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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被关秦城监狱14年

2018年04月22日 12:48 PDF版 分享转发

毛泽东的“御用文人”关锋
的“御用文人”关锋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关锋是紧跟毛泽东的大笔杆子之一,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制造“天下大乱”局面写了大量文章,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当毛泽东的文革受到的强力反对后,关锋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毛泽东一翻脸,无限忠于毛泽东的关锋立即成了毛泽东的阶下囚!

关锋,本名周玉峰,山东省庆云县人。1933年加入中共,1938年任中共山东省乐陵县委书记,1944年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1950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1955年任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关锋在山东工作期间结识了在山东的主要负责人康生,并得到康生赏识。1956年,经康生等人推荐,关锋被借调到,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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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关锋搜集、整理出右派们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及时上报毛泽东等参阅。同时,他还亲自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为毛泽东的反右运动摇旗呐喊。经过反右运动的“紧跟”,关锋与姚文元、王力等人一起,成了“左派新秀”,被正式调入中央工作。从1957年起,毛泽东多次召见关锋。

1958年,关锋被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关锋搞的材料、写的文章,毛泽东很重视。不久,关锋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编委。这一年,关锋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毛泽东看到后,大加赞赏,还提笔在这篇文章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毛泽东准备发动文革蓄谋已久的一篇重磅文章。在毛泽东妻子向关锋交底之后,关锋再次“紧跟”,不仅公开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且把毛泽东“《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的观点作了充分发挥,深得毛泽东赞赏。

1966年5月,毛泽东决定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于这年的5月16日在中共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作为毛泽东“赞赏”的理论家,关锋列席了这次会议并成为这个通知的起草人之一。5月28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革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对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负责,实际上是对他一个人负责。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毛泽东发动文革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打倒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意图心领神会后,关锋于1966年7月24日在写给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的信中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江青收到信后,立即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打倒刘邓的“炮弹”来了,决定把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文件印发。毛泽东认可这封信,就等于给这次中央全会定了调。这次会议把刘邓作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刘少奇、邓小平被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

陶铸是毛泽东从中共中央中南局调到北京的,官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毛泽东原本希望他跟自己一条心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但是,陶铸到中央后,并没有完全听毛泽东的话,相反,在一系列问题上跟刘邓一致,这让毛泽东非常不爽。在领会到毛泽东有打倒陶铸的意图后,1966年11月27日,关锋写信给江青说:陶铸到中央工作以来,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了陶铸7条罪状,建议中央“密切注意,加以考察”。江青把这封信转给毛泽东。到1966年12月,陶铸就靠边站了。到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之后,彭德怀一直不服,曾于1962年上8万言书申冤。毛泽东说:“谁都能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文革爆发前,毛泽东在鼓动批判《海瑞罢官》时,专门讲了他“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件事。对此事,毛泽东是充分肯定的。关锋领会到这个意图之后,1966年6月16日,和戚本禹联名给江青写信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封信得到江青认可,也就是得到毛泽东认可。1966年12月,彭德怀被红卫兵从成都揪回北京批斗。据记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彭德怀被批斗100多场,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患癌症去世。

关锋在文革初期除了在打倒刘邓陶中冲锋陷阵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为文革造舆论,写了许多充满火药味的文章,比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6月2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1967年2月3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1967年5月8日)等。这每一篇文章都在全国掀起一阵恶浪,就有一批人,甚至一大批人被打倒。

然而,到了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对中共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8月30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宣布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之后,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和交代,戚本禹把他们送到被隔离的地方——钓鱼台二号楼,并告诉那里的服务人员,对待他们还要像过去对待首长一样。之后,王力、关锋被关到北京西山的一个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都被关进秦城监狱。王力、关锋被关14年,戚本禹被关18年。

王、关、戚为什么会突然被打倒?中共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不过,这只是一个借口。“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他们的发明创造,而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在上述《五一六通知》中,就明确提出要“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各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1967年1月10日,关锋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的两位领导唐平铸、胡痴,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当晚,江青批示“同意”后,送林彪审批,林彪批示“完全同意”。江青、林彪在文革初期对毛泽东是亦步亦趋的。他们两人同意,实际上是因为毛泽东同意。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以及《解放军报》发表了大量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没有得到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认可,这些文章能发表吗?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检讨信。9月7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早在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就已决定打倒“王、关、戚”,在王、关已被隔离审查,戚本禹在闭门思过的情况下,毛泽东还称王、关、戚是“同志”。毛泽东错了吗?没错。王、关、戚确实是毛泽东的“同志”,王、关、戚在文革中干的事都是毛泽东授意或毛泽东认可的。他们不过是毛泽东的“御用文人”和“马前卒”而已!

王、关、戚被打倒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超出了他的想像,引发军队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他支持“揪军内一小撮”,使军队受到巨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的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原武汉军区司令员)”,在冲击军事机关,有的甚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而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都已瘫痪,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忧心忡忡的毛泽东担心军队造他的反,于是,将“揪军内一小撮”的罪名安在这三个笔杆子头上,让他们当了“替罪羊”。

王、关、戚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毛泽东明确指示:对他们实行“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既然是“坏人”,既然被打倒,既然被关进监狱,为什么不能审问?因为审问王、关、戚,就等于审问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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