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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骕 :我需要更多的红砖,为了砌起那座高墙

2017年09月13日 12:39  PDF版 分享到微信

文章取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红砖”

“我需要更多的红砖,为了砌起那座高墙。”
通常,人们习惯于将那些拥有较高学历、财富、地位的人称为“精英”。然而近几年,这个光鲜的群体,却在的眼中逐渐暗淡。他/她们口中的知识不再令人信服,他/她们手中的财富不再光彩无暇,他/她们脚下的地位愈发的不可侵犯。他/她们似乎不再是大众的引领者,而逐渐的变成大众的对立面。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语出自著名学者钱理群的一段演讲:“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维基上并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词条。而百度百科的解释中“精致”——“与粗糙相对,指的是对生活有着自己的追求,不是一味的追求物质价值,有自己的的生活品味的一群人”——怕是故意曲解。钱老所说的精致是指“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这种“精致”是精神行为上的,而非物质追求上的。

而至于“利己主义”,人们也常有所曲解。譬如将其视为“自私自利”,甚至将其等同于“见利忘义”的小人——这显然是一种过渡引申。在我的理解中,“利己主义者”的核心不在“自利”,而在于“非”——他/她们并不一定是自私的,但对于其他人却往往表现出一种漠然。“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通常会把“分内”的事情与人处理的十分得当,但却不会去关心“分外”的事与人。比如,一个“好学生”可能对考试内容十分熟练,但对于课外知识却知之甚少;他/她可能与老师的关系很好,但与同学间的关系却比较平淡。

其实,在“丛林法则”的逻辑下,胜出的必然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够“精致”显然无法战胜竞争对手,而“利他”行为则及可能演变为“帮助竞争对手”。两者缺少一个,都可能导致在这套竞争系统中落败。相较其它竞争者他/她们更加善于“适应环境”并从中脱颖而出。但他/她们通常并不会去质疑这种规则本身的合理性。他/她们不会对这种规则及标准作出“道德性”,甚至会尽量避免作出这类判断——因为质疑评价规则本身,或最终的“利己”目标,都会产生退出这一评价体系的可能性。“退出”也就相当于在该体系中落败。无论因为何种原因落败,者都不会怜悯失败者的,毕竟大家曾经是“公平”的。这也意味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往往不会承担与之能力相应的社会责任——对于失败弱者的利他行为。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能力越强的人需求层次也就越高。比如作为能力较弱的大众会更关心温饱、安全等需求,而能力更强的“社会精英”通常有更高的需求,比如社交、自我实现等。但是相同的竞争规则必定要匹配相同的“获胜奖励”,否则如何证明获胜者比失败者收获更多呢?而被动接受了竞争规则之后的同时,也就必然的接受了相应的“获胜奖励”——所以胜利者的“高层”追求,往往只是更多数量的“低层”追求而已。换句话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的“利己”其实并没有选择性,可的只是不同的评价体系而已——如果存在多种评价体系可供选择的话。而如果社会中缺乏可供选择的评价体系,那么体系中的竞争者们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对于价值的选择与评判,而完全屈从于竞争体系本身。

这让我想起了汉娜·阿伦特的“平庸的恶”。这个概念来源于她对纳粹大屠杀中的技术官僚的观察《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判纪实:平庸的邪恶》。作为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技术官僚之一,“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也不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艾希曼格外勤奋努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晋升,而我们无法认为这种勤奋是犯罪······.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但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罪犯之一。”

她所说的“平庸”并不是之能力上的,而是价值追求上的——个体本身并不是恶人或主动作恶,而是仅仅服从于命令或价值体系。这种“平庸之恶”也许应该被翻译成“被动之恶”或“工具化之恶”更为妥当些。就像经常被我们反思的金钱、武器、技术的“恶”是相同的。“服从”使他们放弃了“思考”,以致忽略了“善恶”的价值判断,在无道德意识的工具化中,成为了“主动之恶”的执行者甚至放大器。

孔子曾言:“不器”。所谓“不器”就是不能被动的成为工具,因为君子应该是具有“主动性”去追求“道“的,所以不应该成为被动的工具。而中国的最高学府大学的校训也与君子有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的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必然可以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而可惜的是,清华大学在实际运行中却经常强调“又红又专”——至少和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同样重视——甚至以此为荣。只可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又红又专”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因为前者隐含着“君子不器”的根本原则,而后者却恰恰凸显出一种“工具化”倾向——不是主动的去追求“道”,而是被动的服从于“红”,并通过“专”服务于红回顾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与孔子的“君子不器”,这种“又红又专”是否值得警醒呢?

什么是“红”?如果连最优秀的精英都只是服务于“红”,那么这个社会中又该由谁来引导“红”呢?如果连最优秀的精英都只是专注于个人竞争,那么这个社会的责任又该由谁承担呢?

作为文明的重要准绳之一,“道德”不正是为了人类社会远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存在的吗?而如果因为社会价值选择的塌缩——甚至刻意的营造一种“丛林”的竞争法则,那么社会道德陨落大概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上层对下层极力压榨,毫无怜悯;下层对上层小偷小摸,充满怨恨;同层之间则是相互攻讦,非胜既负。当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并不创造实际价值的恶性竞争,经济增长也会相应放缓,而不再增加的财富则会加剧内部的恶性竞争,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放缓,如此陷入恶性循环,体系的崩坏也就不可避免了——除非强力打破这种“丛林法则”,但有这种想法的人,大概早就因被这个体系淘汰而失去力量了吧。而胜利者也会用尽一切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

有人用红砖砌成了高墙,但那堵高墙,只能守卫过去,却无法头往未来

王天骕 2017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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