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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腾飞，法陷困途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中国重建法制四十年。然而，国际社会却普遍表达了对中国法治状况的担忧。
2018年11月6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多个国家质问中国，在新疆修建“再教育中心”，非法关押上百万穆斯林民众的情况。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早在此前一个月，就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法治、人权全面恶化。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滕彪也同意中国法治恶化的判断，“近几年来，中国法治是在明显地、全面地倒退。有很多例子表明这种倒退，比如对律师、维权人士的残酷打压; … 家庭教会、宗教团体受到比以前更严重的迫害。”
人们不禁要问，在过去的这四十年中，中国的法治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又为何出现了惊人的倒退？
恢复法制
遥想四十年前的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但开启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启动了中国法制的重建。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同时还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
此后，整个国家迅速走上了恢复法制的道路。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天之内通过了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在内的7部法律，被称为中国法治史上著名的“一日七法”。
1980年，对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虽然带有政治性，但也正式宣告了对文革法制浩劫的追责。1982年，中国政府通过颁布新的宪法，强调了要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的一项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这一时期，“法治”开始取代“法制”，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词！
滕彪辨析了这两个词的关键差别，“法治，治理的治，Rule of Law，它要求法律本身是良善的；它也要求公权力来守法，要求所有的政府权力都要遵照法律；而法制所要求的是社会按照法律来运行。所以，它们强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人治的体制之下，仍可以存在法制，但绝无法治。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纽约执业律师李进进则认为，“核心的区别就是，（政治上，）共产党是不是也要在法律制度之下来治理国家，是不是共产党也要服从法律。”
让人失望的“法治”
在政府文件中以“法治”代替“法制”或许表明，中共执政者明白，法治的关键是要以法律限制政府权力和政党权力。这似乎给中国法治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接下来的发展却与人们的期望相距甚远，中国的法治经常表现出进一步退两步，法治精神难以确立。
在刑事法律方面，1996年，中国政府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这意味着未经法院审判，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这些规定无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但2010年轰动一时的李庄案未审先判，并且被迫认罪，在全国法律界引起广泛的批评和不满。
1997年《刑法》修改，虽然删除了以政治性作为断案依据的“反革命罪”，但取而代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却常常被用来打压政治异议人士。2009年，《零八宪章》的主要推动者刘晓波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有期徒刑。
面对李庄案、刘晓波案等丧失公义的案件，中国法学名宿江平2010年在媒体上呐喊，“我是觉得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或者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
法治良心的一声呐喊，穿透了那个时代。但这一声呐喊也很快被汹涌的法治退潮声所湮没。人们很快发现，在“法治”高调的时代，到处是丑陋的真相。
2004年修改《宪法》，确认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这曾经被看作是中国私权的巨大进步，因为它可以用来防范政府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侵犯。2007年还颁布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物权法》。但在实际中，政府漠视私有财产权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尤其是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普遍存在土地征收的价格过低，拆迁户拿不到足够的补偿。这造就了为数众多的钉子户和上访户，也催生了大量以暴力为特征的强拆，成为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纠纷之一。
在行政法律法规方面，被称为“民告官”法律的《行政诉讼法》颁布虽然已近三十年，但长期以来，普通民众状告政府的胜诉率仅仅徘徊在10%左右。法学界普遍认为，这种尴尬的胜诉率原因主要是，法院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法院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各种干预。与此同时，以行政权公开透明为主旨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至今已经实施十年，但中国政府每年公布的GDP数据的真实性却一直受到国际舆论的质疑。去年以来，先后有辽宁省、内蒙古及天津市滨海新区等三地的政府承认GDP数据造假。
在法律诉讼中，中国法律界公认，律师的独立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强。2012年，中国政府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可以对被告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辩护。这既是律师角色的认可，也是对律师权利的保护。但在维权案件中，律师的权利却时常遭到政府非法剥夺。尤其是2015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案。从当年7月9日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警方对300名左右的维权律师、律所工作人员、人权捍卫者和他们的家属采取拘留、传唤、强迫失踪等强制措施，遍及中国境内24个省和直辖市。其中大多数后来被陆续释放，但王全璋律师仍然被关押，生死不明；江天勇律师也被强迫认罪，关押在狱中。
庞大的法外体制
一方面是既定的法律、法规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另一方面还有庞大的法外体制。其中最为突出的要数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从1990年代就开始使用的“双规”措施。这是一种超越法律的规定，它要求涉嫌腐败案件的中共党员干部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案件作出说明；并且一旦被双规，在押人员就被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并被剥夺会见律师等合法权利。其中一些人在双规期间遭受酷刑和虐待，突然死亡。
习近平就任中共领导人第一届任期内的反腐风暴，大量使用了这种非法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引来广泛质疑。但中共执政者却没有止步，反而把这种制度推向了一个极端。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家监察法》，设立了国家监察委。该机构可以绕过司法机关，单独拘押和审问有犯罪嫌疑的公职人员。同时，这部法律用“留置”制度代替了双规，嫌疑人在不通知家人、没有律师介入的情况下，面临长达半年的监禁和审讯。
这些显然违背了国家既有的刑事法律体系。美国马里兰州 “亚太法律中心”的孙远钊认为，
“首先，监察委员会不是一个司法机关，它是一个行政执法机关。第二，程序上也跟司法不一样，基本上就是把过去的双规变成今天的留置，把过去双规制度从党组的编制放到政府组织的编制中去”。
法治败坏的根源
从709律师大抓捕，到新疆上百万被非法关押的穆斯林民众，再到国家监察委的设立，这些重大事件的叠加显示出，近年来中国法治还在加速倒退。而法治败坏所表征的却是社会的病征和执政者危机。
进入2010年代以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逐渐丧失，中国经济持续放缓。改革开放的局面陷入困境，中国共产党以经济成就为核心的执政合法性不断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吏治彻底腐败无法遏制，利益受损群体的维权行动风起云涌。这种种的形势都对执政党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李进进律师认为，这正是近年中国法治加速倒退的主要原因，“总体上来讲，这是因为共产党面临着危机，她没有信心通过法律的制度来解决问题；因为通过法律程序，她作为独裁政权的意志就不能贯彻下去。”
而中国政府能够置法律于不顾的根源在于，中国法治先天不足。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在序言里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原则。换言之，在中国，执政党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法律无法制约执政党的权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共执政者曾力图恢复法制，强调依法治国，发展法律制度。这其中的用意，不乏文革带来的历史教训，也包含着融入现代文明的励精图治。但另一方面，执政者对专制权力的不肯放松，扭曲了法治的本意，让国家和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四十年，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迅速成长为世界的经济巨人。但也是这四十年，中国法治步履蹒跚，路途唯艰，给中国未来的发展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
来源:RFA,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