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权五姐妹”：(左上起）李婷婷丶武嵘嵘丶王曼丶韦婷婷丶和郑楚然。（法新社）

“女人需要提升自己！”提升到什么标准？提升到男人的标准，这似乎一直是整个世界和女性自我帮助运动的基本提示。而在中国，毛泽东倡导的“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的口号也延续至今。

时至今日，女人通常被教导说：女人们要坚定自信、更像男人，才可以在职场上升职、加薪、冲破玻璃天花板、打出一片天地。

以“……的女人”这类陈述为例，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书籍的标题都以某种性格缺陷开头，以“……的女人”结尾，然后称女性的不快乐或不成功要怪女性自己。比如《爱得太多的女人》(Women Who Love Too Much)、《总是想太多的女人》(Women Who Think Too Much)、《总是担心太多的女人》(Women Who Worry Too Much)、《做得太多的女人》(Women Who Do Too Much)。

我们很少停下来思考，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用相对应的标题解释或许更好，比如“爱得太少的”、“想太少的……”、“担心太少的……”或“做得太少的……男人”。但我们反而不加质疑地认定，无论男人在做什么或想什么，都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表的文章说，正是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等级系统，正在被当前的女性要坚定自信运动所利用，当成女性主义兜售给女性。反过来女性则几乎不会质疑男性标准是否真的是一套更符合社会需要或道德的行为，也不会考虑是否实际上，女性也许一直都是正确的。

纽约时报援引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无数人企图将男女薪酬差距说成是“信心差距”，但女性要求加薪的次数和男性实际上一样多，而她们只是没得到而已。

不过，即便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女性不坚定自信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主要根源，而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可以通过个体的自我改善得到解决，女性仍然面临着一种深重的性别歧视假设。

通常而言，任何与女孩或女性相关的事物——从粉红色到家务劳动——均被固有地赋予一种低于男性的文化价值。例如，女人时尚是虚荣和肤浅，男人棒球则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女孩们经常会听到鼓励的话，“一切男孩能做的，她们也能做”，这是对女孩的一种光荣的提升，而鼓励男孩的行为要更像女孩，则是在施加一种阉割降级。

男人需要更谦卑 而非女人更自信？

因此，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也许我们不应该喋喋不休地让女人赶紧去满足男人的标准，而应该训练男人和男孩去追求女人的文化规范，并把这些规范作为默认的和值得追求的东西兜售给男人。比如男人要更恭顺一些，男人要以谦虚、谦卑和合作为目标，而不是吹嘘傲慢。

但这无疑将是个挑战，因为设法鼓励男人表现得更像女人，会让他们本能地感到一种羞辱。不过，这恰恰是需要尝试的原因。因为除非女性的每一种规范和标准均被视为和男性的一样有价值和有抱负，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实现男女平等。

河北自由撰稿人、关注女性问题的朱欣欣先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性别问题既受到生物性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具有时代特色：

“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有其先天特性，赋予男女不同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我认为无论社会怎么变化，这都很难改变。”

可能有一些女权主义者，激进和片面地理解性别平等，希望通过具有像男人的个性，做出一些所谓的成就、或占有男人那样的优势和职业。朱欣欣先生接着说：

“就类似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时代，搞铁姑娘队，弄得女人不像女人才叫男女平等。我觉得这是歪曲了性别差异，错误理解了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应该是指在人格上和法律地位上的平等，而不是要否定男女在精神、气质和生理等方面的不同，也没有必要去人为消除这种性别差异。”

女人坚定自信表现形式与男人不同

朱欣欣先生认为，其实女人同样可以坚定自信，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与男人不同：

“就说我们中国四九年之后，有名的烈士林昭、张志新和李九莲等，都是女中豪杰。她们的意志、自信和精神超越了很多男人。”

在朱欣欣先生看来，女人在社会上不一定非得通过取代男人的地位或者职业、在男人的领域里取得成就，才能证明女人的能力和地位：

“作一个好的家庭主妇，也是一个很好的价值，不一定非要在社会上有风光和名利地位，也不一定非得要通过别人的眼光和别人的口，来对自我价值进行肯定。”

女人如果一定要学男人在职场上的成功，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朱欣欣先生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他或她能够根据自己的环境和机遇来不断调整自己，无论做什么，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裁缝或厨师，只要兢兢业业做得好，就值得骄傲。他说：

“中国的儒家社会等级制度强，人们就有一种攀比，缺乏自尊。我遇到很多给别人打工的人，首先自己就瞧不起自己，工作能凑合就凑合。”

朱欣欣先生说，看看美国和日本很多百年老店，家族传承下来的手艺人和工匠做东西那么认真，体现出对自己工作的一种自尊和对家族文化传统的崇尚。所以人生观、职场价值观和人的性别意识紧密相联。

从男人中心到女人中心：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首先谈到激进的邪恶这一概念：

“邪恶有不同种类，有内生的、有社会环境造成的、有私生活领域的、有公共行为和政治领域的。激进的邪恶是用邪恶手段与邪恶打仗，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邪恶化了，这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美国有句格言说，如果你走到泥沼里面与猪去打，你就输了。因为猪喜欢你与你打一场肮脏的撕扯。所以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应当保持在消灭邪恶过程中，我们自己不要变成邪恶。”

而这也适用于男女性别问题，夏明教授说，男女几千年的分工，有自然也有文化的影响：

“男人总体占有很多资源，在权力结构上属于优势，所以更多的邪恶是男人强加给女人的。我认为女权主义者面临着怎么样来修正和推翻这种以男权为中心的统治。那么，女人是不是一定要变成男人，世界就变得更美好？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选择进入到一个激进的邪恶，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而这个世界到底好不好，可以有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衡量标准，也可以转移到以女性为中心的衡量标准。夏明教授说：

“我认为这两种转移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激进化的邪恶。也就是说，你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标准是错的，你要把它全部推翻、变成以女性为中心的标准，我认为这也是错的。而且如果再延伸到我们女人就是要超过男人，我们宁愿不结婚不嫁给男人，我们可以更强大，挣钱更多，我们在职场上更具有竞争力，我们也可以加班加点、忘掉各种家庭拖累，我们也可以在职场上成功，我认为这是以女性为中心的一种思维，是走到极端的激进的女权主义。”

使用双重标准 男女之战无休止

而女权主义的观念在中国有时变得非常扭曲，夏明教授举例说，有些中国女性愿意以双重标准来对待男人。当男人挣钱不多的时候会骂你，说男人不像男人；但如果女人既不干事也不挣钱的时候，女人会说，那你是男人、你就应该养我。所以，中国有的女性会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约束男人，然后又用西方女权主义价值观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论证，这样男女之间的战争就永远没有休止。

男女阳阳合一 避免矫枉过正

那么平衡与和谐在哪里？夏明教授认为应当推崇老子的哲学。他说：

“中国不断在国外推广孔子学院时，但为什么不建老子学院呢？老子强调阴阳平衡、天人合一，小政府大社会。”

夏明教授说，我们要思考的是怎样去除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评判、同时也去除完全以女性为中心的价值评判，来达到男女平等。他接着指出：

“当然我们经历了几千年的男权等级社会，现在女权不断推进，试图通过矫枉过正使社会形成一种平衡，这可以理解。但最佳的方式是既不以男性为中心、也不以女性为中心，而是男女阴阳合一，我认为这是评价男女平等的一个重要标准。”

性别角色与社会分工

而如果以阴阳为中心来取得男女平等，就涉及到社会分工问题。夏明教授说，在职场上和家庭里，都有社会分工，而性别角色也是一种社会分工：

“性别角色的社会分工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自然因素像生儿育女，就引起我们社会分工的差别。比如男女体型不一样，肌肉和脂肪分布不同，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天然的比较优势。而因为我们与子女的关系距离不一样，也影响到家庭中的权威中心是往母亲这一边移还是往父亲那边倒。这都会引起社会分工和文化分工的变化，一整套的价值体系就会围绕女性和母亲这些角色发展。”

而传统男人初始的角色是要狩猎，夏明教授说：

“男人要去耕种、征战和应对各种突发性的危机，当然男人的很多价值观与女性就有所不同。所以，对女人更多的期望是有耐心，对男人的期望是有爆发力。如果男人只有耐心的话，恐怕无法胜任男人的角色，我们既需要女性的耐心和细致，也需要男人的勇猛和爆发力。”

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是拒绝还是要拥抱高度的社会分工。夏明教授接着举美国的希拉里-克林顿为例说，希拉里是个很成功的女性，但她只生了一个女儿，而其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可以生很多孩子。你不得不问，为什么希拉里只生一个孩子？为什么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包括印度，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大家庭里，女性就会生很多孩子：

“其中重要原因在于，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在进行女人授权的过程中，有一个社会体系在支撑她们，也就是其他很多比她们地位低的女人，在支撑她们女性的解放。在第三世界国家你会发现，一个成功的女性、女政治家，周边有奶妈、佣人和管家等等。但是在美国，希拉里不可能雇一个奶妈和多个佣人，她当然雇得起，但她不雇是因为文化和价值观不允许她这样做，所以希拉里当然不可能养五、六个孩子。”

差异性平等和尊重个人选择

而中国人大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女性是否要回家。夏明教授认为，我们要有一个差异性的平等：

“无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还是在性别分工中，这种差异性的平等就是在人格、尊严和在相互关系上，我永远把你看作是一个目的，而不是把你作为工具来实现我的目的，这样我们就都享有平等。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差异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女性，你觉得你更想和孩子多在一起，你就愿意选择不工作。所以，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又有一种差异性选择，也就是差异性的平等。我并不认为男女平等有一个固定模式，就是男人一定要干什么、女人一定要干什么。男人做家务带孩子是应该的，女性在职场上奋斗成功也很好。女性挣钱比男性多，能理解；但如果男性比女性挣钱多、女性不工作也能理解。我觉得在这种差异性下，我们遵循人格的平等就可以了。”

河北自由撰稿人朱欣欣先生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

“一个女人在男权社会要想做出一定成就，不一定非要把自己变成男人。女性有女性优势，女性要作领导或进行经营管理，可以学习男性身上的优点，克服女性惯有的一些弱点，但不一定非把女性的特点抹杀掉，也不一定要去机械模仿男人的风格。”

实现男女平权不能以男人为中心来调整

而在夏明教授看来，必须去除男性中心，但也不能拥抱激进的邪恶、进入女性中心：

“所以，我们需要接受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同时又要构建政治和法律制度，以保证我们人格、尊严和权利的平等，保证我们不会被作为一种被奴役的工具，被别人利用而牺牲自身价值。其实，宁愿男人更谦卑、不愿女人更自信，这是在男权既有的现存体制下发出的呼吁，我认为这是以男人为中心来调整，视角是错的。我们不应该以男人为中心来调整，而应该以男女公平为中心来调整。”

夏明教授认为，我们既要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也要尊重每个家庭的特性。其实，社会有多元性的分工，重要的是找出每个人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每个人都有比较优势，我们有男有女有高有矮，有的男生可能女性气质更多一点，而有的女生可能男性气质更多一点；有的人形象思维好一些，有的人抽象思维好一些；有的人模仿力强，而有的人安静一些，但大脑更灵活。我们不能将人假设成整齐划一、对号入座，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大社会工程思维。”

因此，夏明教授说，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要以公平原则为主，目的是鼓励个人和家庭，作出最佳选择，使个人能够实现自我、家庭能够实现最佳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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