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评论、关注点赞

  • Facebook Icon脸书专页
  • telegram Icon翻墙交流电报群
  • telegram Icon电报频道
  • RSS订阅禁闻RSS/FEED订阅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最后被判刑18年

2018年03月19日 4:05 PDF版 分享转发

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达31年的御用文人陈伯达
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达31年的御用文人陈伯达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毛泽东妻子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个小组名义上在管辖之下,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人负责。陈伯达名为组长,但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副组长江青。

此前,陈伯达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达31年之久,在文革初期,中共国务院总理曾称赞陈伯达为“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是“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得到很多好处”的中共理论权威。

1969年,中共“九大”上,陈伯达当选为常委,排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位居第四,其个人政治生涯达到顶峰,成为毛泽东30多个秘书中官职最高的一个。

Ad:美好不容错过,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愉快时光,现在就订票

然而,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和中共九届上,陈伯达因为附合林彪的主张,反对文革新贵、毛泽东最重视的“派”张春桥,被毛泽东“一棍子打死”。毛泽东翻脸不认人的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毛泽东危言耸听地指责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1970年9月6日,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0月18日,中央警卫团拘押陈伯达。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批陈整风”运动自此由上而下展开。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被写入中共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横死蒙古温都尔汗之日,陈伯达又被打成“林陈反党集团”的要犯,并于当晚关进秦城监狱。1973年中共“十大”上,陈伯达被正式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1981年1月25日,陈伯达在中共的“特别法庭”上又被当作“江青集团”主犯,被控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和诬告陷害罪”,因此,被判刑18年。

晚年的陈伯达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曾不胜感慨地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枪毙我都不过分。‘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毫无疑问,在文革初期,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对于那个疯狂年代里的许多疯狂行为负有不可推的领导责任。

陈伯达被控“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1980年,中共在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时,对陈伯达案的处理颇费了一些周折。文革开始时,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紧跟毛泽东,为文革作了大量工作,当属“江青集团”;但陈伯达后来幡然悔悟,毅然与“文革”极江青、张春桥等分手,与林彪联手打击“文革”极左派,由此似乎又可把陈伯达归属为“林彪集团”,何况毛泽东早就将陈伯达打成“林陈反党集团”的要员。然而,陈伯达并未参与“林彪集团”的所谓“阴谋”。据此,将陈伯达归于“林彪集团”也非常牵强。最后,中共只好把陈伯达这位反对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人物硬塞进“江青反革命集团”!

陈伯达还被控“阴谋颠覆政府”。事实上,陈伯达唯一公开表示反对的,只是江青、张春桥等人。现在,既然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被视为“反革命集团”,那么,批判他们怎么能被判定为“阴谋颠覆政府”?更何况,陈伯达在“文革”中既非最高决策者,也不是某项政策的独家执行者,他的所作所为大多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作为动辄被毛泽东妻子江青骂的狗血喷头的一介书生,陈伯达凭什么“阴谋颠覆政府”?

陈伯达被控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指“文革”初期陈伯达于1966年5月31日率领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夺权和6月1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事实上,“夺权”的精神来自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而派人到《人民日报》夺权则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个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决定。5月30日,刘、周、邓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这样做。” 至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发表前,虽来不及报送远在杭州的毛泽东过目,但送给在京的几位政治局常委审阅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表示赞同。

陈伯达的另一项罪名是“诬告陷害罪”,主要是指陈伯达曾任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专案组组长。当时中央有很多专案组,比如,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就是周恩来,刘少奇早已平反,中共从来没有说周恩来犯了“诬告陷害罪”。陆定一被打倒以及受迫害,主要责任在毛泽东。毛泽东称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等一大批人被打倒。陈伯达是1971年被打倒的。1975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的中发[1975]25号文件将陆定一定为“内奸嫌疑、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并宣布并把陆定一“永远开除出党”。这也证明,陆定一冤案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陈伯达最初跟极左派江青等人积极合作过,一起狂热过。但是,到后来,他与江青等人渐行渐远。陈伯达虽然是组长,但只是个傀儡,副组长江青常常对他颐指气使,破口大骂。陈伯达曾想起草一个中央文件,将中央文革小组规定为在中共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工作机构。其本意是想对江青有所约束,此举惹恼了江青,江青从此对陈伯达怀恨在心。江青曾多次大骂陈伯达,以至于陈伯达一度萌生了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想法。

随着“文革”运动造成的混乱日益加剧,陈伯达与江青等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1966年11月,上海发生“安亭事件”,陈伯达向滞留安亭的工人发去电报,强调搞好生产是大道理,要求工人迅速返回工作岗位。陈伯达的电报受到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的批评和否定。

1967年初,上海发生了“造反派”夺上海市委权力的“一月风暴”。陈伯达在有关会议上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自下而上,只能监督,不能夺权,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的批评和否定。

“文革”初期,林彪主张军队“不介入”地方的运动,但毛泽东数次接见各地红卫兵,对军队构成强烈冲击。为防止军队陷入无休止的混乱,1967年1月25日,林彪同徐向前等人共同商议后,拟出7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这个命令送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江青等人强烈不满,而陈伯达则站在林彪、徐向前一边。1971年陈伯达遭批判时,江青大骂说,1967年那个阻止造反派冲击军队的文件,“是陈伯达这个王八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几个老总压着林副主席要文化大革命刹车,逼着林副主席搞了几条。”

1968年1月29日,正在“天下大乱”之际,陈伯达居然写信给毛泽东等人,提出要大力发展电子工业,认为这将促进中国的工业大跃进,将是在中国进行人类历史上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陈伯达的这个想法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想法相差十万八千里,根本不可能得到毛泽东的重视。

1969年初起草中共“九大”报告稿时,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另外两个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产生了强烈冲突。陈伯达认为,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张春桥、姚文元则主张,继续大搞政治运动。陈伯达批评张、姚“运动就是一切”;而张、姚则批判陈伯达是“唯生产力论,是搞修正主义”。面对这一原则性的争论,毛泽东站在张、姚一边,否定了陈的看法。毛泽东甚至说,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陈伯达的本性也不会改变,批评陈伯达总是把经济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放在首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专门开会,对陈伯达作了言词激烈的指责和批评。正是这次冲突,使毛、陈关系从此难以弥合。

1970年夏,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于8月21日抵达庐山,陈伯达当天下午就拜访林彪,谈了一个多小时,商讨了如何批评张春桥。全会开会前,林彪特意去见了毛泽东,向毛表示要在会上讲讲话。当毛泽东知道林彪就宪法修改草案一事的争执欲批评张春桥时,毛表示: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于是,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长篇讲话,表面上吹捧毛泽东是“天才”,实际上是严厉批评张春桥。当与会者得知林彪讲话中的“坏人”就是张春桥时,群情激愤。

毛泽东很清楚,批评张春桥,其实是批评张春桥所代表的毛泽东路线。所以,毛在批示“批陈”问题时写道: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人中占了上风。毛所说的“反九大”,其实就是指党内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希望以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的主张。后来,毛泽东在1971年8月的南巡讲话中明确表示,“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毛泽东在坚持“文革”上是寸步不让的。面对汹涌澎湃的“反张”声浪,张春桥无路可退。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闯到毛泽东住处“告御状”。张、姚二人抱住毛的大腿放声大哭。

毛泽东明白,在“反张”、“揪张”的背后,隐藏的是中央委员对“文革”的不满和对“文革”极左派的仇恨。于是,毛泽东在8月25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下令中央全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制止继续“揪张”,同时责令陈伯达请假检讨。然而,毛又不便直截了当斥责陈伯达反对“文革”,于是,抓住陈伯达鼓吹“天才论”和“设立国家主席”之说大肆批判。

陈伯达晚年反思他在文革时犯了大罪,说他的一生是个悲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认识到的是:从1939年他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变成中共的御用文人时,就走上了一条完全错误的路。当时,他写的《中国四大家族》,就是根据中共的意识形态,对四大家族的刻意妖魔化,开了中共伪造历史、颠倒黑白、欺世盗名、以“党文化”祸害亿万中国人民之先河!

喜欢、支持,请转发分享↓Follow Us 责任编辑:李心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