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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我来自街头- 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系列之一
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清晨的三十年后，曾经的学运领袖在地球的不同角落重新建立了生活，但似乎他们又从未离开过当年的广场。
2019年的春天，我们在纽约、在华盛顿、在台北、台中，捕捉到当年89学运几位领袖的身影。
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清晨的三十年后，这些曾经的学运领袖在地球的不同角落重新建立了生活，但似乎他们又从未离开过当年的广场。
血色清晨
在1989年学运期间，王丹、吾尔开希是最主要的领袖人物之一。很多年中，一谈到六四，这两个名字会首先震颤在人们的舌尖上。
王军涛作为知识界代表，当年由他推动成立并实际负责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在学运后期起着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他也因此被中国官方称为六四学运的幕后黑手。颜柯夫当时是广场上的物资处处长。
89年6月3日深夜，中国政府出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集会进行了武力清场，随后展开了对学运负责人的追缉。学运领袖及学界代表人物，大批逃亡。
吾尔开希在父亲的帮助下，乘军机逃离中国大陆。6月28日，吾尔开希在香港的电视台上再次露面。他视频中的神情，快速切换着凄惶与坚定，
“我们还好，我现在还安全。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可是我们还活着。”
颜柯夫因为得到香港“黄雀行动”的帮助，辗转逃至澳门。三十年后，颜柯夫在台北谈起当年的逃亡，
“黄雀行动！他们出钱，找蛇头，然后我们约好地方见面，然后带我们去海边，想起那天逃亡那个情景，真的像是看电影一样，像是自己在演电影。”
王丹在国内逃亡，一个月后在北京被捕入狱。王军涛作为知识界被通缉的七个人之一，也在国内逃亡，当年10月在长沙被警方抓捕。
这些原本在广场上汇聚的青年人，从此各自天涯。但他们在广场上获得的使命感，却如地下的火焰，一直在燃烧。
火继续烧
王丹于1993年被释放出狱，但1995年，因为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王丹再次入狱。直到1998年，在中国政府的胁迫下，王丹被迫流亡美国，就读哈佛大学历史系。
谈到专业的选择时，王丹说，
“未来现代化的中国需要有专业背景的领导人；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要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事业来，教师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岗位。这个岗位可以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年轻人。”
在哈佛取得历史系博士学位后，王丹从2009年开始，长期在台湾的国立清华大学、中正大学等地担任客座教授，向台湾的青年人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课程。2011年，王丹还在台北主持建立了“华人民主书院”，与同仁通过网络向华人推广民主。
王军涛在1989年被捕后，背负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罪名，在狱中长期服刑。直到1994年，在美中两国协商之下，王军涛以保外就医的名义从监狱被送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此后，王军涛先后就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当时的王军涛认为，专业活动是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方式，因为专业活动是引进规则的，
“我们要打造专业领军团队，那个时候我们全去读书去了。我到哈佛读政治学，张炜在读经济学，张伦读社会学，王丹在读历史，陈小平在读法学，就是想打造一个能够引领专业活动的。”
但在王军涛等人海外求学的这段时期，中国社会也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中国于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飞速发展，中产阶层的数量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却日趋保守，加紧了社会控制，对公民维权和言论自由的打压达到了80年代以来的高峰。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底层维权运动此起彼伏，2003年因此被称为维权运动的元年。种种的形势触发了王军涛思想的转变，
“康晓光讲到，这三大精英集团，包括政治官僚精英，经济、企业家精英集团，还有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三大集团合谋瓜分高速发展的红利，维持对大众的压迫体制。”
王军涛认识到，中国的中产阶层缺少主动变革的诉求，中国不能靠专业活动解决问题，底层大众的反抗才是方向，
“特别是在后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有现代社会的地方，一般都有大规模的政治风潮撕裂统治集团，然后才导致了（民主化）。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做政治风潮，不能靠中产阶层，也不能靠共产党还许可的那些非政府组织，而是要向底层走，就是那些已经与共产党拼得头破血流的地方。”
王军涛选择的道路是加入中国民主党。2010年4月，王军涛在美国纽约，与王有才当选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
故国尤可追？
身居海外多年，无论是思乡，还是担忧中国民主化，这些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依然很想回到中国。
从2009年开始，已经在台湾结婚生子的吾尔开希，曾在香港、澳门等地四度尝试闯关回到中国，但都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谈到当时的感受，吾尔开希说，
“我很希望跟我父母见面，这样算起来，有三十年没有见到父母亲了。所以，流亡是一种精神酷刑。我也希望能跟父母见面，哪怕是以探监的形式。”
因为同样的原因，2008年，王丹无法从纽约中国总领事馆拿回自己的护照。2013年，王军涛没能回到中国为父亲奔丧。只有已经淡出民运的颜柯夫尚能回到中国。
但无论距离故国远近，他们都对当前中国的境况感到担忧。
颜柯夫谈到回国的观察时说，
“三十年，中共有意地把人们引导向金钱崇拜，一种物质的吗啡。她只要让你们能够得到麻醉，让你们去赚钱，你们可以不折手段去赚钱，你就忘掉了人的真正追求是什么。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吾尔开希在台湾隔海相望，也有类似的感受，
“中国共产党跟中国老百姓所达成的交易，在经济上允许赚钱，来换取政治上的合作，也就是必须要容忍共产党的腐败，以及残酷，以及对人权的侵害等等。”
更让世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政治危机。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政治的极权和独裁特征日趋明显。尤其是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挑战了文革之后中国业已形成的法统。
王军涛对此的看法是，
“现在习近平让他们发现，没有宪政，他们不安全。先是，反腐是弄有权的；现在弄有钱的，弄民营企业家，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人心惶惶。”
民运的挑战
在民主运动内部，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危机的分析却存在很大争议。
在中国民主党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党部，经常有关于中国民主化的研讨会。王军涛与其中多数人的看法不同，
“现在我发现，这个机会越来越逼近了。今天他们在上面说，现在离得越来越远的时候，我就说，这很明显嘛，习近平把这么多力量推到反对运动。现在是我们这些老民运的人，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一些合作，没有办法让他们来接受你的看法。”
与此同时，海外的民运也在经历低潮期。王丹熟悉海外的民运阵营，他指出，
“整个民运圈都处在低潮，无论是筹款，还是招募义工等方面。我觉得这也很正常，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的热情慢慢淡漠了。”
在万马齐喑的环境下，2018年，王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创立了智库“对话中国”，号称中国反对派第一个智库。在成立仪式上，王丹强调，智库的工作重点是围绕中国转型的现实问题提供具体的政策研究，并展开多方对话。他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景充满担忧，
“我觉得现在已经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相互之间的敌视，和相互的不信任，这样基础上谈不上配合的可能性。如果这样不配合的话，我认为（民主化）转型不太可能和平地进行。所以，我觉得，未来在动荡中转型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今年2月，恰逢王丹年满50周岁。在纽约的一场生日宴上，王丹身边围绕着过去三十年与他共同为中国民主化而打拼的朋友们。他在宴会上说，
“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能做的事情不多，他与其他阶层、职业有区别的，那就是他能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吾尔开希定居台湾多年，目前主要从事银行业。2014、2015年，吾尔开希先后两次参加台湾台中市的立法委员选举，但并未当选。但他对参选的经历仍然感到很兴奋，
“我们是民主运动人士，践行民主其实是学习民主、了解民主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另外一方面，我从1996年移居台湾，到现在已经超过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我对台湾有非常深厚的情感。”
重返街头
王军涛则奔驰在另一条道路上。他依托中国民主党的平台，开始了回到街头的征途。王军涛这样解释街头运动，
“你知道，我跟那些搞街头运动又不一样，我始终比较清楚，街头运动的功能是什么。如果一定要让我去定义（街头运动），就是去做事件，做出政治事件。”
王军涛在纽约、华盛顿，还有美国其他城市做街头运动，也遇到过不少争议。他说，
“我不大关心民主党这些人在想什么，我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做什么的就可以了。他们可以为这个，为那个。最主要是你要通过做事件，把人民做进来。而且人民不是被思想启蒙的。”
2011年，中国发生以呼吁“宪政民主”的街头运动，“茉莉花革命”，王军涛领导中国民主党成员在美国遥相呼应。从那时起，中国民主党的党员每周六晚上在纽约最繁华的街头时代广场，举行示威活动，呼吁中国民主。虽然国内的茉莉花革命在当年就遭到政府镇压，但中国民主党的茉莉花行动却一直在海外延续。至今已经做到了400多期。
有时候，王丹、吾尔开希等当年的学运领袖也会加入王军涛组织的街头运动。王军涛表示，
“我当时跟王丹说，你不要忘记了。我跟子明也这么说，不管你写了多少书。你是从街上来，你来自街头。”
（记者：王允；责编：张果果）
来源:RFA,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