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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专栏 - 纵横大历史：香港的故事第九讲 红魔阴影·下
来源:RFA,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六七暴动”期间的香港共产分子集会。
一、所谓的“反英抗暴”是一场怎样的运动？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进行香港历史系列节目的第九讲《红魔阴影·下》，带您继续回顾香港的过去。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述了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的历史，了解了战后初期流产的政治改革及香港政府的一系列社会政策，以及由激进中国民族主义者在1956年发动的“双十暴动”，并着重探究了中共建政后发生的“逃港潮”，揭示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为逃避中共暴政进入香港的历史。今天，我们将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故事，一同回顾中国共产极权势力在当时的香港掀起的超大规模的武装颠覆活动——“六七暴动”，以及香港人民为抵抗共产极权势力所做的努力。
我们还是从近年发生的一件事开始说起吧。
2019年8月14日，正当波澜壮阔的香港反送中抗争进行的时候，一篇名为《香港示威者“激励了全世界”？英美国家的双标操作展露无遗》的文章出现在中国互联网上。这篇文章貌似有理地表示，西方国家一方面支持香港人民的反送中抗争，以及利比亚人民和委内瑞拉人民反抗独裁者卡扎菲、马杜罗的义举，另一方面又在1967年以警队打压香港的所谓“反英抗暴”活动。这篇文章在最后一段煞有介事地说：“英美的这种双标操作，不仅中国人民看得清清楚楚，英美国家民众也心知肚明”。（《香港示威者“激励了全世界”？英美国家的双标操作展露无遗》，搜狐网，2019年8月14日）
我们姑且不论这篇文章中，一贯出现的共产极权分子常用的“代表人民发言”这样的话术，单看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历史片段，便能看出这个文章是何等地荒谬了。所谓的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运动，事实上是由当时已通过大饥荒屠杀了数千万民众、并发动文革继续残害人民的中共政权策动的。在这场运动中，共产分子在香港街头设置炸弹、炸死未成年幼童，甚至还丧心病狂地用汽油活活烧死反对他们的人士。而这些共产分子的政治诉求之一，则是希望颠覆香港政府，并促使极端反人类的中共政权接管香港，从而使香港人民服从于这个制造了大饥荒和文革灾难的无耻政权。这样一场希望在香港建立起共产极权统治的政治运动，有什么资格与香港、利比亚、委内瑞拉人民争取自由、反对极权独裁的抗争相提并论呢？可以说，这篇文章的作者相当之别有用心，试图将共产极权主义分子的暴行与自由追求者的反抗混为一谈，从而达到搅乱舆论、诬陷自由世界的目的。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媒体中，为这次所谓“反英抗暴”运动大唱赞歌的文章，绝不仅仅只有这一篇。
那么，这场爆发于1967年的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上，这起事件可以说是战后香港史的一大分水岭，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英治香港末期的香港社会。如果要理解此后的香港社会演变，我们就必须要首先了解这次运动。
二、文革之火烧向香港
1960年，随着数次“逃港潮”的发生及战后婴儿潮的到来，香港人口已经达到了300万。其后，香港的人口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膨胀。随着更多的人口继续逃入香港及大量婴儿的出生，到1970年时，香港人口达到了400万。高速的人口增长，促使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有了空前的发展。而由于现代劳工保障制度的缺失，尽管香港劳工的生产力在1960—1967年间增长了207%，但工人在这一时期的工资仅仅增长了71.5%。另一方面，由于民主改革进程缓慢，当时的香港政府还未能建立起与民众的有效对话平台，从而及时满足民众的合理诉求。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尽管香港的人权状况和生存环境远远好于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但社会中仍存在着广泛的不满情绪。这样一种不满情绪，若是遇上一根火柴，便很有可能大规模爆发开来。
1965年11月，负责港岛和九龙之间海上客运的天星小轮向香港政府申请增加票价，准备将成人月票从8元增至10元、儿童月票从4元增至5元。此外，九龙的公交车亦有加价的打算。这一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市民们的广泛不满。此后，尽管数以万计的市民连续发动了反对加价的两次联署，但政府却不但未能满足市民的诉求，反而提出将成人月票增至12元、儿童月票增至6元。政府的武断做法，点燃了市民中长期存在的不满情绪。1966年4月4日，数以千计的民众开始在九龙各处集会。由于警方拘捕了多位示威者，市民的集会便在4月6日这天转变为与警方的大规模冲突。在冲突中，警方施放了催泪弹，市民则以石块还击。到4月9日，这次冲突终于在香港政府的强力镇压下宣告结束。在此过程中，有1名市民死亡、26人受伤、1465人被捕。
天星小轮加价抗议事件，是一次诉求合理的公民抗议运动。香港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拒绝与市民进行对话，并采取强力镇压的手段，也是非常错误的。此次事件之后，市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更为严重。而这一点，正使中共看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
中共建政以来，对香港长期采取了一种名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对此，周恩来曾在1951年明确表态，称“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1966年5月，中国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在接见港澳共产分子代表时，则就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从香港得外汇不是我们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如果收回来，便关了门，没用……甚至香港要比台湾解放得晚，甚至要等整个东南亚一起解放。”（《中共绝密文件：港共在文革前已要求“解放”香港》，法广，2017年5月23日）由中共高层的这些讲话中，不难看出他们暂时不占领香港的目的：中共政权不但能够通过香港获取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外汇，也能利用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保留中国与世界的某种联系、从而通过这一渠道向全世界输出由中共主导的颠覆活动。而为了确保这些活动顺利进行，中共则对香港进行了大规模的渗透活动，组建起不少亲共社会团体、工会，并以位于港岛湾仔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为中共与香港政府进行公开交涉的机构。
然而，到1966年，随着文革爆发，中共的外交政策转由毛派控制，他们的对港政策也相应地产生了变化。1967年1月，经过中共与澳门亲共团体的联合施压，葡澳政府下令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并查封台湾方面在澳门设立的机构和团体。经过此次成功，毛派士气大振，决定向香港发起进攻。此后两个月间，中共港澳工委连续组织了三个香港亲共人士代表团前往澳门“取经”，学习所谓的“斗争经验”，参加代表团的人员包括工人、工商、教育、出版、新闻、电影界人士及知名社会人士。一些香港工厂中的亲共工人组织，也开始发动工潮，并在工潮中背诵毛语录，甚至要求资方人员背诵毛语录。这样，文革之火便烧向了香港。
三、中共和港共的武装颠覆活动：“六七暴动”始末
1967年4月，九龙黄大仙区新蒲岗的胶花厂发生劳资纠纷。由于资方提出了不近人情的严苛劳动规定，工人群起反对。亲共组织遂借机生事，从5月4日起在工厂中张贴大字报及毛语录。5月6日，劳资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到场维持秩序的防暴警察试图调解未果，遂逮捕了数十人。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香港分社获知此事后，在当天便要求香港的八家亲共报纸“全线出击，号召香港工人群众和广大爱国同胞集会，游行示威，起而斗争，不胜不休。”在中共的号召下，香港亲共人士于5月12日成立了“港九各界反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并在这一天对黄大仙公务员宿舍进行三次纵火。5月25日，中国当局在北京成立了“反迫害联合办公室”，并在香港成立了挂靠在新华社的秘密组织“反迫害斗争指挥部”。这样一来，香港亲共派的活动便完全由中共进行指挥了。
在整个5月，亲共派手持《毛主席语录》多次冲击港督府，并于5月22日在港岛花园道与警方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致使警方拘捕167人。6月3日，中国《人民日报》发布了极具煽动性的“六三社论”，称“我港九同胞既然展开了反击，就一定要坚持斗争，抗顽敌、追穷寇，把英帝国主义斗垮、斗臭！”“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在这之后，香港亲共派便利用亲共工会和团体，展开了罢工、罢市的活动，并在此后近一个月内和警方反复发生激烈冲突。在冲突最为剧烈的6月8日，有3名亲共工人死亡、500多人被捕。到6月30日，中共港澳工委更是拟定了一个彻底赤化香港的完备计划，表示准备造成“香港瘫痪、九龙大乱、（共军）陈兵边境、打破边界”的局面。
然而可笑的是，尽管共产党总是说他们“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在1967年6月的大罢工中，中共和香港亲共派只能动员到6万名工人，而同一时期香港的劳动工人总数则是150万。当时在任的第二十四任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在6月29日的记者会上曾表示“98%的香港市民支持港府”——他的这一说法虽然稍显夸张，但无疑是远比中共和港共自称“代表人民”的说法更接近实情的。对于普通香港市民来说，中国共产极权政府的真实面目可谓人尽皆知，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为了逃离那个邪恶政权的统治才来到香港的。这一点，无疑与至少200万香港市民投入抗争的反送中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7月初，由于共产颠覆势力的罢工、罢市活动不但无人支持，更是严重影响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中共和港共见得不到好处，便在自欺欺人地单方面宣布胜利后停止了罢工、罢市的活动。
这样，中共和港共的颠覆活动事实上已经失败了。恼羞成怒的中共和港共见得不到香港人民的支持，便转而诉诸恐怖活动，企图用这种方法恐吓香港政府和人民。7月8日，在新界东北端横跨边境的小镇沙头角，数百名中国毛派武装分子在中国一侧集结，连同部分港共武装暴徒攻打英方境内的沙头角警岗。在此次交战中，中共和港共暴徒动用了机枪、步枪和炸弹，给香港方面的警察造成了5死11伤的损失，而中共、港共暴徒付出的代价则仅仅是1死8伤。其后，港共恐怖分子开始在香港街道各处设置被人们俗称为“菠萝”的土制炸弹，其中有真有假，使警队疲于应付。8月4日，香港政府出动英军七个排、警察七个连、大批便衣探员及三架直升机攻入了密布中资机构、被共产分子盘踞的北角侨冠大厦和新都城大厦，并在行动中发现了共产分子设置的一处专业野战医院，内有中国制造的手术台、X光机和药物。而共产恐怖分子则以更为残暴的恐怖袭击进行回应。
共产分子制造的两起最为令人发指的恐怖事件，发生在8月20日和24日。在8月20日下午，一枚共产恐怖分子设置的土制炸弹在北角清华街爆炸，使一对正在玩耍，分别只有8岁和2岁，名叫黄绮文和黄兆勋的小姐弟遇害。8月24日上午，两名伪装成修路工人的共产分子在九龙何文田一带拦截了香港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的座车。因林彬此前曾在节目中抨击共产分子的暴行，这两名共产恐怖分子便将林彬连同他的座驾淋上汽油、纵火焚烧，导致林彬和与他同车的堂弟林光海被活活烧死。不用说，他们残暴的行径不但没有吓倒香港人民，反而令香港人民对他们更为痛恨了。
另一方面，中国的红卫兵也紧密配合港共分子的恐怖行动，在8月22日烧毁了北京的英国代办处。直到这时，中共高层才因担心造成不可挽回的外交危机，而决定在香港停止已经陷入败局的武装颠覆活动。不久后，周恩来将港共暴动头目召集到北京，命令他们“对暴动实行先降温后停顿”。这样，到1967年底，零星的炸弹袭击事件也在香港消失了。
1967年中共和港共发动的这场武装颠覆活动，被称为“六七暴动”，是继1925—1926年间的“省港大罢工”之后香港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危机。在这场暴动中，共有51人死亡（包括10名警察）、832人受伤、1936人被捕。尽管不得人心的中共和港共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但香港政府和香港人民此时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面对中共的威胁，香港究竟应该走向何处呢？一场塑造了当代香港社会的改革运动，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