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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共窃取大量情报的邹大鹏文革中夫妻双双自杀

2018年01月12日 3:19 PDF版 分享转发

原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
原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邹大鹏被认为是中共“解放”东北的大功臣,到了十年期间,又被中共认定为“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重要成员。

1967年4月28日夜,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与时任中央调查副部长邹大鹏通电话一个小时之后,邹大鹏与妻子一起双双自杀身亡。

1907年,邹大鹏出生于辽宁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在北平考入汉阳兵工学校,1926年加入中共,因参加汉阳兵工厂大罢工,被学校开除。返回东北后,曾任共青团北满特委书记、青年部主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等职。1931年,因不满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和王明的极左路线,被开除党籍。之后,他参加过邓铁梅、 马占山的抗日义勇军活动。1935年,经南汉宸介绍,重新加入中共。1936年调学习后,任总政联络科长、晋绥调查局局长等职。1944年10月,中央社会部派邹大鹏从延安赴胶东,任区党委联络部长,指定他的任务是发展东北的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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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确立了各自战后的势力范围。之后和国民党政府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东北在苏军撤出后只能由国民党接管。据此,在东北,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不但不能对日军受降,也不能接受苏方援助,甚至连能否进入东北都成了疑问。

这时,急令正在胶东的邹大鹏组成“临时东北工作委员会”,由邹大鹏任书记,带领100多名情报人员,携带电台,于1945年8月26日从烟台出发,跨越渤海,在辽东庄河县登陆,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之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发电,详细报告了苏军“解放”庄河县一带的经过和了解到的东北的情况。当时苏军只占领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其他广大地区仍由日伪掌握。虽然雅尔塔会议限定将来东北由接管,但国民党鞭长莫及,其军事、政治力量短期绝难到达,苏联红军在东北对中共的活动采取默认的态度,并给予积极的帮助。邹大鹏认为,现在正是中共乘虚而入、进军东北的大好机会。

这些情况和建议引起的特别重视。根据邹大鹏及其他各方面提供的情报,中共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抓住机会,迅速挺进东北,建立背靠苏联、连接蒙古的强大根据地。1945年9月15日,中共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陆续派出30万部队,两万多干部,分头进入东北,并令林彪转赴东北统一领导东北的军事工作,成立了东北军区。在国民党主力到达之前,中共在东北已抢占先机。

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成立,邹大鹏任第二部长,分管情报工作。邹大鹏派重要情报人员田琛秘密进入,主持和部署情报工作。1946年初,中队决定在蒋介石的正规军到达前占领长春。邹大鹏布置田琛抓紧搜集敌军动向和城防情报,绘制成《长春防守部署要图》,将敌防区划分、阵地布置、防守重点、火力配备等,一一标记清楚。为万无一失,邹大鹏本人亲自化装潜入长春,把有关的情况和材料,一一进行了核实。然后,将情报带回哈尔滨,报送中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领导。4月14日,中共军队一举占领长春。

1947年底,国共内战进入决战阶段,并从东北开始。邹大鹏在东北社会部确定的情报工作方针是:长期内线,精干隐蔽,以内线为取得情报的主要手段,以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军政战略情报为主要目的。到1948年,已形成基本能控制东北全局的情报网,对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几个兵团的情况和动向了如指掌,有时,国民党军队的布置还没有下达,中共军队的应对措施已经布置下去。锦州战役后,东北战局急转直下,中共军队兵临沈阳城下。中共决定兵不血刃拿下沈阳,将策反沈阳的国民党军队的任务交给东北社会部。

邹大鹏将内线情报人员王凤起派到沈阳。王凤起是辽宁人,黄埔军校毕业,少将军衔,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时,他任行辕高参。王凤起的夫人富平是中共秘密情报官员阎宝航和高崇民的好友,到东北后,夫妇私下到哈尔滨探望高崇民,经高介绍给邹大鹏,邹亲自接待,面授机宜。王凤起接受任务,立即赶回沈阳,首先发展了黄埔同学秦祥征入伙,再帮助秦祥征通过王的朋友关系担任蒋军新建的沈阳守备第二总队总队长,王担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牢牢掌握了这个师级建制的部队。王还争取了53师师长许庚扬、53军副军长赵国屏伺机“起义”。

邹大鹏还通过高崇民的关系,争取国民党接收人员、军统局少将设计委员、东北铁路警察局局长王化一,辽宁粮食管理局兼东北剿总粮食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胡圣一,与中共合作。王化一又通过朋友关系争取国民党116师师长刘德裕、130师师长王里寰、东北剿总军法处执行分监部中将主任赵毅。胡圣一争取了国民党新编东北骑兵军军长王照琨。在中共军队进驻沈阳前,王化一、胡圣一秘密召集同意与中共合作的主要将领开会,准备在10月30日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召开军政首脑紧急会议时,由王凤起率部“武装逼宫”,迫令卫立煌宣布守军全部“起义”。不料秦祥征大发“善心”,把扣押卫立煌的计划告诉了好朋友、沈阳市长董文琦,要他和大家一同脱离蒋介石,立功受奖。没有想到董文琦假装高兴,满口答应,转身就去告诉了卫立煌。卫立煌见大祸临头,立即和董文琦跑到机场,坐最后一架飞机逃走。10月31日,中共军队顺利接管沈阳。

邹大鹏领导的东北社会部的情报工作对配合中共军队取得辽沈战役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北野战军最高统帅林彪特别致电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对东北社会部及时、有效的情报和策反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到了十年文革时期,邹大鹏在东北的所有功劳全部被抹杀,邹大鹏成为中共政治绞肉机中的又一个牺牲品。中共夺取政权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有一个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但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对曾经的中共地下党,又出台了一个新的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那些为中共出生入死,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中共地下党员,等来的却是降级、控制、淘汰,无数次的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邹大鹏和其他一些为中共占领东北立下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员在文革中就成为被“淘汰”的对象。执行这一“淘汰”任务的,就是中共的整人专家

康生于1933年被中共被派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与团长王明关系密切。作为王明的助手,康生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934年苏共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后,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后,在王明等人的指示下,也成立了一个肃反办公室,负责处理旅苏的中共党员干部,王明为办公室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在此期间,康生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使得他们受到残酷迫害。

1937年,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由原来追随王明,转向追随毛泽东。在毛泽东要求娶江青为妻受到中共高层反对时,康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取得毛泽东信任,先后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并领导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主抓中共党内的情报保卫工作。1942年,帮助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大搞逼、供、信,将大批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制造红色恐怖。虽受到一些责难,由于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他的官运未受太大影响。后来,因为他在延安骑快马摔伤脑神经久病不愈,一直休养到1956年。

1948年,中共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1949年邹大鹏从东北调回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中共建政后,中央社会部改名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杨尚昆领导。康生对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共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是,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继任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自己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20世纪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20世纪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送《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中共在东北的元老高崇民被认定为这个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了一批当年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干部,邹大鹏被认为是这个叛徒集团的重要成员。

当年,邹大鹏在领导东北社会部的情报工作时,曾与国民党的党、政、军方方面面的人士都有联系,仅上述中共军队占领沈阳之前他联系的那些人,个个关系复杂、背景复杂,康生要整他,小辫子可能一抓一大把。文革打击当年的中共地下党,最要命的帽子就是“叛徒”、“内奸”、“特务”。康生说邹大鹏是“大特务”,邹大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康生先是指使中央调查部的造反派召开批斗大会,“深揭猛批”邹大鹏的叛徒、特务罪行,然后自己赤膊上阵。1967年4月28日深夜,康生打电话给邹大鹏,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一再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

邹大鹏百口难辩,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当天晚上,夫妇双双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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