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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蔡英文总统罪己书

2017年05月08日 23:35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来稿 作者: 袁红冰

(写于就职总统一周年之际;袁红冰自主代撰)

一、罪己之意若何

斗转星移,天河涛涌;白云苍狗,转瞬一年。

一年之前,背负人民的希望、历史的重托,我步入公权力的圣殿,同时也走上自由台湾命运的转捩点。

此次我荣膺台湾总统,具有远超一般观念上的执政党轮替的意义。台湾人民用选票表述明确的意志——拒绝恐共媚共、投共卖台的国策,摈弃马英九党国体制回潮和残害民生的执政方向;在对国民党和马英九的否定中,蕴涵着人民对于国家正常化的期待与苦恋。

自由与尊严意味着存在的基本价值;对于人格或者国格都是如此。当代台湾,人民已经赢得自由,却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国格尊严——这是自由台湾的国耻。

中共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开启人类“大争之世”的潘多拉魔盒;自由台湾宿命地被推上“大争之世”的风口浪尖,避无可避。

台湾再次站到国运的转捩点上,而前途只有两种高于生死的抉择:或者溺于中共极权主义扩张的狂涛恶浪,台湾人民沦为中共统治下的“行政特区”的政治奴隶;或者克服一切必须克服的艰难,付出一切必须付出的代价,战胜命运挑战,赢得国格尊严,升华为自由而壮丽的正常国家。

国格尊严缺失,是台湾人刻骨铭心之痛;成为正常国家是台湾人血泪丰盈的祈愿。台湾人的刻骨铭心之痛灿若云霞,常在我胸怀;台湾人血泪丰盈的祈愿如天顶之风,日夜萦绕我心间。

然而,就职总统一年来,国事纷乱如麻,改革踉跄蹒跚,经济提振乏力,人心动荡不安,国家意志晦暗不明——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

谀媚权力是人性最丑陋的弱点之一。因此之故,尽管执政不力,仍有人为我歌功颂德。与之同时,某些坚守投共卖台国贼意志的国民党政客,也多方攻讦,恶毒诅咒,企图逼我承认“”,背叛自由台湾事实独立的主权。不过,谄媚阿谀之人的歌功颂德,不能让我丧失自知之明;国民党政客的攻讦诅咒,也难撼动我忠诚于自由台湾的铁石之心半分。

愚昧与怯懦者,遇事总喜诿过于人;大智慧者则常自责以正己。人世间最英勇之举,莫过于正视自己的错咎。我愿效大智大勇者,作罪己之书,以谢国人。

我罪己之意,绝不在于认错买怜,沽清流之名,钓开明之誉;我之意只在青云之间——愿罪己之书能感动天心民意,以积累精神能量,引领自由台湾再次奋起,直上时代峰巅,成为壮丽的正常国家,一举雪洗四百年来台湾国格蒙受的重重耻辱。

二、罪己以正基本国策

为国事操碎铁石之心——此乃一身系国运安危的政治家的宿命。自就职总统以来,“吾日三省吾身”,无时无刻不惕厉治国之误。值此执政一周年之际,我愿将罪己反思基本国策失误之结论,告白天下。

当代,台湾人民在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承受的每一分艰难,都肇因于中共强权在全球范围内对自由台湾的重重围困;甚至台湾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和族群对立,也是中共强权对投共卖台的“党国余孽”支持、鼓励、纵容的结果。

当代国际政治范围内,只有一个强权把否定台湾人民决定自己命运和台湾前途的权利,视为其政治原则;只有一个强权日思夜想,欲使台湾“香港化”,进而剥夺台湾的生活方式;也只有一个强权把摧毁自由台湾事实独立的主权,奉为其“国家核心利益”。这个强权便是极权专制的中国——在中共所谓“两岸一家亲”的假笑中,藏着一柄谋杀自由台湾国格的利刃。

事实已经让一个铁铸的结论呈现在时代的视野中:中共强权的国家意志是自由台湾避无可避的国家危机之源。

然而,台湾朝野,鲜有人敢于面对上述揭示迫在眉睫的严峻国家危机的结论。碌碌政客、学者、,一涉此事,便或者欲仿鸵鸟,埋首于沙,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或者语焉不详,言不及义,作隔靴搔痒之谈,蜻蜓点水之论。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党国余孽”以回光返照式的亢奋散布恐共媚共意识——这个政治破落户族群已经把充当中共强权的鹰犬喉舌视为生命归宿。但是,毋庸讳言,四百年屈辱的殖民地奴性心理后遗症也是原因之一。不敢与强权作自由人的直视,总试图猥琐怯懦地回避命运的挑战——这正是殖民地奴性人格后遗症的经典表述。

鉴于中共动用全部国家能量,在世界范围内对自由台湾实施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围困,以救亡图存、应对国家危机为基点的两岸政策,应当成为自由台湾执政者的基本国策。基本国策不立,则国运不行。那种“先注重内政、经济,后处理两岸关系”的论述,不过是没有勇气面对严峻国家危机的虚矫弄巧之辞,掩耳盗铃之说。

我大谬矣,思之痛彻心脾!痛定思痛,我的误国之错,千头万绪,千丝万缕,总体归结为基本国策之误,即以“维持现状”为执政之要,立国之基。

审视台湾海峡两岸双方的情势,“维持现状”的政治意志都意味着基本国策之误。

台湾的政治现状处于尖锐的矛盾状态。

一方面台湾已基本确立民主的政治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根据现行的荒谬要求,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必须仍然对东亚大陆上十五亿中共的政治奴隶承担主权责任——尽管这种荒谬源自早已成灰的历史,但是,却仍然以谎言宪法的现实权威,剥夺台湾人民活在政治真实中的权利;在谎言宪法的历史阴影下,台湾不可能成为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正常国家——以谎言为宪法原则,意味着国家的耻辱。

同时,台湾被誉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可是,飘荡在自由之岛上的国旗和国歌,却是党国一体、威权专制的国格象征;这种威权专制时期国格的象征的羁绊之下,台湾就相当程度上仍然活在历史废墟中,无法真正拥抱自由和未来。

以上台湾现状的尖锐矛盾,是一根刺入台湾国运眼球的荆刺,不拔除这根荆刺,不改变这种历史强加给台湾的现状,台湾就不可能升华为真理之国;抱残守缺、“维持现状”的国策所维护的,恰是威权专制遗留的谎言宪法和党国一体的国格象征。这将使台湾故步自封于过去,并失去未来,最终只能在荒谬的现实中沉沦。

反观海峡对岸,中共强权谋台战略黑云压城,文攻武吓,咄咄逼人;口蜜腹剑,阴险诡诈——中共强权欲尽快改变自由台湾主权事实独立现状的虎狼之意如火如荼,从未有过“维持现状”的菩萨心肠。

马英九执政时期,国共两党用子虚乌有的“九二共识”,撑起“两岸一家亲”的和平假像;假像之下,中共强权谋台战略鼙鼓不息,以至于台湾维护事实独立的国格的政治经济能量日夜流失,怵目惊心,鬼神不宁,“两岸现状”因此依照中共强权的意志不断改变。

在中共强权极欲改变两岸现状的政治意志背景下,我以“维持现状”为基本国策,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只能是罔顾事实的痴人说梦,必定落个刻舟求剑、误国欺世的结果——现状不仅无法维持,而且很可能向有利于中共强权,不利于自由台湾的趋向转变。

三、“维持现状”的基本国策宣告失败

我确立“维持现状”国策的初心,在于委屈以求苟全,在于用善意和微笑感动中共强权,缓解其谋台战略的咄咄逼人之势,从而为台湾的生存赢得尽可能长的战略喘息期。

为实现初心,依据“维持现状”的国策,我宣布《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处理两岸关系的根本依据。有直言者因此指斥我实行的是“没有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甚至称我为“犹抱琵琶半遮面版的马英九,向中共强权卖笑乞怜”——为委曲求台湾之全,我已经将自己的声誉糟蹋至无以复加的程度。

就职总统之初,我即“盈盈翠袖”,捧出一片真情,以向海峡对岸;笑靥荡漾,善意如春花烂漫,以对中共强权。然而,事实证明,中共强权冥顽不灵,蛮横霸道,既不相信善意,也不会被真情感动;强权者的顽石之心只渴望将其专制意志强加于自由台湾——中共强权欲逼迫我步恐共媚共的马英九之后尘,公开承认国共两党灭绝台湾国格的“九二共识”,签下台湾主权的卖身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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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遵从充斥历史荒谬的中华民国谎言宪法,已使我对于自由台湾的政治忠诚受到质疑;屈服于中共强权的意志,公开承认“九二共识”,则将意味着对自由台湾的背叛。我可死,此等蒙羞千古、遗臭万年之事,我绝不为。

中共强权为此暴怒如狂。因“习宽衣”而艳名鹊起的中共领袖习近平威胁曰,无“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将“山摇地动”;中共嘴炮将军王洪光,逞口舌之利,声称“数小时便可灭台”。危言耸听之际,中共强权又祭出“穷台战略”,欲逼迫台湾人为乞食而屈膝出卖国格。不久前,更有所谓“谦谦”张志军,陡现恶奴凶相,放狂妄之言曰:“台独尽头是统一”——此一言道尽中共强权极欲改变自由台湾主权事实独立之两岸现状的蛇蝎之心,虎狼之意。

我之委曲求全的初心原本真实如红焰,于今无奈已化作一江秋水,浮黄叶残菊萧索西逝;我之盈盈善意只落得万木摇落,凄风苦雨一片。面对如此情势,“维持现状”的国策已成“梦中情人”,水中花月,冢中枯骨,可思可念而不可即。如若继续以抱残守缺之心,不肯承认失败,则只能自欺欺人,遗天下之笑。我不愿自欺,更不愿欺世,故告白国人:“维持现状”之国策已败。

四、“维持现状”基本国策之十大恶果

设“维持现状”国策之本意,试图在大争之世中使台湾得生存之道,在中共强权的觊觎之下为台湾求苟安之机。然而,事与愿违;“维持现状”国策实施一年,未见其利,反遭其害。现在,我愿忍刮骨疗毒之苦,披肝沥胆,痛陈“维持现状”国策十大恶果,以为执政之教训。

抱残守缺、委曲求全,以得苟安——此乃“维持现状”的思想基点。将如此猥琐的思想奉为国策的意志根据,台湾国运自不会有“长风破浪,以济苍海”的磅礡之势,浩荡之气;亦不可能有“气吞万里如虎”的进取之志。“维持现状”的国策注定台湾只能在软弱中逐渐衰败,而无法成为任何人不敢轻侮的坚强之国。

猥琐的意志中没有强者的基因;现实世界不相信软弱,并只给强者的意志以尊敬。我欲用懦弱的善意换取中共强权的善意回报,结果必定是自取其辱。

总统自辱,遂令国格涂炭——此乃“维持现状”国策之策一项恶果。

自由与尊严是立国的两项根本价值。台湾已经成为自由之国,但是,台湾的国格尊严却仍然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承认。所以,“国家正常化”乃是自由台湾必须追求的国家理想,必须守护的国家信念——“国家正常化”才能使自由台湾得到国格尊严。

“维持现状”虽然有媚俗于市井庸人之效,却同时意味着以基本国策的名义,放弃“国家正常化”的理想,使台湾沦为无理想之国。

个人丧失理想,便成行尸走肉。国家丧失理想,则国家方向不明,国家意志阴晦,执政理念混沌。于是乎,官心不思进取,只图颟顸度日,安于苟活;民心无所依附,民意迷失于物性贪欲。由此一来,国运只能在庸俗的氛围中腐朽——国家理想之星陨落,无魂之国不知前途在何处;当前台湾社会种种乱象,根本上皆因丧失“国家正常化”理想而起。

以上所述,可谓“维持现状”国策之第二项恶果。

一年以来,国际政治局势发生极其有利于自由台湾的变化,真可谓天佑宝岛,天赐良机。然而,外交机构却抱中华民国历史之残,守谎言宪法之缺,不敢以创造性思维和行动,展开双臂,迎接天赐之机,在国际社会彰显自由台湾的独立国格,相反,竟像古代偷情的小寡妇,面对热情洋溢的历史机遇,扭捏作态,满脸红晕,欲语还休,欲迎还拒,只敢怯生生露出几分暧昧不明之笑。如此这般,最终只怕会冷了历史机遇那颗“燃烧的心”。

与之同时,面对中共强权的外交围困,外交部门陷于左支右绌、穷于应对的被动局面,既没有展示出奋起反制的历史主动性,更缺乏挽狂澜于即倒的壮烈情怀。

这种情势,直令壮烈之士气沮,自由台湾国际形象蒙尘,也正是“维持现状”国策第三项恶果的表述。

将国家危机的真相告诉人民,乃是执政者的首要天职。然而,“维持现状”国策的题中之义在于,以首鼠两端、暧昧不明的“朦胧之美”,向中共强权显示“不挑衅”的善意。因此之故,我不敢讲出一个冷酷的真相,来警示台湾社会;这个真相就是,中共强权的谋台战略,构成对自由台湾国运、国本、国格的唯一且迫在眉睫的严峻威胁。

受“维持现状”国策之禁锢,没有向台湾社会发出国家危机的警告,此乃我之失职。家庭主妇的失职,或只殃及一家;总统失职,祸必殃及国运。正由于我不敢公开宣示中共谋台战略造成两岸关系杀气冲天、危机四伏的真相,致使相当一部分国人至今仍然沉迷于中共“两岸一家亲”的口蜜腹剑之辞,不能幡然醒悟。

清醒认知当前之国家危机,乃是激起台湾人民同仇敌忾之情、卫护家国之心、救亡图存之意的前提。面对严峻的国家危机,唯有台湾社会各阶层形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台湾命运共同体意识,才可能获得制胜中共强权谋台战略的国家意志能量。

然而,迄今为止,全面执政一年,基于现实的国家危机应当形成的“台湾共识”却仍然没有形成——这意味着危机中的危机。国家陷此困境,其罪在我;同时也是“维持现状”国策的第四项恶果。

中共强权长期在国际社会间构筑“经济的柏林墙”,企图困死自由台湾。这是当前台湾经济艰难的根本外在原因。二〇一六年,台湾人民用选票表明坚定的意志,即拒绝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经济利益,中共强权随即实施“穷台战略”,这是台湾经济艰难的近期直接原因。

为应对此种源自政治因素的经济艰难,需要国家行政团队制订有效的经济政策,引领台湾经济杀出命运重围,再创经济奇迹,以证明自由台湾的蓬勃生机。

“小人喻以利,君子喻以义。”唯有璀灿的国家理想,才可能召唤有强烈国家责任感和创造历史意志的才俊之士,加入行政团队,共赴国难,共济时艰。

然而,“维持现状”国策否定国家正常化的理想,只肯定属于庸人政客的抱残守缺的实用主义策略。抱残守缺的国策,自然只能召唤抱残守缺的“老蓝男”官员;以猥琐的实用主义智慧为魂的国策,也必然只青眼有加于庸官俗吏。这正是我的行政团队执政无能,引发民怨沸腾、民怨冲天的核心原因。

正由于“维持现状”的猥琐意志被奉为国策,才使得贪利恋权、虚矫媚上的官员逐臭而聚,蜂拥蚁附于总统权力的卧榻之旁;忧国忧民的志士为爱惜羽毛则远避权力,有“洗耳”之政治道德洁癖的能员干吏,则不屑于同庸官俗吏为伍而“远避山林”。

“维持现状”国策造成的“近小人,远君子”效应之下,执政一年来,行政团队行事昏聩拖沓,荒腔走板,致使“新南向政策”步履蹒跚,国家经济方针或者盲人瞎马,不辨方向,或者情急之下空发煌煌大言,欲以之欺世盗名,却因缺少改革意志的底蕴而难于说服社会。

行政官员中,或老马羸驴如李大维者流,似乎只痴迷于故步自封,混吃等死;或肥猫硕鼠一窝,假公权力以图一己之利,以敛私家之财,如“财经帮”。行政团队毫无“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意,更缺乏引领台湾经济破重围而纵横全球的意志与能量——此“维持现状”国策之第五项恶果。

台湾人民决定自己命运和台湾前途的权利,是主权者权利的皇冠;失去这项权利,台湾人民就失去一切。台湾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但是,威权专制时期的政治法律残迹,仍然相当程度禁锢着台湾走向正常国家的意志。

民进党全面执政,本应当通过修改“”,一举破除重重法律障碍,使人民得以通过公投的法治方式,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和台湾国家前途。

然而,在“维持现状”国策的阴影下,加之诸多“精明”的鼠辈小政客和衰朽老智囊的影响,台湾人民获得通过公投直接实现决定自己命运和台湾前途的权利竟使我心生恐惧,因此,对修改公投法作出投机政客式的限制。我之所以产生此种畏惧之意的原因,全在于害怕人民通过公投推进国家正常化进程,从而“破坏现状”,开罪中共强权。

为委屈求全于中共强权,以减少执政的压力,竟然为修改公投法设置障碍,试图假法律之名,继续禁锢人民作为主权者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权利——此种悖逆天心民意之举,背叛自由台湾基本价值之恶行,已经重创民进党的政治声誉,以至于社会舆论悲愤质疑,民进党是否正在沦为维护党国体制残迹的“小国民党”。

为讨中共强权安心,竟压抑台湾主权者的权利;为求中共强权逼迫下的苟安,竟背弃台湾人民心底里对国格尊重的渴望,对国家正常化的炽烈情感,从而使民进党党魂黯然,党格蒙受难以雪洗之耻——此诚我之罪也;当然也是“维持现状”国策的第六项恶果。

意志是现实命运的起点——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皆无二致。理想充沛之国方能涌现出坚定明确的国家意志,以“扼住命运的咽喉”,主宰现实命运。

“维持现状”是属于庸俗鼠辈政客的心态。我使“维持现状”的心态沐猴而冠,成为国策,其结果必定是用猥琐的功利实用主义取代国家理想。哲人有箴言警世:“无理想者,无未来。”一旦丧失国家理想,台湾人民不仅随之丧失未来,而且注定输掉现实——没有未来者,不可能赢得现实。

执政一年来,各项的举措社会效应不彰,没有以高屋建瓴、天河倒倾之势,形成超越政治族群的关于正义和公理的认知。由于失去“国家正常化”理想,这个核心价值依据,竟使社会产生深刻的疑虑,即民进党政府推行转型正义不是基于国家根本利益和公义,而仅是出于党派私利,为选举考量,借机打击政治异己。

转型正义首先意味着精神领域内的一场自由民主革命,其目的在于彻底清除党国威权专制的价值观念,确立“国家正常化”理想,确立自由台湾的国魂。背叛“国家正常化”理想,同背叛转型正义的核心价值是同一回事;国家理想湮灭于“维持现状”的庸俗功利主义,所谓的“转型正义”就丧失了公义之魂。

摧毁转型正义的国家理想的价值基石——这是“维持现状”国策之第七项恶果。

马英九执政八年,国民党权贵与奸商恶贾沆瀣一气,威权专制主义在价值观念、经济、政治、司法各领域全面回潮。面对此种状况,实施深彻改革已经成为自由台湾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务。

然而,民进党全面执政一年以来,各领域的改革进程几乎无一不呈现出混乱无序、滞碍难行之情势,有的改革项目甚至陷于进退维谷之困境。愁肠百结,长夜难眠;经罪己反思,终悟当前改革不行之根本原因。

改革必然比抱残守缺、苟安于现状更艰难;深彻的改革必然要承受刮骨疗毒之痛。因此之故,形成愿为改革承担艰难、承受痛苦的社会主流意识,乃是改革成功的前提。

以煌煌公义为目标,以国家理想为价值依归,改革才能获得主流民意拥戴的道德基础。人不怕艰难困苦,只怕没有希望。而国家理想乃是与公义一致的希望,是希望“王冠上的明珠”。

当前,唯有“国家正常化”的理想,这个从台湾人民四百年的血海泪涛中涌起的国格尊严的希望和信念,成为改革的根本方向和价值依归,改革才可能产生感动时代的精神魅力,才会激起人民共赴时艰,共渡危难的救国之情,从而为公义而抑私利,以求改革成功。

令我有噬脐之悔之处在于,设立“维持现状”之国策,遂将“国家正常化”理想束之高阁——改革因之失去国家理想主义的大公大义之方向,也找不到根本的价值依归。迄今为止,多项改革犹如失魂落魄之酒鬼,徘徊踉跄于无星月之暗夜,其终极原因端在于此。

致各项改革或踌躇不前,或荒腔走板,特别是司法改革大失民望,此乃“维持现状”国策之第八项恶果。

中共暴政在基本完成对蒙古人的文化性种族灭绝之余,又将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继续对藏人和的自由运动实施铁血摧残。当代藏人和维吾尔人的人权劫难震撼人类的良知。

自由台湾同样受到中共强权的主权逼迫,本应与藏人、维吾尔人同仇敌忾,共抗强权。然而,就任总统以来,对于台湾良知人士邀达赖喇嘛访台事,我闭目塞听、“假痴不癫”、装聋作哑,宛似浊泥之塑,朽木之雕;更有甚者,放任外显堂皇之气、内藏卑鄙之心的小人,假“此时访台不方便”之说,远拒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热比娅于千里之外的日本。

我之所以这样作为,端因畏对岸强权如鼠辈畏虎狼,在中共逼迫的锋芒前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致于避人权大劫难中的藏人和维吾尔人如避水火,弃人类道德公义如弃敝履。

国有凛然之正气,必成侠义之邦;遵“维持现状”之国策苟且图存、忍辱偷生之国,只能在国际社会轻蔑的斜视中趋向没落。假如台湾对其他族群的人权劫难与苦痛,只会冷眼旁观、冷血以对,又怎么能指望台湾面对中共强权的终极主权逼迫时,得到人类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侠义之邦必有天佑;冷血自私之国必遭天谴。“维持现状”之国策误我至深;而我误国事,使自由台湾不能以侠义之邦的名义感动世界,使自由台湾的国格蒙受冷血自私之羞——此乃“维持现状”国策之第九项恶果。

自由台湾的国运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为战胜挑战,需要举国同心,共赴国难。然而,“维持现状”国策以市俗庸人的苟安之心态为价值核心,完全没有以创造历史的激情和壮丽的国家理想召唤民心民意的精神魅力,反而使国格阴柔昏冥,国家意志迷茫晦暗,自由台湾正在沦为无魂之国——“维持现状”意味着维持保留重重“党国”残垣断壁的“宪政体制”,而台湾国运将因此继续被囚禁在历史的阴影中。

正由于国家愿景不明,台湾社会至今陷于意识形态的混沌纷乱,难以自拔。“党国”的遗老遗少,以及投共卖台的无耻政客、文人,仍然有空间在媒体上摇唇鼓舌,巧言令色,以致于欲灭自由台湾主权的“九二共识”幽灵不灭,恐共媚共之论甚嚣尘上;与中共暴政“终极统一”之说,随“爱国同心会”裸奔暴走、狼奔豕突于台北街头;“蔡英文欲效马英九,与习近平作政治幽会”的传言,随绵绵雨丝,无声渗入台北暗夜,而陈德铭甫一抛出“一中分治”之说,又激起我倚为股肱智囊的宋楚瑜、许信良等赞声不绝,遐思艳想无限。

种种意识的乱相中,自由台湾的国家理想似乎要变成逐渐远去的背影;社会精神分裂之下,有预言指称,我将陷台湾社会于分崩离析之境。

智者警世曰:“举国同心”绝不意味着与投共卖台势力的沆瀣一气,而必须以国家理想,即“让自由台湾成为正常的壮丽国家”,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信念。唯有“国家正常化”理想成为国策的核心价值,自由台湾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国魂;台湾社会才能建立起以全民根本政治利益为基石的“台湾共识”。

罪己反思至此,“维持现状”国策之第十项恶果已呼之欲出——其恶一言以蔽之:使台湾沦为无魂之国。

五、“红焰成灰,我心未死”

“维持现状”国策十恶具足,贻误国事甚深,戕害国运甚烈。反思罪己之余,我有寒风裂骨之痛,红焰焚心之苦。然而,白骨虽裂,报国之志犹存;“红焰已然成灰,我心依然未死”。

自由台湾宿命地走上大争之世的刀锋,面临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国运转捩点。在此艰难的时刻,我誓从罪己反思的浴血苦痛中崛起,以奔马逐长风之激情,以坚逾铁石而又明澈如玉山之雪的理性,履行总统天职,重振自由台湾之国运,再造自由台湾之辉煌。

为实现此誓言,我决意将“维持现状”之论装殓入鐡棺,“沉于北海”,并重设再振国运六策,以告天地,以安社会,以聚民心,以向未来。

再振国运第一策:通过发布总统令,确立“实现国家正常化”为国家理想和执政总纲。

值此大争之世,对于自由台湾,如果没有勇气自己肯定自己,就没有人会肯定你;如果不敢自己确认自己,在国际社会就没有立足之地。确立“实现国家正常化”为国家理想和执政总纲,就意味着自由台湾在根本之点上展示出肯定和确认自己国格的政治自信。

“国家正常化”有两项要点。

其一,废止历史强加给台湾的谎言宪法,以及清除残留在台湾国格标志中的威权专制遗迹,创制与台湾现实命运一致的宪法和国格标志,从而实现台湾人民活在真实国家中的权利。

其二,以独立的国格和体现自由民主价值的国格标志,开拓国际社会生存空间,成为国际社会中与各国平等的一员,以实现台湾人民活在国家尊严中的权利。

确立国家理想和执政总纲,乃是确立自由台湾的国魂之举。国魂朗朗,以昭日月,方能为形成“台湾共识”提供精神凝聚力;方能为形成明确的国家意志和方向提供价值基础。

当前国内的情势之下,确立“国家正常化”的国家理想和执政总纲,需要有“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意志。不过,具体推动“国家正常化”的进程,则必须深谋远虑,全局策划,运用巧夺天工的策略智慧,坚定不移、积极进取与谋定后动、稳重有序并重,方能收到创造历史之效。

再振国运第二策:在事关国本的海峡两岸关系领域,确立台湾的“国家底线原则”。

中共和国民党以“九二共识”之名,逼迫自由台湾出卖事实独立的主权,进而剥夺台湾人民决定台湾命运的权利。执政以来,我借“模糊数学”之意,欲以“模糊政治”应对来自国共两党的内外相煎、上下交征的逼迫。

可悲之处在于,“模糊政治”既没有使中共强权放弃觊觎台湾主权的虎狼之意,也没有改变国民党权贵“联共制台”的蛇蝎之心,反而使台湾的国家意志暧昧不明,藏首缩颈,尽显“丑媳妇怕见公婆”的猥琐之形——呜呼哀哉!我误国矣,使自由台湾国格蒙羞。

沉痛忏悔之余,我必一扫“模糊政治”沉郁阴晦之气,以“国家底线原则”,在国共两党的逼迫前,确立自由台湾的堂皇国格和大气磅礡的国家意志。

台湾人民决定自己命运和台湾前途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事实独立的主权是卫护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坚盾,誓死不可放弃——这是自由台湾必须坚守的核心政治利益,也是我用以应对国共两党“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的台湾“国家底线原则”。

“国家底线原则”意味着台湾以独立国格存在的生命线,因此,也是台湾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台湾人民必须像忠诚于自己的灵魂一样,忠诚于“国家底线原则”;必须像坚守自己的生存权一样,坚守“国家底线原则”。

为应对中共践踏自由台湾人民主权的“反分裂法”,民进党将推动制定“反吞并法”;民进党还将通过再次修改“公投法”,实质上还权于民,一劳永逸清除相关法律障碍,以使台湾人民能够真正实现决定自己命运和台湾前途的权利。

再振国运第三策:斩断中共套在自由台湾脖颈上的经济绞索,冲决中共全球围困自由台湾的经济罗网,开拓多元化对外经济关系。

中共强权信奉一个原则,即经济是政治的延续。因此,中共对台经济关系的起点和归宿,都在于实现其谋杀台湾事实独立之主权的政治意志。马英九和国民党全面执政时期,以开门揖盗之意,洞开国门,使中共强权的经济能量如洪水滔滔,涌入台湾;其所作所为,无异于助中共强权把一条又一条经济绞索套在台湾的脖子上,而中共强权谋台的政治意志正是随时准备勒紧经济绞索的铁手。

不久前,中共强权因“萨德”问题对韩国的经济围猎,乃是中共借经济能量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于他国的最新例证。

事实如刻在铁碑上的警诫,宣示一个真理:“彻底改变马英九执政时期形成的对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体制的依赖,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多元对外经贸关系,乃是自由台湾唯一的生路。”——让这个真理转化成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具体内容,是政府经济工作的第一要务。

台湾民间从不缺乏创造经济奇迹的潜在能量,台湾人也从不缺乏出类拔萃的经济智慧。现在政府必须履行的首要职责,在于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救亡图存的国家意志,激励全民共赴国危,将台湾民间的经济潜能和台湾人的经济智慧,锻造成杀出经济困境的长剑。

有人说“商人无祖国”。此言大谬。我愿说:奸商恶贾才会因图利而忘邦国;良知烨烨如星辰日月的台湾商人,定将为美丽宝岛、自由圣地、故国热土的生存和发展而积累财富,并承受必须承受的经济艰难。

有人说:“包括劳工在内的台湾庶民勇于为私利而斗,怯于为公益而战。”此乃偏狭诬蔑之言。我深信,只要了解到中共强权“穷台战略”的烛天恶意,以及台湾由此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经济危机,台湾民众必会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蹈千难而履万险,忘私利而赴公益,共克时艰。

意志,是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起点。作为总统,我的全部经济职责可以归结为一个关键点,即向天下宣示如下意志——为了自由台湾的国格不灭于中共强权的“穷台战略”,为了实现“国家正常化”的理想,台湾人民必须付出一切不能不付出的代价,必须作出一切不得不作出的个人利益牺牲,必须克服一切无法回避的艰难,再创经济奇迹,再现龙腾虎跃之相。

再振国运第四策:确立“国家正常化”理念为转型正义的价值依归,以及全面深彻改革的根本导向。

转型正义本质上是精神领域的一次彻底诀别威权专制、确立普世价值的思想大变革,是社会意识的浴火重生;全面深彻的改革,则是转型正义精神成果的现实制度表述,是思想大变革的实效性体现。

转型正义和全面深彻改革同自由台湾的国运息息相关。为彻底挣脱威权专制的意识形态束缚,在精神领域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就不能不实施转型正义;为免于继续迷失在威权专制遗留的制度性残迹的历史废墟间,为走向公义社会,就必须进行全面深彻的改革。

执政一年,转型正义与全面深彻改革无时无刻不在我心中。然而,转型正义之途坎坷艰难,诸项改革滞碍难行;党国遗老遗少和国民党权贵仍有负威权专制制度残迹之隅而顽抗的空间,社会舆论对转型正义与改革的观念也纷乱如麻,莫衷一是。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归根结蒂在于,“维持现状”国策的价值取向与转型正义及全面深彻改革的时代要求南辕北辙。

“万山磅礡,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转型正义唯有以“国家正常化”理念为价值依归,才能超越党派私利,与国家根本的政治利益一致;全面深彻的改革唯有以“国家正常化”理念为导向,才会目标清晰,道路明确。

我愿特别强调,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司法改革乃全面深彻改革的当务之急,首要之举。

应当通过特别立法,对“陈水扁案”、“郭瑶琪案”等引起社会广泛质疑的案件进行特别调查,以查清案件诉讼程序中是否有非法关押、违法起诉、枉法审判、政治操纵司法等违法犯罪行为。——一旦相关事实大白于天下,威权专制残留的司法体制的具体危害也势将随之暴露在阳光下。

以对上述典型案件调查的结果作为突破口,针对暴露出来的弊端,推动检查司法体制的全面改革,迅速建立与实现司法正义要求一致的检查官、法官任用罢黜制度;果断放弃威权专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法官职权主义”倾向的审判程序,实施“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人民陪审制。

再振国运第五策: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于彰显自由台湾的独立国格于国际社会,为实现台湾“国家正常化”以及加入联合国的战略目标创造国际政治条件;同时,以台美之间潜在但却真实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为支点,在全球范围拓展实质外交,冲决中共强权对自由台湾的外交围困,争取更加广阔的国际生存空间。

为贯彻上述外交国策,台湾社会至少必须澄清两项迷思。

其一,某些已沦为中共强权思想鹰犬、理论喉舌的台湾媒体、政客、文人、名嘴,持续散播一种似是而非的意识,试图惑乱台湾社会舆论。此种意识一言以蔽之,曰:台湾应当平衡对待中共强权和美国的立场,以免两强相搏,台湾受池鱼之殃。

上述意识貌似“公允”,实则害台误国的阴毒之论。在此,我以台湾总统之名宣示:“在中美之间绝不搞平衡,并势将全面强化台湾与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领域的实质性盟友关系——这是自由台湾生存所必须的选择。”

我作出上述宣示的理由简单而明确: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各项保证”,构成台湾国际安全的重要基点之一;中共强权则公开宣称,灭绝自由台湾事实独立的主权、剥夺台湾人民决定自己命运和台湾前途的权利,乃是其“核心利益”——中共强权是世界上唯一以摧毁自由台湾国格、国体为战略目标的国家,也是当前自由台湾国家危机的唯一来源,中共强权正运用其全部国家能量,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所有领域,欲置自由台湾于绝境死地。一为事实上的盟国,一为欲灭自由台湾主权而后快的敌意如炽之国,要求台湾在这两者之间搞平衡,岂非不辨善恶的大荒谬。

有必要再次重申:要求台湾平衡中美关系的说辞,意在惑乱台湾民心民意,离间台美实质的同盟关系,为中共强权谋台战略效犬马之劳。

其二,中共御用宣传机器如群蛙鼓噪,不厌其烦,论证美国很可能把台湾当作与中共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而不可能为保卫台湾与中共一战——中共强权欲以此论散布恐共媚共的迷思,瓦解台湾卫护主权的意志。

中共御用宣传机器的上述鼓噪,又在台湾某些政客、文人、名嘴的口腔里激起喧嚣刺耳的回声。回声甚嚣尘上,迷思如东亚大陆雾霾入侵台湾上空。因此,有必要扫荡迷思,还台湾社会意识一片朗朗乾坤。

是的,毫无疑问美国不会只为保卫台湾的利益而战,但是,美国会为自己的国际利益而对抗中共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对世界作纵横观,美国与欧洲北约诸国,以及日本、韩国都分别结成同盟国关系,并承担相应的作战义务,即同盟国受到战争威胁时,美国将为保卫同盟国的安全而战——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慷慨到会用自己士兵的血为其他国家的利益献祭,而是因为盟国的安全与美国国家利益有“唇亡齿寒”的一损俱损的关系;为同盟国的安全而战,就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战。

美国重申“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客有抑强扶弱的侠义精神,而是台湾事实独立的主权存在,有利于东亚乃至世界和平,有利于人类共同的自由事业,有利于美国反制中共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可见,结论就是:美国不会为台湾而战,但是,美国会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与自由台湾一起,共同抗击中共强权武力进犯台湾。

当然,美国是否会因台湾而战,首先取决于台湾人是否具备为卫护主权和国格而同任何强权决死战的勇气和血性。在此,我愿代台湾人向天地盟铁血之誓:“我们可以舍弃生命,但决不放弃自由人的尊严;有敢犯我自由台湾者,失道寡助,定遭天谴地责,虽强必败!”

在风云际会的大争之世,台湾唯有敢于自己肯定自己,并展示出自己确认自己的自信,才可能免于沦为别国的筹码,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强化台美事实存在的同盟关系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是,台湾也有属于自己不可动摇的“国家底线原则”,我们会让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毫无疑义地了解台湾的国家底线,以昭示“台湾有独立的国家意志,台湾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自由台湾会成为别国的筹码。”

再振国运第六策:“远小人,近君子”,重铸国魂,以召天下贤能共克国之大难,共襄国之盛事。

执政者为政之要,首在选贤与能。就职总统一年,国事纷乱如麻,国运阴晦不振,重要原因之一,可归之为我任用的行政团队缺乏承担国家公器大任的政治道德素质和实际运作能力。若欲改变这种状况,必遵“远小人,近君子”之千古明训。

当前,“远小人”之意在于,遣散熙熙攘攘于总统权力周围那些油头粉面、巧言令色以奉上的“政治小宠物”,黜退不思进取、抱残守缺的“老蓝男”,左迁“坐谈立议无人可及,治国安邦实无一策”的庸官,罢谪恋权谋私、不思公益的俗吏。

小人退,则君子进。在此,所谓君子者,乃心如赤焰、直陈谋国的铮铮铁骨之人;乃奉“国家正常化”为政治理想和执政之要的锐意改革进取之士;乃忘我克己而忧心国事、奉公无私以纾国难时艰的能员干吏。

此前行政团队中“小人”蜂集蚁聚的原因,根本在于我一度确立“维持现状”为基本国策。“维持现状”的苟且偷生意识之下,国家愿景如晦,国家权力意志猥琐暧昧。这却正是鼠辈政客可以春风得意的政治状态。

罪己反思之余,我走出“维持现状”的白日昏聩之梦境;将“国家正常化”的理想,捧上权力之巅,我愿以此重铸国魂,广召天下英才贤能,再组行政团队,为使台湾国魂辉煌于历史的天顶,为“让自由台湾成为壮丽的国家”,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虽百死而不悔。

六、结束语:选择决定未来

是在“九二共识”的魔咒下沉沦,或者在“维持现状”意识下苟且偏安,直至“现状崩溃”,还是追求“国家正常化”的高贵理想,以赢得活在真实中的权利——台湾人的选择将决定自己的命运和自由台湾的前途。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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