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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雨伞运动正在香港酝酿?

2019年06月15日 3:32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之声 作者: William Yang

“反送中”抗议演变为警民暴力冲突后,许多人都将这次事件与2014年的相提并论。香港作家江松涧接受德国之声中文网采访表示,抗议者从雨伞运动中所汲取的错误教训可能是触发警方过度暴力的原因之一。而林郑月娥政府如果试图强行修改法案,也将付出巨大代价。

德国之声:您认为“反送中”抗议和雨伞运动的重要区别是什么?

江松涧:从某种程度而言,2014年是更为天真幼稚的时期,更具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现在我认为(抗争民众)情绪要怨恨和愤怒的多。我认为,抗议者从雨伞运动中学到的教训之一是在公开示威活动中需要非常快的激化局势。昨天(周三)有一种迫切感,这种迫切感也许本质是不错的,因为许多人都在说雨伞运动到激化为占中运动之间的过程拖延太久。

但是周三(6月12日)发生的事情是,下午3点有人呼吁激化抗争行动,但因为是匿名呼吁,所以没人真的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四处奔走告诉大家等一等,因为我觉得抗议者本应该等到其他人下班的时候。当更多人加入我们,就会保护我们免受警方伤害。但是,当他们在3点拉高抗争强度的时候,其实正中警方下怀,因为警方也希望尽快结束对峙局面。很显然,警方得到了尽快清场的指令,我认为警方原本打算在夜深之时,抗议人数减少时才动手。但抗议者的缺乏耐心让警方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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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显示出示威者从雨伞运动中得到了错误的教训,因为他们本可以做的更为聪明一些。从策略方面而言,周三发生的事情是很愚蠢的。

德国之声:香港政府和警方这次对待公开抗议的应对措施似乎也有所改变。您对此有何观点?

江松涧:警方最为根本的变化是采取极为强硬的立场,在政策和具体执行时都是如此。警方会辩解说,这样的策略是为了保障交通,他们希望允许游行,但又不会让交通彻底陷入瘫痪。但是,近年来(政府采取的)许多措施都增加了抗议的难度。比如,政府总部的设计就是一个例子,示威者很难在那里聚集活动。示威者在2014年和周三的抗争中占据立法会周边道路的原因之一就是,那里根本没有其他空间。

我认为,警方从雨伞运动中吸取的教训之一是,需要出动占据绝对优势的警力,正如他们在周日(6月9日)和周三所做的那样。从警方的角度而言,这一策略是成功的。在警方并不需要真正为他们的行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他们感觉可以为所欲为。很明显,不管警方或政府如何在乎国际形象,清场和快速通过法案(逃犯条例)对他们而言比国际形象要重要的多。

德国之声:您怎么看待这次运动中的社会声援?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么多人走上街头?

江松涧:我认为,恐惧和愤怒促使许多人这次参与抗争,而这种情绪广泛存在于香港社会各界。上周日,公民社会进行大量动员,促成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首次相关示威活动只有12000人参加,第二次参与人数是13万人,上周日则有100万人。雨伞运动之后,我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动员。

尽管参与人数众多,许多人还是觉得周三的抗议活动并没有明确的组织和领导。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许多雨伞运动之后创立的组织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与那些对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高度不满的青年人进行互动。

虽然周日大游行的组织方“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周三也在抗争现场,但大部分由没有政党认同的年轻人组成的抗议者并不听从他们的指挥。这些抗议者大部分都是通过即时通讯软件“电报”(Telegram)中的匿名群组进行动员。

我认为香港公民社会的现状非常不稳定,非常难以判断走向。我预计,其中很大一部分会转入地下,这也是过去数年来的一个趋势。周三的事情是通过地下进行组织的一个极好例证。

德国之声:在没有明确领导的情况下,您是否认为整个运动会陷入低谷无法持续,还是会慢慢变得更为有组织?

江松涧:我认为,当警察在2014年开始动用催泪弹时,“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OCLP)和香港专上学生联会都发出讯息,呼吁民众回家,但香港人并没有听从他们的指示。雨伞运动发生的整个过程就是因为人们并不认可那些领导人,当运动爆发的时候,好几个团体试图进行组织工作。在面对背景各异的大量民众时,这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雨伞运动其实并没有超强的领导层。

这并不是说那些领袖人物有错,而是雨伞运动期间的情况就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将周三的“反送中”抗议与雨伞运动相比,因为周三的抗争活动在还没坚持到24小时的时候就被扼杀了。也许之后会涌现出某种形式的领导人物,但从目前来看,我认为没有人知道运动究竟会走向何方。

我觉得,今后的发展取决于那些身份认同为香港人、不希望与中国扯上任何关联的年轻族群。他们将决定未来长期的局势发展。

德国之声: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抗议运动究竟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江松涧:一般人们都倾向于认为,雨伞运动失败了,但人们往往忽略的一点是,这场运动是由一个大大的“不”字所引发的。换言之,这一运动并非因为人们要求“我们有一个好东西,让我们为此奋斗”而爆发,而是人们对警方使用催泪弹的做法以及中国政府试图加诸香港的假普选计划坚决说不。最终,假普选计划失败了。

同样事情也发生在2003年针对“二十三条”的抗争运动中,公民社会成功推翻了这项立法计划。就根本而言,雨伞运动绝对是成功的,因为它阻止了最为糟糕的局面发生。香港人在被逼到墙角的时候是很能挺身而出,大声说不的。但是在确定积极目标,并找到策略为之努力方面,就要差得多。

现在,我们又被逼到墙角,香港人再次站出来说不。但是,不能指望任何亲北京和亲商界的政党会决定不和政府站在一边。不管怎样,我认为如果现政府决定强行修法,就注定会垮台。林郑月娥在2003年和2014年的两位前任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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