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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街头| 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系列之一

2019年05月15日 0:34 PDF版 分享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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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清晨的三十年后,曾经的学运领袖在地球的不同角落重新建立了生活,但似乎他们又从未离开过当年的广场。

2019年的春天,我们在纽约、在华盛顿、在台北、台中,捕捉到当年89学运几位领袖的身影。

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清晨的三十年后,这些曾经的学运领袖在地球的不同角落重新建立了生活,但似乎他们又从未离开过当年的广场。

血色清晨

在1989年学运期间,王丹、吾尔开希是最主要的领袖人物之一。很多年中,一谈到六四,这两个名字会首先震颤在人们的舌尖上。

作为知识界代表,当年由他推动成立并实际负责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在学运后期起着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他也因此被中国官方称为学运的幕后黑手。颜柯夫当时是广场上的物资处处长。

89年6月3日深夜,政府出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集会进行了武力清场,随后展开了对学运负责人的追缉。学运领袖及学界代表人物,大批逃亡。

吾尔开希在父亲的帮助下,乘军机逃离中国大陆。6月28日,吾尔开希在香港的电视台上再次露面。他视频中的神情,快速切换着凄惶与坚定,

“我们还好,我现在还安全。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可是我们还活着。”

颜柯夫因为得到香港“黄雀行动”的帮助,辗转逃至澳门。三十年后,颜柯夫在台北谈起当年的逃亡,

“黄雀行动!他们出钱,找蛇头,然后我们约好地方见面,然后带我们去海边,想起那天逃亡那个情景,真的像是看电影一样,像是自己在演电影。”

王丹在国内逃亡,一个月后在北京被捕入狱。涛作为知识界被通缉的七个人之一,也在国内逃亡,当年10月在长沙被警方抓捕。

这些原本在广场上汇聚的青年人,从此各自天涯。但他们在广场上获得的使命感,却如地下的火焰,一直在燃烧。

火继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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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于1993年被释放出狱,但1995年,因为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王丹再次入狱。直到1998年,在中国政府的胁迫下,王丹被迫流亡美国,就读哈佛大学历史系。

谈到专业的选择时,王丹说,

“未来现代化的中国需要有专业背景的领导人;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要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推进中国化的事业来,教师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岗位。这个岗位可以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年轻人。”

在哈佛取得历史系博士学位后,王丹从2009年开始,长期在台湾的国立清华大学、中正大学等地担任客座教授,向台湾的青年人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课程。2011年,王丹还在台北主持建立了“华人民主书院”,与同仁通过网络向华人推广民主。

王军涛在1989年被捕后,背负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罪名,在狱中长期服刑。直到1994年,在美中两国协商之下,王军涛以保外就医的名义从监狱被送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此后,王军涛先后就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当时的王军涛认为,专业活动是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方式,因为专业活动是引进规则的,

“我们要打造专业领军团队,那个时候我们全去读书去了。我到哈佛读政治学,张炜在读经济学,张伦读社会学,王丹在读历史,陈小平在读法学,就是想打造一个能够引领专业活动的。”

但在王军涛等人海外求学的这段时期,中国社会也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中国于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飞速发展,中产阶层的数量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却日趋保守,加紧了社会控制,对公民维权和言论自由的打压达到了80年代以来的高峰。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底层维权运动此起彼伏,2003年因此被称为维权运动的元年。种种的形势触发了王军涛思想的转变,

“康晓光讲到,这三大精英集团,包括政治官僚精英,经济、企业家精英集团,还有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三大集团合谋瓜分高速发展的红利,维持对大众的压迫体制。”

王军涛认识到,中国的中产阶层缺少主动变革的诉求,中国不能靠专业活动解决问题,底层大众的反抗才是方向,

“特别是在后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有现代社会的地方,一般都有大规模的政治风潮撕裂统治集团,然后才导致了(民主化)。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做政治风潮,不能靠中产阶层,也不能靠还许可的那些非政府组织,而是要向底层走,就是那些已经与共产党拼得头破血流的地方。”

王军涛选择的道路是加入中国民主党。2010年4月,王军涛在美国纽约,与王有才当选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

故国尤可追?

身居海外多年,无论是思乡,还是担忧中国民主化,这些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依然很想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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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开始,已经在台湾结婚生子的吾尔开希,曾在香港、澳门等地四度尝试闯关回到中国,但都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谈到当时的感受,吾尔开希说,

“我很希望跟我父母见面,这样算起来,有三十年没有见到父母亲了。所以,流亡是一种精神酷刑。我也希望能跟父母见面,哪怕是以探监的形式。”

因为同样的原因,2008年,王丹无法从纽约中国总领事馆拿回自己的护照。2013年,王军涛没能回到中国为父亲奔丧。只有已经淡出民运的颜柯夫尚能回到中国。

但无论距离故国远近,他们都对当前中国的境况感到担忧。

颜柯夫谈到回国的观察时说,

“三十年,中共有意地把人们引导向金钱崇拜,一种物质的吗啡。她只要让你们能够得到麻醉,让你们去赚钱,你们可以不折手段去赚钱,你就忘掉了人的真正追求是什么。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吾尔开希在台湾隔海相望,也有类似的感受,

跟中国老百姓所达成的交易,在经济上允许赚钱,来换取政治上的合作,也就是必须要容忍共产党的腐败,以及残酷,以及对人权的侵害等等。”

更让世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政治危机。主政以来,中国政治的极权和独裁特征日趋明显。尤其是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挑战了文革之后中国业已形成的法统。

王军涛对此的看法是,

“现在习近平让他们发现,没有宪政,他们不安全。先是,反腐是弄有权的;现在弄有钱的,弄民营企业家,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人心惶惶。”

民运的挑战

在民主运动内部,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危机的分析却存在很大争议。

在中国民主党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党部,经常有关于中国民主化的研讨会。王军涛与其中多数人的看法不同,

“现在我发现,这个机会越来越逼近了。今天他们在上面说,现在离得越来越远的时候,我就说,这很明显嘛,习近平把这么多力量推到反对运动。现在是我们这些老民运的人,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一些合作,没有办法让他们来接受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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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海外的民运也在经历低潮期。王丹熟悉海外的民运阵营,他指出,

“整个民运圈都处在低潮,无论是筹款,还是招募义工等方面。我觉得这也很正常,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的热情慢慢淡漠了。”

在万马齐喑的环境下,2018年,王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创立了智库“对话中国”,号称中国反对派第一个智库。在成立仪式上,王丹强调,智库的工作重点是围绕中国转型的现实问题提供具体的政策研究,并展开多方对话。他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景充满担忧,

“我觉得现在已经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相互之间的敌视,和相互的不信任,这样基础上谈不上配合的可能性。如果这样不配合的话,我认为(民主化)转型不太可能和平地进行。所以,我觉得,未来在动荡中转型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今年2月,恰逢王丹年满50周岁。在纽约的一场生日宴上,王丹身边围绕着过去三十年与他共同为中国民主化而打拼的朋友们。他在宴会上说,

“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能做的事情不多,他与其他阶层、职业有区别的,那就是他能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吾尔开希定居台湾多年,目前主要从事银行业。2014、2015年,吾尔开希先后两次参加台湾台中市的立法委员选举,但并未当选。但他对参选的经历仍然感到很兴奋,

“我们是民主运动人士,践行民主其实是学习民主、了解民主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另外一方面,我从1996年移居台湾,到现在已经超过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我对台湾有非常深厚的情感。”

重返街头

王军涛则奔驰在另一条道路上。他依托中国民主党的平台,开始了回到街头的征途。王军涛这样解释街头运动,

“你知道,我跟那些搞街头运动又不一样,我始终比较清楚,街头运动的功能是什么。如果一定要让我去定义(街头运动),就是去做事件,做出政治事件。”

王军涛在纽约、华盛顿,还有美国其他城市做街头运动,也遇到过不少争议。他说,

“我不大关心民主党这些人在想什么,我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做什么的就可以了。他们可以为这个,为那个。最主要是你要通过做事件,把人民做进来。而且人民不是被思想启蒙的。”

2011年,中国发生以呼吁“宪政民主”的街头运动,“茉莉花革命”,王军涛领导中国民主党成员在美国遥相呼应。从那时起,中国民主党的党员每周六晚上在纽约最繁华的街头时代广场,举行示威活动,呼吁中国民主。虽然国内的茉莉花革命在当年就遭到政府镇压,但中国民主党的茉莉花行动却一直在海外延续。至今已经做到了400多期。

有时候,王丹、吾尔开希等当年的学运领袖也会加入王军涛组织的街头运动。王军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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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跟王丹说,你不要忘记了。我跟子明也这么说,不管你写了多少书。你是从街上来,你来自街头。”

(记者:王允;责编:张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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