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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我的青春跟着故宫大迁徙 - 专题
来源:RFA,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文物装在小箱子，小箱子再装到大箱子。”年迈孱弱的索予明操着沧桑的湖北腔说，“这些箱子走很多的路。”他是台湾仅存的国宝押运员，烽火下运送文物珍宝的往事如昨，一晃眼已是百岁老翁。
索予明大半辈子与故宫为伍，退休后，他依然住在台北故宫的员工宿舍，仿佛未曾卸下看守文物的使命。这天风和日丽，独子索孝慈推着坐轮椅的父亲、走进故宫，“您还记得吗？这件《碧玉屏风》太大了，只能放在船舱走道，您就把它当床板来睡。”索予明静默看着当年几乎寸步不离的屏风，展厅陈列的不是冷冰文物，而是他的真实人生。
“我到现在还有印象，运古物的车辆开过木桥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庄灵提起鲜活的童年记忆，父亲庄严带着一家人踏上故宫文物迁徙之路，“他在故宫服务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经历了所有的南迁、西迁、迁台，这也是全世界最瞩目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大迁移。”
两代人的青春，两家人的故事，卷入同一段历史洪流：战乱、押运、渡海来台，大时代的小人物叙事，投射出波澜壮阔的民国记忆与国宝征程。
抗日烽火 文物浩荡迁徙避难
1924年冬月，末代皇帝溥仪告别紫禁城。刚从北大毕业的庄严在教授推荐下进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参与清宫文物清点工作，隔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他退休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宣统出宫我入宫》。”庄灵缓缓追忆已故的父亲，“底下还有个注，当的不是皇帝，却是一个维护国家文物、民族重器的老工人。”退休前，这位老工人是台北故宫的副院长。
故宫博物院对外开放没多久，在波谲云诡的日本侵华风云中，皇室文物因恐被战火波及而“出宫”。“像我父亲他们也是临时受命，1933年2月把故宫文物装箱、打包、分类，用火车分了五批，先运到南京，都是由荷枪实弹的驻军来把守。”庄灵谈起文化大迁徙的开端，一万多箱文物浩荡出宫，这一远行不少文物没再回宫，也改变了押运人员的命运。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爆发，全面战争正式启动。“因为日本人图谋中国已经愈来愈明显，国民政府也非常有警惕，所以事先让故宫文物做好准备。”庄灵细述颠簸的西迁之路，文物分三路撤退到大后方，“八一三的第二天，我父亲就奉命带了第一批文物，从水运离开南京，溯长江到武汉，再换乘铁路到湖南长沙，后来再往西南走，你看从北京到云贵高原几千里路了。”
在猛烈的烟硝炮火围袭下，1937年冬天，庄严一行人护送文物到了贵州省会贵阳，全家人一路随行，“1938年底我就在贵阳出生。”庄灵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在故宫文物相伴下成长，在贵州暂居数年寒暑，儿时点滴深刻烙印在他脑海。
当时为了文物安全，第一批文物木箱转放在贵州安顺城南的华严洞，“西南的天气比较潮湿，所以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就跟同仁一起开箱，把书画拿出来晒晾。”庄灵记忆犹新说，“父亲这时候都会把我们都叫过去，跟我们讲解。”
对日抗战八年，其中一批文物迁运至四川李庄（乐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因应时局变化落脚在李庄。“抗战时候，家里环境不太好，我念的是机械系，所以到中央博物院当研究员的助手。”索予明回忆往事，清苦的战乱年代，身为独子他为了贴家计，因缘际会参与文物纪录工作，“我就帮他画图，写简单的说明书。”
索予明拿出一张张泛黄的文物记录卡，细腻的工笔、注解勾勒着老文物的身世，仿佛岁月依然静好。1945年日军投降，流离转徙的日子似乎有了终点，两年后，撤退大后方的文物木箱终于回到南京，不过，国共内战又挑起激烈战火，一箱箱文物再次踏上流浪之路。
“我从抗战时离家，一直在外面流浪，从四川回到了南京，又被共产党打到台湾。”索予明从此离家背井，“我是当押运员，他们跟我讲，顶多一年半载就回去（大陆）了。”他苦笑说，“谁知道搞一辈子啊，不光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样。”
国共内战 千箱古物横渡黑水沟
国共内战，政局情势急转直下，“因为国民政府要转到台湾，只能够精选文物渡海来台，比起抗战时期南迁、西迁的那些文物，数量要少太多了。”庄灵说，“除了故宫以外，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等几个单位的东西，故宫文物到台湾的只有2972箱，总件数大概是60几万件。”
大撤退潮从1948年底持续至1949年，这些文物木箱在仓皇危乱中分三批运往台湾，由南京下关码头航行到基隆港，“这三批船都不一样，我父亲是第一批，搭乘海军的登陆舰中鼎号。”庄灵难忘逃难般的场景，那一年他年仅十岁，全家人以押运人员名义随行上船，木箱堆满船舱、走道，“那晚上就睡在文物的箱子上，用梯子爬上去。”
冬天风强浪高，“一路上非常颠簸，而且中鼎号还坏了一个推进器，本来有两个，只剩下一个。”庄灵和哥哥禁不住好奇跑上甲板，看着被称作“黑水沟”的台湾海峡翻出汹涌波淘，“天空乌云密布，还下着雨，然后卫兵为了安全赶我们回船舱。”
一艘艘撤退船舰在滔滔黑水沟中挺进，离愁、未知漫过心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我是第三批来押运，沿途有炮火，海军派一艘昆仑舰给我们运输。”索予明带着母亲缝制的布衫和两枚银钱上船，在战火追击下挺险航行，“那时候在撤退、交通很乱，我们在舟山停了一个礼拜，在马尾又停了两个礼拜，所以到台湾差不多一个月，通常走两天就到了。”
“在船上一个月很苦！”索予明用一个苦字说明当时的心情，昆仑舰启航前送来一件日本战败归还的《碧玉屏风》，由于箱体太大，放在船舱时有半截露在走道上，“那个屏风差不多八尺高，做得很讲究，上面嵌了很多玉石。”他守在木箱旁，彼此有如生命共同体。
政局动荡 昆仑舰卷入投共波澜
昆仑舰的航程一波三折，“那个时候，船上跟中央也没什么太多的联系，船到了海上就跟皇帝一样，他可以往北开，往北开就投共了，往南开就到台湾来。”索予明谈起舰长一度动念投共，后来其他军官挡下叛变，当时他也曾被询问船要往哪儿开？“我说这是命令，要我到台湾。”
“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二十多岁，根本不懂什么。”索予明回想起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昆仑舰的大逆转也改变了文物和随行人员的未来，此后在台湾落地生根。
三批文物运抵基隆港后，先存放在台中糖厂，大批木箱堆叠在糖厂仓库，工作人员在简陋的仓库里清点文物，也克难住在糖厂里。“我们听到大陆刚建政时的广播，讲得非常难听，蒋介石卖国集团把故宫国宝盗运到台湾，跟他同去的人一个一个点名。”庄灵看着父执辈发愁的神情，“我们听了都傻了，我们都成了卖国集团。”
北沟故宫 打开国际交流的门户
寄人篱下的光景持续将近一年，“你老寄存在糖厂也不对，空气也不是太合适文物。”庄灵说，“政府出了一笔经费，找到台中雾峰的北沟，建了三座库房，把文物迁过去。”
“北沟那个地方它原来是中台湾首富林家的土地，我们开一个山洞，箱子就放在山洞里面。”索予明的人生慢慢安顿下来、娶妻生子，当时的台湾省政府也疏迁至雾峰，“蒋介石有时间会到北沟走走，蒋夫人很喜欢故院文物。”
在北沟的十五年寒暑，尽管两岸对峙、紧张不断升温，故宫文物开始从台湾走向国际。“1957年北沟文物陈列室开放参观，故宫来台湾的文物正式对民间展出。”庄灵依稀记得小村庄迎来世界名人和政要，从沙乌地阿拉伯国王、泰国国王、菲律宾总统伉俪、日本首相，到国际美术史家、考古学家接连造访，他的父亲庄严经常负责陪同，家中的老相簿里收藏着一张张历史合影。
“1961年故宫文物到美国展出，在美国五大城巡回展览，也是非常空前。”庄灵说，“所以北沟是中国文化能够跟世界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台北故宫 文物大迁徙的最终章
1965年台北故宫建成，文物再次装箱北迁，仿宫殿式建筑挂上“国立故宫博物院”，书法出自庄严之手，出宫三十余载的国宝有了典藏归宿，文化大迁徙也划下时代句点。
“这个文物有感情，绝对不只是个古物，它有生命，它是个老朋友。”索予明用淡淡的口吻叙述心声，他从押运人员转而投入文物研究，“我的同事都这样一进到故宫，就变成故宫人了。”
如今，押运人员大多凋零，而文物依然不朽。坐在轮椅上的索予明从压低的视角看着《翠玉白菜》，尽管视力早已模糊，雕琢细节未曾遗忘，趴在叶上的螽斯断了一截触须，“这是故宫收藏的，这么大的很少。”
有人说，台北故宫有宝无宫，北京故宫有宫无宝，“其实这么说是比较概略性了一些。”庄灵说，“在北京故宫的不能说没有精品，但是整个的数量跟精品的比例来讲，那是远逊于台北，台北故宫是全世界汝窑最多的地方，宋代以前的名画，还有名家书法，也差不多都在台北。”
“1999年我们全家去重走文物南迁路，到了南京之后就想看看小时候的地方，那个库房依旧。”庄灵霎时百感交集，“徐湖平当初他是（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他说你父亲那一代真是了不起，把文物带到台湾去，守护得那么好，让文物到今天能够安然无恙。”
这一段随着政权更迭而上场的文化大迁徙，在两岸历史留下不同的注脚，这群亲身参与的小人物传述着刻骨铭心的家族故事，“我父亲那一代他们固然都过去了，”庄灵悠悠说，“为故宫所付出的汗水或者是努力，那他也可以说是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起国家了。”
采访：麦小田、李宗翰 责编：许书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