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4日受到袭击的北京民航总医院急症科副主任杨文，经过18小时的抢救后，最终死亡。（视频截图/BTV）

去年12月24日，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被一名患者家属持刀刺死。据悉，凶手孙文斌95岁的母亲住在该院，病患家属疑因对治疗费用和效果感到不满，曾向有关部门投诉未果，愤而持刀行凶。

据一名医师转述，孙的家属曾跟警察说：“他4、5天前就说要杀了她，刀在3天前就备下了”。

一名参与抢救杨文的医师发文指出，孙文斌95岁的母亲患有癌症和脑中风，长期卧床。去年12月4日送医后，由杨文首诊，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治疗，仅要求输液，每天都会因为一点点的病情变化和怀疑用药，不停吵闹、辱骂和威胁。

该事件被媒体披露后，迅速成为网络热点，人们纷纷呼吁关注中国严峻的医患关系。但官方显然不希望杨文事件扰乱了祥和的社会氛围，该事件视频被屏蔽，相关报道也在各大网站不见了踪影。

据相关统计，2008-2018年十年间，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过295起伤医事件，有362名医护人员受伤。自2001年以来，有至少50位医务工作者因为暴力伤医事件而死亡。伤医事件在世界上时有发生，但像中国这样频繁却很少见。

杨文事件发生后，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打击医闹和伤医事件。去年12月28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于今年6月1日实施。当天，在回答有关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问题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法规司司长赵宁谈及杨文医生被扎伤致死一事，称“这不是医疗纠纷问题，而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对任何形式的伤医事件零容忍。”

中国医疗资源分配的“2080”原则

但许多中国网民却认为，杨文医生被刺死事件，折射出中国现行制度以及医疗体制的不合理，医患关系紧张只是问题表象。

在北京的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胡佳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

“我本人也是自费医保社保，按比例报销，比如我每年看门诊要花2000块钱以上，才能报60%，主要是进医保目录的那些项目和药物，如果是不在里面的进口药还要自费。我在过去三年间因为胰腺炎住过几次院，每次都要花费上万元人民币，作为普通老百姓医疗负担很重。”

另一方面，中国最好的医疗资源不是用在中国公众身上，而是用于党政官员和公务员的健保以及公费医疗上，即2080原则。胡佳先生说：

“2080原则就是80%的资源用于20%的党政官员身上，最好的医生要为党政官员服务。每个三级甲等医院里面都有所谓干部病房，这种干部病房不是说生病了才去住，而是干部每年去进行体检、保健和休养恢复等等，干部病房就像是五星级酒店的套间，有最好的专家来会诊。党政官员所用的药品，只要世界上有、又不对中国禁运的话，都是不计成本地进口，费用一天可以几万几十万的花。而老百姓门诊要花几万块钱，生大病的话，20万、30万医保就封顶了。”

胡佳先生说，几年前有报导说有一个中产家庭，家里人患了感冒，引起并发症，被送到ICU病房护理，结果把家底掏空：

“而我的朋友、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因为住了一个月医院，一年的医保额度就基本耗空。再提到这次案例，老百姓为什么那么在意在哪里能尽量多报一点？其实医保也不是全额报销，而是按比例，不像公务员是全额，普通老百姓当然会非常计较。那个杀人的患者家属也有一把年纪了，不应该是冲动的人，可见这些问题在他心里积聚已久。医院对他家人的健康和治疗确实有一些瑕疵，由医生个体来承受这种形式的报复，也太过份，但没有哪一方是绝对的对或错。”

中国医疗腐败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凶手孙文斌被逮捕。（视频截图）

此外，中国的医疗腐败和黑箱作业，比如医生收红包、拿药厂回扣等，都让老百姓不满。胡佳先生接着说：

“李克强曾经说，要把医疗办成像支柱产业一样，而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是不能成为产业的。中国的医院都是政府开的，尤其是三级甲等医院都归国有，所以过度用药和不必要的昂贵检测，比如CT、 B超及核磁共振等都需要收费，从医生和医院的角度来讲无法避嫌。医院的理由是做这些检测比较保险，有利诊断，可是医保并不全面覆盖这些检测和药品。”

而除了最好的单给领导干部服务的医生外，一般医生每天都要接诊很多病人，胡佳先生说，有时病人等了两个小时，医生只用一两分钟就打发了。这些他都经历过，因为他每个月都要陪他80多岁的妈妈去医院到三个科室进行检查：

“所以当老百姓经济压力大、又感觉没有获得优良和有效的医疗服务时，当然会不满。你挂不上专家号找不到好的专家，因为那些专家成天给领导干部会诊，护士也都围着干部病房转。人们看病、诊病和住院养病的体验都不佳，当老百姓在拥挤噪杂的病房里、各种痛苦相互都看得见时，医患关系就处于紧张状态，矛盾加剧后就演变成激烈冲突。”

中国病人看病像点菜

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李洪宽先生对此深有同感，他说：

“这个惨剧要挖根源，首先是医疗收费制度不合理，老百姓不敢得病，一住院基本上倾家荡产。病人去看病就像去餐馆吃饭一样点菜，这个惨剧的主人公带着老母亲去看病，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避免多付钱。而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所有国家都一样，进了医院要听医生的，医生根据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制定治疗方案。”

但中国的情况就复杂得多，李洪宽先生说，因为确实有医生和医院把病人当赚钱对象，比如让病人作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化验，所以中国人怕看病、不信任医生。

据孙文斌的姐姐告诉媒体：他们和医院的另一矛盾在于能否将母亲从急诊科转为住院治疗，但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床位。而急诊，意味着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要自费，检查要自费，所以家属拒绝检查；住院后可以用医保，家属想住院之后再检查，加上孙家经济情况又不好、母亲的情况每况愈下，这些都在刺激孙文斌，所以他认为，“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病患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仅要求输液，看来也是怕花钱加重经济负担。

而在美国就不一样，李洪宽先生说，美国医生负责看病不负责收钱，医生可以放心大胆治疗：

“在中国各行各业骗子太多，有些医生开各种化验单时，病人首先想到的是：你这不是让我多花钱坑我吗？病人对医生基本道德产生怀疑，这是新问题。现在医患之间没有基本信任，主要由滥收费造成。”

李洪宽先生说，本来病人家人就情绪紧张，要是再老担心你在收费上坑他，病人家属就会表现非常极端：
“有些人会情绪失控，而且这个杀人的病患家属是蓄谋带着刀去的。最近有医院开始进行安检，这样医院成本又高了，又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莆田系与百度勾结 拿病人当提款机

凶手孙文斌被判死刑。（视频截图）

胡佳先生表示，他在北京已经看到有医院增加了保安措施：

“而且这些保安与派出所和公安局联动，进行所谓打击医闹，专门针对对治疗结果不满而到医院讨公道要求赔偿的病人或家属。这不得不让人想起莆田系，就是医院把科室和诊疗外包给非专业人士，其实就是骗钱敛财害命的一个群体，包括像北京武警总医院这样的军队医院，都有这种现象，发生大量草菅人命的事情。”

而且，胡佳先生说，莆田系还与百度相互勾结，搜索时莆田系总是排在前面，把走投无路的患者和家人引入歧途。这样，老百姓不仅有自己看病时的不良体验，还看到带有官方色彩的坑蒙拐骗，拿人生命不当回事，拿病人绝症作为提款机，胡佳先生说，这也是社会普遍现象。

正如网上有评论所指出的，纵观中国，病人杀医生，被告杀法官，学生杀教师等恶性事件不断发生，无法仅仅依靠刑事制裁解决。孙文斌在杀害杨文医生时并非不知道杀人的后果，他是将对社会的怨气极端地发泄到杨文的身上。所以，杀害杨文医生的凶手并非仅仅是孙文斌，应该说政府和执政党同样也是凶手。

中国医院基础设施设置不合理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则对比了中美医疗体制的不同。他说，他半年前做手术，住了九天院，账单是16万美元，个人付了不到3000美元，这也让他思考很多。他说，首先中国医院基础设施的设置不合理，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但在美国医院分布比较平均。第二，美国的私人诊所和国家补贴的大的诊所及医院是分开的，常见病看私人医生和医疗诊所，只有急诊才会去急诊室。而且美国医院一般不会让病人久住，有各种项目帮助病人处理手术后的恢复等等。

但是在中国，夏明教授说，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医院，无法分散医院的功能，不管大病小病都到医院去看，或到医院急诊室挂号。夏明教授接着说：

“对比一下你会看到中美体制的不同，中国的医院超负荷运作，医生承担病人的数量惊人。美国医生一天可能看10个病人，而中国医生据说有的一天要看两、三百人，这在美国看不到。”

中国医院权力不受制约

中国医院的权力没有受到相应制约，导致医患矛盾层出不穷，而美国医院受到各种机构监控，不大会出现这种情况。夏明教授接着说：

“美国医院是与保险公司和各种医保联系，而在中国看病，现金流量比美国多得多。比如在美国动手术等一般不涉及现金交易，医药费主要由保险公司处理，而保险公司与医院就有制约关系。医院的操作规程会按规范来做，如有违反就会与保险公司有纠纷，此外还设有两层申诉机构，所以医患矛盾和冲突在上诉过程中就能解决，病人权益会得到较好保护。有任何矛盾，也不会成为病人与医生之间的矛盾。”

中国医生有医霸心态 直接与病人的钱打交道

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夏明教授说，在中国是先挂号后交费，交了费之后，很多还要送红包，美国就不存在送红包现象：

“在美国做完手术可能会给医生一些象征性的小礼物，不会有现金，更不会有几千几万的现金。但在中国，病人排队拎着礼包要塞红包，这就让中国的医生与钱打交道太多，而且中国医生不仅与钱打交道，更是与病人的钱打交道，这样病人和医生的冲突就变得更直接，这在美国就没有。中国医院的收费制度，以及缺乏保险公司和各种申诉仲裁机构的制约，使所有矛盾激化成病人、病人家属与医生的冲突，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

因此，夏明教授说，中国的医院在半市场化和官僚控制下，有一种医霸心态以及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傲慢，这是中国医患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

改善医患关系从何做起？

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李洪宽先生说，政府如果真想解决医患问题，首先要改革医疗保险制度，使人们不至于得个大病就担心倾家荡产:

“首先制度设立要科学，让大众心甘情愿去参与，保险费用不能太高，要让人看得起病。其次，要从整体上改善医患关系。中国社会是个人情社会，如果是陌生人与陌生人打交道，很多人守不住专业道德。有什么事儿要尽量找个熟人办，比如去看病要找熟人朋友转弯抹角、至少跟医生打个招呼，这样医生能够比较公平合理，不会任意宰你，否则陌生人之间就是所有人都防着对方会为了多赚钱而宰你。近20年来，中国医院医生的费用和药品价格涨得太快，大概比房价涨得还要快，老百姓承受不起。”

李洪宽先生说，本来家人得病就很紧张劳累，病人和家属还要时时刻刻防着医生和卖药的骗人，担心被坑，有些人就会走极端。所以我们在中国看到越来越多的医闹现象。

在胡佳先生看来，中共一党专制体制是最需要改变的，如果老百姓手中有选票，对医院的监督就会多起来，媒体也会进行报导：

“现在医患事件出现，要么进行新闻封锁、大量删帖和封号，要么就是所谓舆论导向，坚持官方的观点，都是老百姓无理、医院和医生是百分之百的受害者。中国医患关系紧张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再加上没有反对党，而中国又是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不发达的地方，各种维权组织受到打击，比如像毒疫苗【小编推荐:显微镜学家发表对四家疫苗公司的成分分析】那些受害孩子的家长，不是就被抓起来了吗？毒奶粉受害家长不是被判了刑吗？”

胡佳先生说，这次悲剧不会是最后一个，在中国这种制度下，医患关系的不信任和紧张仍然会长期存在，不论医院雇多少保镖、与派出所有多少联动，还是会制造出悲剧。而悲剧中的受害者因为一些过激的行为，也可能变成加害者。但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其实都是普通人在付出代价。那些在高干病房中享受安保措施、享有西方官员不能想象的优渥待遇的人，他们是感受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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