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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专栏 - 纵横大历史：香港的故事第八讲 红魔阴影·上
来源:RFA,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1953年12月25日石硖尾大火的场景。
一、“大逃港”的真正精神是什么？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进行香港历史系列节目的第八讲《红魔阴影·上》，带您继续回顾香港的过去。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港督金文泰以东亚传统文化反击激进主义的文化动向，及此后十余年间香港的高速发展，亦介绍了香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经历的苦难。1945年8月，随着日本在二战中战败，英国收回了香港。风云激荡的香港战后史，就此拉开了序幕。今天这一讲，我们将讲述香港战后初期历史，带您回顾随着中国国共战争及中共建政等历史事件的发生，香港所面临的剧烈冲击与考验。
我们还是从近年发生的一件事开始说起吧。
2016年2月8日—9日，在香港九龙的旺角闹市，因反对香港当局取缔熟食小贩摊位，许多香港民众走上街头与警方对峙，最终发展为大规模冲突。这场被称为“鱼蛋革命”的公民运动虽然被警方残酷镇压，但其中出现的大量元素，如勇武派的登场、警方乱射催泪弹并发射实弹等，都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三年多后的反送中抗争中，成为了反送中运动的一次预演。在香港警方血腥地镇压了鱼蛋革命之后，一篇由中国“五毛”撰写、名为《内地青年致信香港青年：“改革一代”遇上“回归一代”》的文章出现在网上。在文中，“五毛”厚颜无耻地大谈中国当局对香港的所谓“恩惠”，将鱼蛋革命中的抗争者污蔑为“暴徒”，用看似客观的言论抨击香港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并认为香港市民在“大逃港”时期对为逃离中共暴政而流亡香港的广东民众的帮助，与中国当局对香港的所谓“援助”是同样性质的事情，都代表着香港与中国属于一体，进而从这一点提出香港民众不应该追求自由民主、而是应该顺从中国当局的残暴统治。
这一论调，事实上是故意将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恶毒地混为一谈了。广东民众在1950—1980年代为躲避中共制造的大饥荒和癫狂政治运动而逃往香港，明明是民众抗拒共产极权势力、追求自由的伟大壮举。中国共产极权当局以远高出市场价格的价钱向香港强卖生活用品，如以超过新加坡购买马来西亚淡水价格二百多倍的高价向香港强卖淡水，却被“五毛”描绘成是一种恩赐。（见陈云：《香港城邦论》，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如此颠倒黑白的言论，大约也只有中国当局豢养的“五毛”才能说出了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是中国当局豢养的“五毛”，也只敢偷换“大逃港”这段历史中所蕴含的自由精神，不敢完全宣称这段历史不存在。在这段历史中，曾有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从广东进入香港，逃离了中共的暴虐统治。事实上，这段历史由于持续时间太长、规模太大，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亦是人们在讲述香港历史时无法回避的过往。那么，“大逃港”是如何发生的呢？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从1945年8月英国收回香港时开始说起了。
二、战后重建与流产的政治改革
如上一讲所述，1945年8月30日，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抵达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并成立了以夏悫（Cecil Harcourt）少将为首长的香港军政府处理战后事宜。1946年5月1日，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关押在日军战俘营中三年多的杨慕琦（Mark Young）重新出任第二十一任香港总督，结束了临时的军政府时期。复职伊始，杨慕琦便开始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力图在种族平等的基础上重建战后香港社会。
在复职演说上，杨慕琦表示，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对香港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将原先由政府执行的部分内政功能，移交予一个有全面代表性的市议会”。1946年8月28日，杨慕琦推出了著名的“杨慕琦计划”，提出将为香港设置一个代表港岛及九龙民意、拥有48个议席的市议会，且其中只有半数议员将是欧洲裔香港居民。此外，立法局的议席将由原有的18席减少到15席，官守议员与非官守议员之比则会从原本的10:8变为7:8，即由官守议员占多数变为非官守议员占多数。此外，只要是每年超过交税200港元、年满25岁的华裔香港居民，都将享有选举权。这样一来，香港的大量华裔居民都将享有充足的政治权利，并能够通过民选的方式选出代表自己的议员。
杨慕琦进行此项改革的目的乃是通过在香港进行民主改革和种族政治平权，提高香港华裔居民对英国的认同感，从而挽回大英帝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丢失的威信。尽管英国政府在1947年7月从原则上批准了“杨慕琦计划”，但在此之前两个月，杨慕琦便已从港督任上卸职，此时在香港执政的是政治立场相对保守的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在葛量洪看来，此时的香港华裔居民因中国成为二战战胜国，正怀有高昂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如果贸然向华裔居民大规模开放政权，那么香港的华裔选民将有可能通过选票将亲中势力选上台，从而危害到香港的自治。另一方面，此时的英国外交部则有着相反的担心，认为一旦在香港实行民主制度，将会构成对中国政府的挑衅，使中方认为英国试图用民主收买人心、削减港人对中国的认同。两方合力下，“杨慕琦计划”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在葛量洪担任港督时期，香港的政治改革虽然处于停滞状态，但香港经济的战后恢复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1947年时，随着大量在二战期间被日军驱赶回广东的人口回流，香港的人口已经超过战前规模，达到170万。1949年10月，随着中共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夺下广东，又有不少逃避共产极权势力的难民从广东流亡香港，使1950年时香港的人口增加到了236万，其中三分之一为难民。巨量的人口涌入一方面使香港能够得到充足的劳动力，迅速完成了战后经济重建。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给香港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因此，香港政府不得不在1950年5月宣布封锁边境关口，限制难民流入。另一方面，随着中共在建政之后在港、粤边界地带设置起了严密的防线，中共军甚至枪击逃往香港的民众，并非法越境绑架部分难民。此时，自由世界与共产极权阵营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这样一来，在此之前基本处于人口自由流动状态的香港北部边界地带就成为了一道壁垒，共产极权的铁幕笼罩住了边界以北的区域。
在1950年代前期，如何安置大批难民成为了令香港政府颇感棘手的难题。不少难民聚集在九龙，以木板和铁皮搭建起了简陋的寮屋。这些寮屋安全隐患很大，时常遭遇大规模火灾。其中，最严重的火灾于1953年12月25日发生于石硖尾寮屋区，造成了54人死伤、5万人无家可归的惨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香港政府于1954年11月决定为民众建造公营房屋，将寮屋中的民众迁入被称为“徙置大厦”的公屋建筑内，从而开启了延续至今、闻名世界的香港公共屋邨制度。
在涌入香港的难民中，有不少仍旧忠于国民党及中华民国的人士。在这其中，一部分人在怀着反共理念的同时，也拥护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对西方人相当不满。1956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第三十五个“双十节”。这一天，由于这些人士居住的九龙李郑屋徙置区悬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两名政府职员移除，大批居民进行示威。随着示威者持续增多，这场示威最终演化为暴动，开始同时袭击西方裔香港居民和极左派亲共人士，并纵火焚烧西方人驾驶的车辆及极左派机构。为此，香港政府不得不在10月12日宣布在九龙半岛实施戒严，并出动英军与警方一同扫荡九龙，在10月14日平息了这次被称为“双十暴动”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共有59人死亡、443人受伤、6000人被捕，死者包括被暴民杀害的瑞士驻港副领事恩斯特（Frits Ernst）及其夫人。
三、两次逃港潮：为自由与尊严而战的人们
在激进中国民族主义者发动的“双十暴动”结束时，香港也正面临着新一波难民潮。1956年，葛量洪认为中国的局势已有所稳定，估计若开放边界关口已不再会导致难民涌入，遂在这一年2月开放了关口。然而，仅仅在七个月的时间内，就有至少6万人为摆脱共产暴政从广东逃入了香港。见到这种情况，香港政府于同年9月再次对关口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然而，规模更为浩大的第二次逃港潮很快就到来了。
1958年，中共发动了丧心病狂的“大跃进”运动，并制造了从1958年持续到1962年的恐怖大饥荒，造成3600多万人的惨死。在广东，死于这次饥荒的民众达到65万以上。为了保住生命和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尊严，成千上万的民众在1961—1962年间从广东涌向了香港。饥饿的人们为了自由与尊严，想尽一切办法越过那道铁幕，每一个逃港者的故事都可拍成一部血泪、辛酸与精彩并存的电影。逃港之路是充满危险的，许多人惨遭中共军警逮捕、杀害，或在海中溺水而亡，甚至被鲨鱼咬死，但他们仍前仆后继地向香港前行。许多人手持棍棒，与把守关口的中共军警拼死搏斗，得以冲出铁幕。1961年7月20日，因逃港人数过多，而广东经济已经崩溃，中共广东当局不得不稍稍放宽限制，开设了几个非正式关口。到1962年5月中旬，逃港潮已不可遏制，每天都有上千人进入香港，连广州市区都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潮。最终，在中共军警的残酷镇压和强力戒备下，这次“逃港潮”在1962年6月中旬渐渐停止了。这一次逃港潮中，共有超过11万人涌进了香港。
在香港上水附近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发生了本次逃港潮中最感人的一幕。1962年5月，华山上聚集着3万名逃港者，他们与大约30万名香港人有着亲人、同乡、同学、朋友的关系，而当时的香港人口不过是300万。根据香港政府的规定，如果他们在抵达香港市区前被警察捕获，便要遭到遣返。在此紧急关头，10万名香港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带着食物和水赶到华山，用生命保护这些逃港者。当逃港者被捉入汽车时，上万名香港市民卧倒在高温的马路上，用血肉之躯阻挡汽车，向逃港者呼喊着逃跑路径。在场的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抓捕，同逃港者相拥而泣——这一历史镜头中的香港警察，无疑与今日甘为中共鹰犬、丧尽天良的香港黑警形成了鲜明对比。最终，在香港市民的掩护下，有超过1.5万人成功逃入市区。
在香港，逃港者的生活是艰难的，但也是充满希望的。他们已经失去了几乎一切财产，但获得了自由与尊严。他们有的在香港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住所。香港报刊后来常见“天台木屋”一词，最早即形容逃港者的居所。而逃港者抵达香港后，常常在家庭式作坊内从事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工作，勤恳地维持生计。
在1960年代，随着“逃港潮”的出现，香港人民进一步认清了中共极权统治的邪恶本质。而就在规模浩大的“第二次逃港潮”结束后的五年，共产红魔便在香港赤膊上阵，发起了一场狂暴的社会运动。自“省港大罢工”以来，香港又一次遭遇了共产极权势力发起的暴力颠覆活动。这次狂暴的运动，就是香港史上知名的“六七暴动”。一时之间，共产红魔张开了它的血盆大口，将香港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