是心,是遗产,是我们家永远的念物。

商店里的糕点琳琅满目,唯独没有炉果。店员说,炉果档次太低,干巴巴的,没人爱吃,早已不生产了。

2002年7月11日

看不见的手

看电视,见一官员胡说,便想写文章驳他。一下笔又犹豫了,他那个级别能驳吗?驳完了谁敢登?登出来有啥后果?派个小流氓粘我家钥匙眼倒不至于,但是派一个比小流氓威严郑重的角色来了怎么办?总之是顾虑重重,脑子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攥着我,让我不得施展。

是谁,给我装了这只手?董仲舒?雍正帝?革委会?萨达姆?还有些人名、单位名我想到了,但不敢列出——这只手仍然攥着我。

这只手特厉害,也自觉,好比“文革”时的“群专”,不用上头动手,群众自己就把自己给收拾了。

或者,天下本无“手”,庸人自装之?

我的文章总也写不深刻,是不是我本人给自己装上了这只手?一经装上,便不断地滋养它,服从它,让它成为我的自控系统、自检系统,全面,认真,昼夜工作,挥之不去。久而久之,自检成免检,头脑成顽石。

2003年7月

我曾经为虎作伥

1976年8月,我在《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稿子。这件事比较特殊,我终生难忘。

我那时在沈阳一家大工厂搞宣传,在省市报刊发稿已是常事。但这一篇不同,这一篇不叫报道,叫杂文,署名也不是工厂报道组,而是我的真名。

杂文的题目挺激烈,叫“革命造反永不停”。这也不出奇,这是著名的《战歌》里的一句歌词,1966年,千百万青少年唱着这首歌,在中国翻江倒海,大打出手。我写这篇杂文,就是为了纪念红卫兵诞生十周年。

但是,吊诡的是,我从来没有当过红卫兵。而且,还被红卫兵打过,不是一般的打,是比较“正式”的打。作为初一学生,因为父亲问题,我被学校红卫兵“刑讯”,棍棒弹簧鞭,拳脚皮带,审讯员记录员,拍桌子勒脖子,统统亲身领教。

想不到,十年以后,鬼使神差,挨打的居然调过头来,歌颂打人的,这还不算,还希望打人团体的行为继续下去,“永不停”,真是匪夷所思,荒诞已极。然而,这事还真就发生了,白纸黑字,登在报上。

这是约稿。报社来电话,那什么,你能写一篇吗?那时写稿不给稿酬,但能在报上露脸,对一个青年业余作者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严格讲,我不适合写此类文章,但当时我并不这样认为。当然,我也不认为,红卫兵应该打我,想想看,那些戴红胳膊箍的野蛮男女,是何等的血腥、残暴!问题是,区区一个中学的红卫兵,能代表被最高当局肯定的红卫兵整体吗?我写稿的地点——工厂办公室,与当年我挨打的地点,物理距离很近,不过几公里,观念距离却很远,远到几乎不相干的地步。我昏昏沉沉,懵懵懂懂,并不觉得,我对红卫兵的赞美与我被红卫兵的毒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媒体日夜宣传的革命和路线,主流和全局,将我绕进了意识形态的牢笼,我被洗脑,被催眠,以致连亲身经历的事实都认不清了,连基本的常识都搞不懂了。

这篇稿子见报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去世;不到两个月,“四人帮”被捕;随后,“文革”和红卫兵运动被官方正式否定。

现在看,这篇稿子不但观点站不住,文笔也很差,差到我都不好意思说它是杂文。但是,它在我的杂文写作生涯中,却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它不断提醒说,我曾经有过一段愚蠢的经历: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被虎咬死了还帮虎害人。

三十多年过去,我又写了一些杂文,这些后写的杂文,多多少少,都从先前这篇稿子身上得过益处,以它为诫,加小心,别再让人忽悠,也别忽悠别人。

我常常想起这篇旧稿,想起与它关联的那首“战歌”。有时脑子呼啦一下,甚至会传出那个久违的怪异旋律:我们是,毛泽东的,红卫兵——都迷瘦,拉了馊米,来兜售……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大唱红歌,有人会不会把它也唱出来?

2013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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