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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泽东对《刘志丹》一句话 习仲勋等六万人蒙冤
习仲勋等六万人蒙冤
记者/主持人：孙凯丽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孙凯丽综合报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几乎家喻户晓。但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这段语录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8届10中全会上针对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而发的。因此，《刘志丹》定性为“反党小说”，造成了历时17年，株连6万多人的大案，1979年6月，在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该案被称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此外，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刘志丹在陕甘宁边界建立的根据地，日后成为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终点，即历史上有名的“西北救中央”。33岁的刘志丹死后，受到中共高度评价，“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革命英雄”。
为了纪念刘志丹，工人出版社邀请李建彤执笔创作小说《刘志丹》。李建彤，刘志丹之弟刘景范的夫人，曾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先后在西北艺术工作团、陕甘宁边区政府俱乐部、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边区政府办公厅工作。
李建彤为写好这部作品，专门请了创作假，与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一起先后在北京和陕西走访了300多人，在陕西省档案馆和西北党校党史资料室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初稿排印出校样，就送到习仲勋处审查。习仲勋也是仅次于刘志丹高岗的陕北著名中共领袖，20出头就担任陕北苏维埃主席，后担任第一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成为彭德怀的得力助手。中共篡政后，任西北局主要领导，50年代中期被毛泽东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刘志丹早逝，高岗自杀，习仲勋就成了陕北的一面旗帜。习仲勋前后提了两次意见，说要写成三个缩影——“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
李建彤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到陕甘实地采访去，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习仲勋即委托秘书田方详细审读并提出意见。习仲勋在听取了秘书对书稿意见以后，先后两次约请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以及作者李建彤本人，就小说《刘志丹》进行座谈。
李建彤再次赴陕甘宁革命老区深入生活，并按照座谈的意见，于1962年改写出了《刘志丹》小说第五稿，送习仲勋等人的同时报送中宣部审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审阅后，认为没有问题，可以出版。
1962年，小说《刘志丹》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连载。
1962年8月，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批判“翻案风”甚嚣尘上。习仲勋被诬陷“勾结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和刘的妻子李建彤，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习仲勋是“翻案风”中又一个“挂帅人物”。随即，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康生递了“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的字条给毛泽东，毛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总结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于是开始追究《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并成立康生为主任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
1963年5月，专案委员会指控《刘志丹》“伪造党史”、“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是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制造篡党篡国的舆论，受株连的党政军各级官员多达上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北籍老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小说《刘志丹》案进一步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不仅受株连的西北老干部被斗被关被逼自杀，而且株连范围还扩大到包括陕北红军根据地普通民众在内的6万余人，连已在30多年前死去的刘志丹本人也被打成叛徒。
一、习仲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审查、下放、关押、监护蒙冤受屈达十六年之久。妻子齐心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遭受审查，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劳动近7年。蒙冤7年后的习仲勋第一次与家人相见时，问儿子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
二、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也被撤职，被下放到北京钢铁公司当副经理，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死因不明。贾拓夫死后，又将曾接受李建彤采访的劳动部长马文瑞划入接替，变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马因此被关进监狱五年。
三、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被停职检查。1962年10月，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将刘景范叫到中组部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以党组织的名义逼迫刘景范承认《刘志丹》这本书是他与习仲勋合谋而著，被刘景范拒绝。
八届十中全会后，李建彤与丈夫刘景范经常被专案委员会叫去审问。北京各大学造反派还因此成立了一个“六二项目兵团”，因为《刘志丹》案是 62 年发生的。全国各地造反派都跑到李建彤家批斗，进进出出不断。
文革开始，李建彤家门贴上了对《刘志丹》的御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李建彤与丈夫刘景范不知被开了多少次批斗会。每次斗争刘景范时，都是拉过来，推过去，拧膀子，坐“喷气式”，站几个小时也不让休息，不许靠墙，不许扶桌子，不许伸腰，不许上厕所。每次被斗回家，刘景范总是满身汗透，躺下半天不能动。
刘景范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被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中央和地 质部的项目人员常去提审，还狠狠地拳打脚踢。把他打翻在地，泼上冷水，拉着双脚在地上转圈，直到满身是泥，把衬衣和身体都磨烂了才算罢休。还有一种刑法 〝坐飞机〞，两个人架着膀子向上撅，有时还用两个大汉在前面踩着脊背，再用人拉起他的两条膀子用力掀，直掀得膀子几乎脱臼，疼得满身流汗，还不放手。还有人戴上铁手镯打他。要他承认自己是小说《刘志丹》的真正作者，是反革命。刘景范以〝现行反革命，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坐了七年半牢。
李建彤先是被锁在地下室，遭武装人员提审。一九七0年被开除党籍，发配到五七干校养猪，接受群众专政。
四、出版《刘志丹》一书的工人出版社，从社长到责任编辑无一幸免。
社长高丽生因为《刘志丹》一案的牵连，也罢了官，送到党校学习。继而被发配到外地劳动改造，文革中再揪回来斗争，惨遭灭绝人性的毒打摧残，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总编辑吕宁在审讯中被打得死去活来，文革初天天拉去斗，吕宁被皮带抽过好几次，还让他举手罚站，汗水湿得地板都淌水。
编辑室主任杜映被康生点名批判，被整治得很惨。连她的丈夫，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军队某部政委也受到株连。
责任编辑何家栋被停职检查，后来全家被下放到农村，文革一开始，何家栋被电报叫回北京挨批斗，和吕宁、周培林一起天天被拉出挨批，还挨打。批斗风过去，何家栋又被关回山东，被编入黑帮队，去种菜。其时，他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一件破棉袄，扣子掉光了，就用根绳子拦腰一系，像个叫花子。他十几岁的大儿子被打成内伤，死在郑州医院里，二儿子则长到十五岁在绝望之下自杀身亡。两个最小的孩子跟着当右派的妈妈，经常被打，还不让上学。何家栋本人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毒打头部，震坏了双眼，几乎双目失明。
另一位责任编辑王勉思和她的丈夫康濯也惨遭批斗。
五、西北籍或在西北工作过的老干部，如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马文瑞、白坚、郭洪涛、潘自力、李志舟、高登榜、朱理治、高锦纯、王兆相、王恩惠、吴亮台、高朗亭、赵连壁、张邦英、赵耀先、方仲儒、秦川、苏一平、闻捷、张秀山、张策、高峰等，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六、因《刘志丹》受株连的中共高官还有彭德怀、何长工、周扬、宋任穷等许多人。
七、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期间，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约了几个陕北老乡到家里吃了顿荞麦面条。结果，吃了这顿荞麦面条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甘肃省副省长张鹏图、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等人均受到专案审查，并被打成“西北反党集团”成员。
八、1963年从西北5省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20多位省级干部也都因涉及“反党小说”而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成员。其中许多人与李建彤根本就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
九、刘志丹的表兄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他的儿子王悦贤只是为李建彤去南梁采访带过一次路，就被打成反革命，毒打致残，最后实在忍受不了屈辱而自杀。
1979年，刘志丹不是叛徒，平反了，但是小说《刘志丹》并没有彻底平反，新华书店里并没有《刘志丹》这本书。仍然是〝禁书〞！因为：“是中央定的案，主席说了话的。”
2005年2月14日李建彤抱憾离世，两年后，其遗著《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也只能在香港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