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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2019年09月17日 21:02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苹果日报 作者: 李怡

“止暴制乱”、“让重回正轨”,这两句话大概出自中国高层,以致特首高官建制派不断重复,连字眼都不敢稍作改换。其实换个说法,“制暴止乱”不是更适合现在政府的做法吗?但就是不敢。因为奴才是必须依足主子原话不能稍予变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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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香港重回正轨”,若是意味回到以前那样繁荣安定的生活,也许是不少的想望。然而,单从上述奴才治港对主子的顺从意识,以及以来的香港市民反弹来看,就知道回到以前是不可能了。昨天拙文引述Nora说“现在很难回到6月前平静的日子”,一位17岁的读后给我讯息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过去的种种进逼,让我们退无可退,只可以奋死一战,抗争到底。”但她接着说:“虽然我们再也回不去,我们仍然对未来寄希望,也许可以重新开始。”

这就是香港的新一代,而且是越来越年轻的一代。这次反送中的参与者包括最前线的抗争者,可以说是创了世界抗争历史的年轻化纪录。最小的被捕者只有12岁,有抗争者只9岁。而他们的成熟、干练和才华,更是令人吃惊。这些未来主人翁的表现,既令人看到希望,亦令人看到他们前路的艰辛,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身躯庞大、孔武有力、愚钝而粗暴的野蛮巨人。

大陆也有网民这样分析香港,说事态“折射出很多背后的现实。其中最基本的是:港青要自由毋宁死,对概念既不认同,亦无感情。陆青中的绝大多数以爱国为旗帜,向大一统的民族感情顶礼膜拜,对什么自由民主嗤之以鼻”。未来终究是由年轻人来决定,我城的未来,这个国的未来,都是。

《纽约时报》记者Andrew Higgins在月初写了一篇关于香港的报道,讲香港人从对中国的热情转为冷漠和轻蔑。Andrew在香港曾找我谈过,也引述了我的看法。只是结尾时说我对香港人的这种变化感到“心痛”,却可能出自言谈间的误解。我对中国有过热情,其后虽彻底失望却仍然维持着因写作需要的关注,但香港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冷漠和轻蔑,我不但不感“心痛”,而且觉得这是香港人成熟与自主的表现,值得高兴。我把《纽时》这篇报道传给一个年轻朋友看,她回说:“我根本对中国未热情过,别国唔关我事。”

最近另一位纽约访客问我,香港有没有独立的条件?我的回答是:香港独立唯一缺乏的条件,就是中国不容许。除此之外,所有社会条件都具备。而那唯一缺乏的条件很可能是致命的。

中国不容许,也不光是掌权者不容许,而且是在(CCP=Counter Civilisation Party)长期洗脑的浸淫下,民众包括陆青的盲目爱国和罹患终生的民族主义婴儿病。无论在香港的爱国盲众,还是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对呼声的反制——狂叫及肢体冲突,都说不出一个理由。英国作家约翰逊说:“爱国是无赖的最后防线。”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无赖情绪的发泄。

爱国盲众越是在香港与各地对香港人追求自由作凶狠狙击,越是促使香港年轻一代与“一国”走得更远。香港一定回不到6月以前,甚至回不到更早的以前。香港要重新开始,但要走过一段“不自由,毋宁死”的艰险道路。走得过就有新生;走不过,也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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