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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228事件真相：台湾人不可忘记的历史事件
在日本统治之下的台湾人民，仍具有「祖国情结」，对那原乡祖国的梦幻情愫，一直存在台湾人民的心海中；由台湾议会之父－林献堂的诗句「祖国我欲乘风归」，可见一斑。林献堂可说是台湾社会菁英中取样的代表。
终战到「光复」
日本投降后，台湾人兴奋地迎接「祖国」的来临，全台知识份子筹组「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在全岛各大城镇，积极展开教唱国歌，建造欢迎牌楼，为民众订作国旗，到处张灯结彩，比农历5月13日「台北迎城隍」还要热闹。期盼之情，以「喜离凄风苦雨景，快睹青天白日旗」，这幅对联最为贴切。
台湾人对「祖国」的期待与欢迎，可从首批抵台国军所受到的热烈欢迎看得出来。前辈作家吴浊流在《台湾连翘》一书中有生动的描述：
「10月17日，从祖国来了第七十军的三千人，与长官公署的官员一起在基隆登陆，这一天的欢迎情形，真是不得了，台北市不用说，远从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赶来的也不少。军队所经过的道路两旁，砌成了人墙，其中有些日本人乖乖的并排著，使我觉得异乎寻常。学生、青年团员、还有乐队，连谢将军和范将军也被抬了出来，大刀队和艺阁也着实不少！军队进入台北市区时，有三十万市民夹道欢呼，高唱『国军欢迎歌』。」
当时的诗句，「六百万人同快乐，箪食壶浆表欢迎。」以及花莲名医张七郎的「欢喜江山归依旧，近来旗帜庆重生。」、「四百余里鲲身已返，五十一年婢仆垂死重生。」皆表达出当时知识份子，对心目中「祖国」的欢迎之情。二七部队长钟逸人更以极度兴奋的心情，用五十元买下台北城出现的第一面小国旗。这些均是当时多数台湾菁英期待心中祖国的热情表现。
10月25日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受降典礼，会场外的广场，被争睹盛况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是日及隔日，在岛内均有盛大的游行，其热烈情况，只有以「如醉如狂」四字来形容。
台湾人这种孺慕「祖国」的热烈欢迎，在中国大陆上，任何一个光复区绝对找不到。
对「祖国」的失望
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在他第一次对台湾人民演讲时说，「台湾人还没接受真正中华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之薰陶，是二等公民。」但叶荣钟说，「日本人的压迫力量愈大，台湾人孺慕祖国感情就愈贴切。」现在「祖国」来了，虽然被鄙视为二等公民，对观念中的祖国仍然抱着期望，给予热烈的欢迎。
台湾人民，天真的以为「祖国」来的人，水准一定比日本人高，祖国的文化也必胜于日本。但是他们看到「祖国」一大群士兵，连续几天站在「菊元百货公司」（今衡阳路），看着升降机边说：「好奇怪呀！怎么四角形的箱子会自动的上升，又下降？」他们这样议论纷纷；看到厨房洗碗的水龙头，一扭动就流出水来，就马上买个水龙头来插进墙壁，可是怎么转动都扭不出水来；还有一些人，口含着香烟，妄想在电灯泡上点火（详见台湾连翘，自由的滋味）。这时候被鄙视为二等公民的台湾人，才真正体会出真实感的「祖国经验」。
接着台湾的治安愈来愈差，在国军驻防地区，常发生窃盗案、坐火车不走车门而从窗户爬进爬出等事件。加上1946年初，上海的蓝衣社暴力团出现于台北市，勾结本岛无赖汉，强行掠夺，不仅小偷、扒手猖狂，甚至路上、屋内抢劫等恶性盗匪案件，也频频发生；尤其火车上小偷横行，以致乘客总是紧抱着随身携带的物品，不敢任意放于车上的置物架，连由火车托运的货物也常被窃取；同时常有突如其来的中国武装军人，闯入尚未被遣返的日本人家中，抢夺财物、家具，甚至不需任何通知就将他们赶出房屋，再强行占住。连住在日式房屋的台湾人，也受过侵袭。他们恫吓著说，「你帮过日本欺侮台湾人，战犯名单上有你的名字。」台湾人如此这般的被勒索强夺。如果是只有一次还算幸运，然而经常是一次又一次的接踵而来。
《民报》在社论上如此评论著：「台湾已经陷于不能完全委任警察维持『法律和秩序』的状态了。『光复』后才不久，人民就不得不采取自卫的措施。」可见当时的治安有多紊乱。
而接收日本企业的国府官员经营的方式更简单，首先推销库存成品，等成品售完再出售原料，待原料售完就把生产器具、机械设备拆开，当作废铁出售，最后再把工厂关闭。就这样，连日本遗留下来的嘉义热带化学公司，号称东洋第一的酒精工厂都倒闭了。
日本治台时，无论是行政官员或是会社（公司），台湾人大都是担任中下阶级的职员，而当日本人回去了之后，照理说应起用有实际经验的台湾人以补日人的空缺，但陈仪以「不会说国语，缺乏中国精神」为由，宁愿继续留用日本人，也不愿任用台湾职员，此举引起一般台湾民众大为反感。
米，是台湾人的主食，在日本投降撤退之后，还存有约二十万军队两年的储备粮，国民政府甫接收不久后，台湾社会就闹粮荒，导致米价暴涨。以台北市为例，一斤白米价钱由原本1945年8月的2毛钱，到同年11月涨到11元，尔后到了1947年1月又涨为80元。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像米粮这种最重要的民生物资，价格就飙涨了400倍。更可怕的是当时的长官公署浮滥发行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基于上述种种因素，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无怪乎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日本时代还有米吃，祖国来了反而没有米吃。」
在国府接收后的一年多来，治安更趋恶化，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官员和军人的无知与嚣张跋扈的行径，看在台湾人的眼中，不禁令人怀疑，这真的是他们之前所热烈欢迎的祖国吗？套句「铁狮玉玲珑」中贵宝常说的一句话：「话那要讲透枝，目屎就拨未离。」其内心的冲击可想而知。
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
殖民统治的延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因当时联合国将接战地区分成许多「战区」，而北纬16度以北，包括缅甸、越南、中国大陆等地，统称为「中国战区」，故日本的投降，并不是向中国投降，而是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联合国最高统帅再命令「中国战区」内，包括「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此可由「中国战区」受降代表何应钦亲自签名的日本降书第一、二、四、九条条文（见高中历史课本第三册第154~156页，1998年版），及台北受降现场横幅所写的是「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不是「中华民国台湾省受降典礼」等文物获得佐证。
在日本投降之前，蒋介石即曾于战时的最高政经机构，即「中央设计局」之下，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以做为接收台湾之准备，并任命曾任福建省主席八年的陈仪为该会之主任委员，主持接收台湾的设计工作。1944年12月，又于重庆成立「台湾省行政干部训练班」，培训接收台湾之干部。
当时，「台湾调查委员会」虽囊括了旅居中国大陆，所谓「半山」的台籍人士，但在实际运作上，却是以陈仪的江浙同乡及福建省主席任内之班底为主，故会中虽有台籍人士建议接收后应多用台湾人，以台湾人为行政主体，但未为该委员会所接受。这些人当中，更有人向蒋介石建言，希望早日在台湾制定省宪，实行地方自治。
这种要求之结果不问可知，因为，政治讲究的是实力，特别是面对军阀割据、南征北讨，以枪杆子打天下的动荡时代成长的蒋介石、陈仪等人。故毫无实力、筹码的台湾人，除了乞求恩赐之外，凭什么要求相当于台湾人治台的地方自治？
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特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
陈仪，浙江绍兴人，留日，为军阀孙传芳的属下，眼见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成长迅速，加上孙传芳在东南五省的地位不保，投机性格很强的陈仪，便赶快投靠国民政府。
8月31日，颁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9月1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临时办公处。9月7日，派令陈仪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9月20日，正式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
该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台湾省暂设行政长官公署，隶属行政院，置行政长官一人，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第二条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布署令，并得制定台湾省单行规章。」第三条规定：「行政长官对于在台湾省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故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是经中国大陆的国民政府特别授权，专为统治台湾，连省内之中央机构都有指挥监督之权的行政首长专断制之特别机构，与委员合议制的中国大陆各省不同。用现代之术语来说，就是有实无名的「一国两制」。
为什么要设置「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这个特别机构？因为，在当时的大陆人眼中，台湾仍是「化外之地」、「二等国民」（葛敬恩语），故蒋介石采取这样的治台策略：
1.为防止台湾人民的反抗，实行政治建制特殊化和军事一元化的绝对独裁统治。
2.为使台湾不受内地经济崩溃危机的影响，实行经济建制特殊化的统制经济。
根据「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台湾省行政长官不仅在台湾省境内享有极大的委任立法权，而且拥有行政、司法的绝对指挥与监督之权，再加上陈仪又身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故等于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其权力较诸日本时代的军人总督，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在号称「光复」的台湾出现之后，使得原本满怀期待的台湾精英与一般民众都大感讶异，因为这种体制，本质上与日本殖民统治的象征机构「总督府」并无二致。故不久，许多台湾人便以「新总督府」来戏称它。
在大权独揽的「新总督府」，即「行政长官公署」之统治下，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便自然而然的受到全面有计画的垄断。
大陆权贵垄断权位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以后，名义上说要给台湾人参政之机会，但实际上却以「台湾人没有政治人才」、「台胞不懂国语国文」为借口，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人排斥在外，由大陆人取代了战前日本人的地位。
当时，省参议员郭国基在省参议会曾经提出：「绝不容许以台胞不解国语、国文为由，拒绝登用台省人，此种看法不仅无礼，且侮辱台胞无过于此。」这样的质询。而且，类似这种质询，在省参议会中尚有多人，但当局根本就置若罔闻，故实际情况并未改善。
例如，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21位最高层官员，包括行政长官、处长、副处长、主任秘书等，只有一位副处长是台湾人；17个县市长之中，也只有台北市长（游弥坚）、新竹县长（刘启光）、高雄市长（谢东闵）等三个半山的台湾人，其余皆为大陆人。再如，在298个视察以上的中、高层重要主管中，台湾人仅占20位，大陆人占278位。另由1946年11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发表的资料显示，在总共445个简任、简任待遇以上的高级官员中，台湾人只有36人，占8.1%，大陆人占91.9%；总共3142个荐任、荐任待遇的中级官员中，台湾人只有806人，占25.6%，大陆人占74.4%；两者合计，台湾人占23.5%，大陆人占76.5%。
所谓「殖民统治」，除主权归属及主宰命运的最后决策权不在本地外；是指外来统治者所带来的语言、文化、制度与政经利益，凌驾于本土之上的统治，但无论是前者或后者，主要关键还是统治阶层的「人」。像1997年以前，只有总督及少数高级官员是外来者的香港，我们就说他是「殖民统治」，那么，1946年底，外来者占高级官员90%以上（91.9%）的台湾，是属于什么样的统治？
这种由大陆权贵垄断重要职位的现象，使得满怀期待，以为「光复」后可以一展抱负的台湾菁英，不免感到失望与愤懑。
大陆权贵除垄断大部分中、高级职位外，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诚如当时任职于新生报的吴浊流在《台湾连翘》书中所说的：
「长官公署的各处长为了巩固自己的羽翼，属下一律用大陆带来的人，甚至连工人都不肯用本地人。」
上层机关如此，下层机关更不用说，故许多机关之内，具有同乡与裙带关系的人员几占大半，这种用人作风，就是台湾人所讥讽的「牵亲引戚」。
当时，省参议员林日高在省参议会上，曾经揭发这样的徇私用人事例：农林处检验局局长叶声钟上任之后，把台籍技正范锦堂弄走，再用自己江苏籍的二姨太谢吟秋来补技正的缺。再如，据当时任职南京的杨逸舟之《二二八民变》记载：台南工学院院长，竟以他不识字的老岳父充任教师，受辱的学生质问院长聘任的理由，他竟大言不惭的说：
「你们非学习中国语的发音不可，不识字没有关系，只要能教你们发音就好了。」
工科学生每天要学习三种科目：一科是跟文盲老师学中国语发音，一科是唱三民主义的国歌、党歌，一科是去操场打太极拳。
一位东北大学出身的刘姓立法委员知道这件事后，也只能惊叹「这几乎是打拳卖膏药的养成所了。」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导，这种「牵亲引戚」的用人事例，多的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是1945年11月15日，《民报》的这则新闻：
「台南法院院长之妻，现为台南法院检察处书记长，该检察处主任检察官之妻，则任该法院之书记官；台中法院之大部份职员，则清一色为该院长之亲戚，即院长妻舅之子三人、妻舅之女婿一人、再其弟一人、妻舅之外孙一人、及其远近亲戚二十余人，占全法院约五十人之过半数。又花莲港法院院长之妻，现任该院录事；花莲港监狱长之岳父，任该监狱之教悔师，其妻舅亦任职狱内，….」
连一些公司、工厂，也因这种裙带关系，致使一些有为的青年都被摒弃在外。1946年10月28日，民报「要预防年底的危机」的社论，就明白指出：
「每天看见求职的有为青年东奔西走，访前辈、寻朋友，莫不长嘘短叹、摇头吐气，说是没法子。不论是官衙、公司、工厂，大把交椅都被陌生的大哥坐满，连下层员工都不录用，与日人占据时代差不多一样，这是光复后的特别现象。」
上述各种怪象，使得原本热烈欢迎「祖国」的台湾人，开始产生嫌恶的心理，而那些在牵亲引戚之风下，被排挤在工作之外的失业者，内心则更愤懑与不平。由于同一单位、机构之中，同一级职的工作，大陆人的薪水比台湾人多，有些甚至高出一倍以上，故连谋得一工半职的人，也都会产生不平之鸣。任职新生报的吴浊流在《无花果》一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台湾新报也被接收而改为新生报了。….台籍的日文记者仍然留用，但中文的编辑则交给大陆人。….日文的编辑和中文编辑，各自分开，不过新进的中文记者的薪水几乎比日文记者多一倍。…至于这种新的俸给制度的差别，不仅是新生报，就是其他政府机关也有相同的情形。」
「在日据时代，尝过那种比日本人要低六成的可怜的差别待遇的记者，光复后又同样要接受这种命运，那当然要比日据时代感到更痛苦了。」
二十世纪末，因台湾的平均国民所得为中国大陆的15倍，故台湾人到大陆工作，须领取大陆人15倍的薪水，汇回台湾以后才能养家活口，以此为例，在1940年代，由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平均国民所得约呈6：3：1之比（参见玉山社：《台湾史论文精选》下册－张国兴：《日治时期的台湾社会变迁》论文），故日本人与大陆人来台工作，若同样要求领取台湾人两倍的待遇，何者较不能让人接受其理自明。
不平等待遇所导致的议论，在陈仪的命令之下，竟然逮捕了十多个包括知名的大公司企业负责人陈炘在内的意见领袖，这个消息一传出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因为，除政府事前没有宣布罪状，致社会大众，甚至当事者本身都不知为何被捕外，连陈炘这种鼎鼎大名，曾经是亲中抗日份子的民族主义者都被捕，那台湾的一般小老百姓不就更没有保障了。
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要捉要放，恣意而为，毫无法治观念，其目的何在更令人难以想像，但单纯的台湾人，则早已成了惊弓之鸟，有远见之士，更预感暴风雨之即将来临。
军警作威作福
由于日本的严厉统治，故在日治时期，台湾治安相当良好。终战之初，将近两个月由台湾人自己管理的所谓「政治真空期」，为了要证明台湾人不会输给日本人的骨气，故反而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这可由当时担任宪兵第四团团长的高维民之一段回忆《中华杂志第283期记载》获得佐证：
「25日接收之前，我便装到台北各地走过，发现这些地方秩序井然，现象真好，并从新职人士口中得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商店订价后不作兴讨价还价，店东可说是童叟无欺，对每个人都很和蔼、诚实，风气太好了，我非常感动。」
当时任职南京的杨逸舟之《二二八民变》一书也说：「在这政治的真空时期，台湾岛上竟出现了未曾有的桃花源境。」
但是，在中国大陆奉调来台的杂牌军，即毫无纪律、军纪败坏的第七十军上岸以后，整个情势就完全改观。宪兵第四团的高团长说：「但七十军的部队实在太糟，该军在基隆未下船前，虽有零星上岸，披着毯子，拖着草鞋，随便在船边大小便者，而因范围小，影响不大。正式下船时，虽然整队而行，其衣服破烂，不堪入目，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顿使台省同胞失望。」
关于七十军衣着的不堪入目，杨逸舟的《二二八民变》有更贴切的描述：「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团』。背后插著雨伞，下雨时撑著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
七十军之目无法纪，毫无纪律，真是罄竹难书。高团长说：「那时候没有铁门，也没有围墙，只是用几块石头围成院子种些花草，少数士兵一看屋里没人，就跑进去拿东西，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还有，不守秩序，他们习惯坐车不买票，搭火车不走正门，从栅栏上就跳进去；上车也不走车门，从车窗跳进跳出。当时只有一家大陆口味的大菜馆蓬莱阁，该军一少校参谋吃饭时，对女招待动手动脚，惹起反感，乃开枪示威。」
这种行径的士兵，当时，民间称之为「贼仔兵」。
其实，以「贼仔兵」称之尚称客气，因为，许多军人除偷窃外，耍赖、威胁、诈欺、恐吓、调戏、抢劫、杀人….真是无所不为。
在耍赖方面，仅举两例作为参考。据李筱峰《解读二二八》一书载：
「有一士兵到商店购物，价格50元，却要求商店老板开立100元收据，老板不敢不从。约莫一小时后，该物由另外一位士兵带回商店，表示货品不好，要退货，并以100元收据为凭，要求老板退回100元现金，老板凛于淫威，只好屈从。」
「台南县麻豆镇的一家棺木店，有一天，因附近驻军有一士兵过世，连上派员前来买棺，准备料理善后。棺木买走后，翌日，数名士兵又抬着棺木回来，要求『退货』。经查悉，原来棺木装着尸体抬出去出殡后，死者尸体从棺木中被拎出埋葬，空的棺木再抬回来『退货』。」
在抢劫方面，以当时美国驻台副领事柯．乔治（GeorgeKerr）的《被出卖的台湾》一书之记载最为详实，兹仅举其中之部分以为佐证：
「抢劫案件不断在三个阶段发生。从1945年10月至年底的抢劫为最下层的军人所为，只要是无人在场看顾的东西，或能轻易移动的物品，都成为这些毫无纪律的军人的目标。这些属于初期的偷窃，几乎每个城市、每条街上都发生过。…」
「第二阶段的抢劫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军官所为，他们利用安排在各港口的先遣人员，将军用品和日用品运往大陆。最后陈仪及其亲信将所有工业原料、储备的农产品，及日人移交或被充公的财产牢牢控制住，到1946年底以前，庞大的储备品均被一扫而空。…」
「到了11月底，抢劫已恶化成大规模且组织化。…这些军官有了士兵的帮助，只要与顶头上级共同分赃，他们便可利用没收的日本军车，将抢劫的财务运去藏在私人仓库，然后再运往上海。」
「一天晚上，我沿着淡水河开车，发现前面被挡住去路，一群愤怒的台湾人正与几个军人在争吵，原来那些新到的军人把日本人的小船占为己有。小船本来沿防波堤停泊著，现在船的缆索却被拖到堤岸上，横过公路而系于路边的树木上，海潮一涨，船只及缆索随着潮水高涨，结果把公路交通挡住了。」
「到了年底，没有任何私人财产能保持安宁不受骚扰，即使藉贿赂得以逃过一次抢劫，仍不能保证不再受抢。有时，不同派系的集团居然在被抢者的屋前争斗起来，因为双方都争着要『解放』这户人家。」
「他们抢得开心，吃饱又穿好，但他们那种污秽而毫无教养的举动，和已现代化的台湾人相形之下，便只有成为被讥笑蔑视的对象了。」
至于开枪滋扰，甚至杀人的案件，1946年之内亦屡见不鲜，吴浊流先生曾亲眼目睹这样一幕：「当往南部的夜车从苗栗站开动时，车掌就开始查票了。有一个年轻军官把脚踏车搬到车厢上坐着，当车掌责备他时，他就变了脸色，解下肩上的枪，不分青红皂白，就以可怕的样子向车掌瞄准。我一看到这个情形，立刻叫一声『危险』，同车厢的乘客们就惊慌的逃到隔壁的车厢去，…」（见吴浊流着「无花果」184页）
兹再以7月26日《民报》的这则新闻为例：「【冈山讯】冈山区冈山镇前峰米商刘林氏之宅，昨23日下午突来三人，身着军人制服，欲卖食糖，遇主人刘林氏不在，其妻女说不买后，三人退出其宅。24日上午二时，三位凶汉各持短枪摧破门户，潜入其宅，睡眠中之主人惊醒逃出，忽闻枪声连发，胸部中弹数个（颗）即死，次男刘万得随后出来，亦中弹重伤。」
类似这种案件的新闻，在当时屡见不鲜。兹仅就1946年2月前半个月，民报上有关军人动辄开枪的新闻标题列举于后：
2月2日：「左营海军军人枪杀当地民众」「一事未平/又以手枪威胁郭区长」。
2月9日：「我是接收委员，要什么票？/竟以手枪威胁验票员」。
2月10日：「高雄国军一群聚赌于仓库/因被陈夫人劝止/竟殴打苓雅寮区长陈夫人」。
2月12日：「巡警以手枪威胁商人」。
2月16日：「福州出身警官特务长/穿制服堂堂打劫」。
「日人家宅频遭其害/手枪威胁是惯伎」。
由以上这些新闻标题，就不难了解那些军警人员的行为，故省参议员、医学博士韩石泉即明白指出：
「光复后，使余感觉惊异者，随身携枪之士兵、警员特多，因此时肇事端，如台南市编余士兵与警员冲突，新营镇民众与警员冲突，员林镇法警与警局冲突，甚至夫妻口角亦拔枪示威。至于嫌疑犯拒捕击毙者，时有所闻，此实为惹起二二八事件之导火线。」
弊病丛生的社会经济
接收与劫收
陈仪政府接收台湾以后，除军警抢劫而去之物资外，利用政府公权力，将台湾的军事与经济物资掠夺而去者更是不计其数。
据当时的美国驻台副领事柯．乔治（GeorgeKerr）《被出卖的台湾》一书载：「日本在台被充公的公私财产先后移交给国民政府的，若以战前为基准计算，单就非军事物质言，最保守的估计已超过美金十亿。除此之外，日本陆军与海军曾个别囤积了大量的食粮、衣物、医药、和其他器具、军火及弹药….除军火及弹药外，以1945年底的市价计算就超过美金二十亿。而军火弹药囤积在台湾的，价值更不计其数」。「中国人初到台湾的几个月中，就开始将这批庞大数字的囤积品源源不绝地运离台湾。….」
以上两笔非军事物质合计，约值三十亿美元。
又据杨逸舟《二二八民变》一书转自美国国务院刊行的《中国白皮书》载：「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下野前夕，把国库四百万盎斯的黄金偷运往台湾，约值一亿六千万美元。又于发行金元券时，颁布黄金、外币国有法律，从人民骗取了一亿五千万美元。为此，代理总统李宗仁与蒋介石发生争执，蒋不得已，归还运去厦门的一千七百万元的银货，供李使用。」
以上两笔合计，共值二亿九千三百万美元。
故1946年，单由台湾运出之非军用军事物质，其价值即等于1949年，蒋介石为了在台湾立足，由上海运来的黄金、外币之十倍。
在农业方面，日本经营台湾半世纪，最大实绩是稻米与蔗糖的增产。由于土地的开垦、品种的改良、灌溉与施肥，故1938年，米的产量已达140万吨，增加了四倍，约有一半的剩余，1945年，受到战争的影响，致产量降至64万吨，但尚可养活六百多万人。
1946年7月，蒋介石誓言六个月内消灭「共匪」，于是急迫征调军粮，严令将台湾米输送到大陆，陈仪一派便不顾台湾人死活，无情的搜括台湾米粮，码头和仓库的工人日以继夜的将它们装上船只和舢舨，准备运出台湾。
台湾的每户人家几乎都受到粮食突减的影响，虽然买得到，但价格已高得惊人，拥有粮食的农民更担心食粮被充公。1951年12月，中国大陆记者王思翔在上海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记》曾有这样的叙述：
「台湾本来是米仓，1946年的产量超过89万吨，供本省人口粮食尚有余，但因军用米征用占了很大比率，所以今春的米价比上海还要高，甚至发生饥馑现象。苛敛征求的结果加速了农村的破产，1946年底，台南县虎尾区（今云林县虎尾附近七乡镇）还发生卖子纳租的惨剧。」
面对缺粮的惨况，人民要求政府尽速改善，但陈仪根本置之不理，反而展开大规模的征粮，敕令各地名士出面负责，这种毒计显然是要构陷台湾的名流，使其成为粮荒的代罪羔羊。台湾警备总部更令军警可随时进入民房搜查。
征粮的权力一旦落入军警手中，他们只要示意一下，就足以让米商向他们进贡钱财或「礼物」，敲诈遂成了法令。据柯．乔治（GeorgeKerr）《被出卖的台湾》一书载：「我曾得悉有个米商，他的储米在星期二被检查后，已将买卖收支登记完事，结果星期五另外一个单位的警察又来查帐，这次居然『不合格』，随后他即被逮捕，更被迫奉献一大批贿金才获释，他的储米尽被充公。」
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中部发生的几则强行征粮事件，兹举其中二则以供参考。
由于中部粮荒严重，1946年3月，雾峰乡又发生武装军人强行征粮事件，逼不得已，乡民才于4月18日，向当局递出「吁请政府宽贷征收米粮以纾民困」的呈文。该文有一段这样的记述：
「….敝乡因配给米源断绝，黑市米价飞涨，粮食问题陷入严重局面，缘此吁请地方士绅转请于台中县刘县长，承刘县长体恤老百姓苦情，负责拨付封存米一千五百包，合十五万斤，以救燃眉。…..不意3月14日，警备司令部的蔡少将，率军队三十余名，并带机枪数架，分乘卡车数台，如临大敌，包围敝乡农会，拔刀拟抢，满口恶声，强迫该会副会长林士英，将存米二千余包运走一空。其举动之蛮横令人莫辨其为官军抑为土匪。….」（吴浊流着「无花果」181页）
另一则强行征粮事件，是发生在当时最有威望的林献堂先生身上。
事情是这样的，1946年间，中部警备司令蔡少将偕同警备总司令部一位姓熊的少将到台中县，由县长刘存忠具名，邀请林献堂先生暨雾峰乡长、农业会长等人至官邸会晤。此次会晤，任职于台湾新报的叶荣钟之《小屋大车集》一书有很详细的叙述：
「（邀请林献堂等人的过程之叙述从略）…于是蔡少将站起来开口便说：『俺是陆军少将，官并不小，俺一向为国家，是不怕死的。今天特地来到贵地向林先生要米，中部是台湾的米仓，雾峰又是米仓中的米仓，所以说雾峰没有米是无人肯信的，有米无米，尽在林先生是否肯帮忙政府而定。』说时态度傲慢而语气尖刻。林献堂先生听了很不高兴，他老人家说：
『政府搬去的米粮皆是老百姓的伙食米，他们现在都是籴黑市米维持生活，但因粮价飞涨，困苦异常，正在吁请发还所运去之米以纾困境。政府若没有米可还老百姓，亦应结价给予价款；假使现在不能立即给发，亦应指定日期偿还。政府一味向老百姓要米，而拿去之米分文不给钱，如此作法，不但老百姓无法维持生活，政府也无法维持威信。』
于是熊少将怒气满面，坐在椅上说：
『本人现在发烧38度以上，但是为著公务，死且不怕，遑顾区区病痛。今日之事，全看林先生答应不答应，若不答应，就请你老先生同我们到台北去。』说时迟那时快，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同时用手向桌面一拍，他面前一只空茶杯跳起两三寸。这一拍有分效，如斯响应，四个宪兵拿着上刺刀的步枪，排闼而入，神气十足，来势汹汹，在座诸人除两位少将外，莫不为之失色。」
连曾经领导台湾菁英向日本抗争，与日警发生多次冲突，集众望于一身的林献堂先生都难逃驻军强行征粮的威吓，那台湾的小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在蔗糖方面，据当时在南京任职的杨逸舟之《二二八民变》一书载：
「终战那年，日本人所剩的砂糖有32万4千吨，….面对这32万吨的砂糖，陈仪的大小官员展开无情的争夺战，首先由中央不付分文就运出15万吨，接着由省政府贸易局与上海、福州、厦门的奸商勾结，大量运出。」
对中央未付分文就运出的15万吨砂糖，当时的省参议会几位比较敢言的参议员曾数次提出质询。据他们揭露，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让「资源委员会」将台糖公司所接收过来的15万吨白糖，无偿转卖给贸易局，运到上海出售，售款则存在「贸易局上海办事处」名下，实则为四大家族（孔、宋、蒋、陈）与陈仪等分赃殆尽，致使岛内糖价暴涨，比上海的市价还高。
除运用公权力公开掠夺外，接收官员或明或暗、上下其手的侵占、贪污更是不计其数。「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不久，上海记者唐贤龙于南京出版的《台湾事变内幕记》一书就明白指出：
「自从国内的很多人员接管以后，便抢的抢、偷的偷、卖的卖、转移的转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国内『劫收』时那一套毛病，统统都搬到了台湾。…台湾在日本统治时代，本来确已进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光顾台湾以后，台湾便仿佛一池澄清的秋水，让无数个巨大的石子，给扰乱得混沌不清。」
当时的贪污案件，真是层出不穷，大大小小的贪污新闻，在1946年之内屡见不鲜。以1946年1月底到2月上旬为例，短短十余天之间，与贪污有关的新闻报导就有六则之多，平均约两天一则，让台湾人目不暇给。已揭露者如此，未揭露者不知凡几，像得款二亿元以上的嘉义化工厂之贪污案；得款一亿元以上的贸易局勾结商人之贪污案，报纸都宣腾一时。
但是，最为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台北县长陆桂祥伙同姻亲裘区长的贪污案。陆系陈仪任职福建省的老干部，于担任台北县长不久，民间就频传他盗领了全县预算一半的金额，为此，县参议会及人民提出检举，闽台监察使杨亮功遂于1946年1月6日抵台，监察院也在台北成立了特派行署展开调查，但在搜查前夕，陆竟唆使裘区长放火烧了县厅及税捐处，将所有证明文件、原始清册、帐簿单据等全部烧毁，翌日更于台北市内召开记者会，悠然发表如下的声明：
「如同民间所传，本县辖下确有贪污之人，那就是裘区长，他于昨晚畏罪中纵火，并携公款潜逃于福建或浙江方面，本官正派人追查之中。….」
表面说要追查，其实是虚应故事一下，由于系陈仪的嫡系红人，故监察委员也拿他没办法，此后便不了了之。
统制经济的剥削
陈仪政府接管台湾后，采取的是全面性的统制经济。首先是将日人留下来的237家公私企业，六百余个单位，全归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各处局所设的27家公司经营，致无论是交通运输业，农渔牧产品，以及钢铁、电力、水泥、机械、造船、石油、木材、造纸、印刷、纺织、砖瓦、油脂、电器、化学药品、制盐等产品，无一不在统制之列。
其次是将烟、酒、樟脑、火柴、度量衡等物品全部纳入专卖局专卖。照长官公署的规定，专卖物品仅限于这五种，但事实上是包括石炭（煤）、盐、糖、烧碱等物质，都设有专责机构负责专卖统销。例如，盐的专卖由台湾盐务管理局所属的台南盐业公司负责，石炭的专卖由省工矿处所属的台湾省石炭调查委员会负责等。
对这种专卖统制措施，监委何汉文有这样的报告：
「中央接收台湾后，不但未能以最大之努力与钜量之资本，恢复在战前破坏之企业，解决台湾同胞失业之恐慌，反而以专卖独占之方法，将台湾之特产如煤、糖、烧碱、食盐等之销售，由政府控制，此种中央不为台湾建设花钱，反自台湾牟利，自难获台湾同胞之谅解。」
此外，与专卖局互为表里的另一个统制机构是台湾省贸易局，它除接收了日本三菱商事、三井物产等「株式会社」的庞大资产外，还垄断了全岛工农产品的购销，将最赚钱的砂糖、米、樟脑、盐、煤炭、木材、水果、渔产、大甲蓆等运出岛外，又将肥料、面粉、棉布、汽油、汽车等由岛外输入，高价转售给商人，以获取暴利。甚至禁止出口的木材、纸张等物资，贸易局仍可运销国内外，公开的大赚其钱。这些利益大部份归入陈仪大小官员的私囊，只有少部份编入政府预算。
在统制经济之下，诚如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所说的：
「将台湾人冻结于更多的盈利经济范畴之外。」
监委杨亮功与何汉文在调查报告中也指出：
「以工商企业之统制，使台湾拥有巨资之工商企业家不能获取发展之余地；因贸易局之统制，使台湾一般商人均受极端之约束；因专卖局之统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无法生存。」
来台考察的美国华盛顿大学麦克(F.H.Michael)和泰勒(G.E.Taylor)两教授也说：
「那些几乎为全岛命脉所系的日本企业，被纳入政府的专卖组织，并由来台的中国人充任其中，台湾的财务受到有系统的掠夺，生产力大降，稻米顿然短缺。对台湾人来说，他们立刻感觉到，少数的中国官员将独占岛上的经济。」
物价飞腾民生凋敝
1949年，蒋介石于失去中国大陆，实际统治区仅剩台湾及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后，由于「退此一步，即无死所」，才痛定思痛的于6月15日实施第二次金融改革，发行新台币，并规定一元换旧台币四万元，此为当年「一块银换四万」（台语）的由来。
1945年发行的旧台币，到1949年，竟沦落到四万元才能兑换新台币一元，以发行之初所订都是五元兑换美金一元之价值计，岂不表示：短短四年多之间，物价上涨了四万倍。或者是：假定物价仅上涨二万倍，而政府却规定旧台币四万元才能兑换新台币一元，使人民持有的货币资产再被剥削一倍。
不管是四万倍或两万倍，物价上涨以万倍计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速率。
短短四年多之间，物价之所以上涨数万倍，除「横暴的军事与经济掠夺」、「统制经济之剥削」二节所述各点外，美国驻台副领事柯．乔治（George Kerr）《被出卖的台湾》一书，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描述：
「1946这一年是个经济灾难的年头。物价不断上升，生产下降。…在台湾唯一快乐的人是那些处长、官员和他们的朋友，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忙着将台湾的产业资金转换成金块金条，以便安全的收藏起来。」
「财政部长一个人就控制了三部钞票印钞机，在1946年一整年忙着大印钞票。台湾银行的一个职员告诉我说，到底印行多少总额的钞票根本没有人留下记录，而且法外印行的钞票也不知道有多少，新印的钞票应循什么法律途径应市也没有明文规定。在一次破获的印制伪钞案中发觉，原来财政处里的自己人在包庇大宗伪钞的印行！」
「政府官员还分赃大量的红利、『海外津贴』，以及低价的粮米，这在膨胀的通货上又再加上了压力。工厂和生产企业一家家的倒闭，货物愈来愈少。台湾事实上已成为巨大的强盗市场。」
「台湾人埋怨说，他们每装好一船的货物运出岛外，就运回一船贪婪的中国大陆人。没有几个来自大陆的人是打算在台湾长久居住的，个个都想在最短时间内赚到最大的利益。」
「这是个澈底的『奸商政府』，那些处长们及属下官员并没兴趣恢复及增进台湾的生产，它们只对买空卖空兴趣，财政政策公然被操纵用来增进新来的大陆人的利益，并用于除去台湾人私人企业的竞争。」
当时在南京任职的杨逸舟之《二二八民变》一书也说：
「用纸来换台湾的物资，将骗来的产业运去大陆贩卖。」
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之下，物价不飞涨也难。
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前一周，《人民导报》的头版头条曾经有过这样的报导：
「这个月来，米价由十几元涨至三十几元，不但飞涨得惊人，而且自前日起无处购到…」。
来自民间的统计资料，也显示自陈仪政府接收台湾以后，至二二八事件爆发前，一年半之间，米的价格上涨了数百倍
物价飞腾，民生凋敝，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据当时的新生报及省参议员的估计，1946年底，全台六百多万人中，失业人数至少有40~50万人，占总人口的6.5~8.1%，或就业人口的13.5~17.0%。但因在当时，除弃耕者外，有田种就不算失业的农业人口占60%以上，故失业人数约占非农就业人口的35%以上。1946年10月28日，《民报》社论提出警告说：
「失业者逐日增加的现象，是表示社会危机的来临，同时也是政治经济的危机。…失业者的思想一天天的恶化起来，对每晚在花天酒地的公务员和发光复财的地主、豪商阶级，都抱了大不满。」
由于失业者的生活困窘，以致大陆籍宪兵团长高维民当初亲眼目睹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桃花源境，不到一年功夫就转变为街头已有行乞，以及偷盗、劫案叠出的社会，故《人民导报》的大陆籍记者忍不住为文批评：
「半年前，笔者尚未来台，就听到朋友们说：『台湾平畴绿野，工商发达，人民无冻馁之虞，街上看不见一个乞丐，真是金银岛一般。』可是今日的台湾已是如何的台湾呢？不但街上看见了乞丐，而且劫案叠出…。」
失业者的生活固然困窘，但有职业的人，却也好不到那里，因所领薪水，除物价飞腾致购买力大幅缩水外，有时还可能领不到。1946年8月15日，《人民导报》：「请按月发放教师薪津」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社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闻本省若干县市，对于教职员薪津颇有未能发放者，致影响教职员生活及精神甚钜。而台北县教师二千余名，积欠薪津达三个月，未发分文，则尤堪诧异。」
「苛政猛于虎」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术语，但陈仪的统治何止是苛政？他不但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台湾，而且还「像蝗虫一般吃尽本岛的财富，破坏了成长的潜力。用现代话说，就是未开发国家占领已开发国家，而把这个国家拉回到未开发、非现代化的地步。（引自杨逸舟《二二八民变》第59页）」在这样的统治之下，人民生活之困窘可想而知，故人心之愤懑与不平已到极点。
历史发展与文化背景的差异
历史的分野
十七世纪以后，部分华人不畏艰险，突破海禁隔离，横渡台湾海峡，九死一生的移入台湾，便已充分显现其海洋文化的特性，与中国大陆的中原文化已大异其趣。1895年，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虽让台湾沦入「异族的统治」，但却也因此而摆脱近代中国动荡、战乱的命运，与中国走进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让我们先来扼要检视一下，自1895年台湾割让与日本之后，中国大陆动荡、战乱的坎坷历史：
1896~1911年：1900年以前，共发生戊戌政变、义和团动乱、八国联军攻陷首都北京、签定损失惨重的「辛丑条约」等事件。1901以后，除在满洲地区，即东三省爆发日俄战争，中国损失了东三省的重要权益外，历时十余年的武装革命运动更风起云涌，终至推翻满清皇朝。
1912~1928年：中华民国成立，但未几政权即落入袁世凯手中，四年之内爆发了二次革命与护国军等战役，袁政权结束后，更进入互相攻伐的军阀割据局面。1921年，蒙古独立。1926年，蒋介石北伐，收拾了一些军阀，名为「统一」，但除内、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皆未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外，在其势力范围内，与其结盟的部分军阀亦貌合神离。
此一时期，国民党内部还爆发陈炯明叛变、东征、肇和、中山舰等事件，以及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互相通缉与讨伐的「宁汉分裂」事件。
1929~1945年：爆发中原会战、九一八事变、五次勦共战争等事件，随后就是国共你追我赶的共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及「西安事变」。1937年以前，中、日之间还爆发许多次事变与局部战役，最后导致全面性的战争，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十余省大部落入日军手中，陜、甘、宁一带由共军盘踞，蒋介石有效统治区仅剩四川、云、贵及华中三省西部一带。
在此战乱频繁的国度，经济如何发展？文化如何提升？教育如何普及？社会如何进步？
反观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50年之内，除消除反抗之征战的前几年，及卷入太平洋战争旋涡的最后数年外，大抵都处在和平时期，这是否为台湾被不幸割让之后的「大幸」？
同一地区，被高所得的国家与低所得的国家统治，其结果将完全不同。因此，日本的统治本质虽然是殖民统治，但因以当时的世界水准言，已现代化，与美、德、英、法等国并列世界超强的日本，其统治自有其不同之处。故在动荡、战乱的中国之同一时期，台湾早已完成了许多兴革与建设，前者如剪发辫及吸食鸦片、缠足等恶习的禁止，实施东亚最早最佳的户口普查（大陆来台学者陈正祥于1959年所著的《台湾地志》之言），完成林野、土地的调查，度量衡、货币的统一，以及国民教育的推广、卫生习惯的改良、社会治安的整顿、法治观念的培养等；后者如邮政、电信、港湾、铁公路网、水利发电、嘉南大圳等灌溉渠道的兴建，以及稻米、蔗糖、甘藷、茶叶的增产等。
经济发展使1904年的财政已达到自给自足，无怪乎梁启超于1911年应林献堂之邀来台访问时，对日本治台之方法产生兴趣，忍不住提出十大问题以一窥究竟，其中的第一个问题便是：
「台湾隶我版图二百年，岁入不过六十余万，自刘壮肃（刘铭传）以后，乃渐加至三百余万，日人得之仅十余年，而频年岁入三千八百余万，本年度预算且四千三百余万矣。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内地各省若能效之，则尚何贫之足为忧者？」
1935年，台湾总督府所举办的「始政四十周年博览会」中，代表中国出席的陈仪于公开演讲中，对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下的进步亦表示道喜。
梁启超的问题与陈仪的道喜，已充分显示台湾的经济水准早已超前海峡彼岸多多。
两岸的差距
五十年的历史分野，使台海两边的经济水准产生巨大的差异。例如，1943年，台湾每人每年的铁路客运量为253公里，但中国大陆一直到1986年才达到240公里；1941年，台湾每千人平均拥有5部电话，中国大陆一直到1983年才达到这个标准。
又据1939年东京「三省堂」出版的《列国国势要览》载，迄1938年止，台湾的铁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为中国大陆的46倍，每万人为中国大陆的16倍。
两岸的经济水准之差距如此钜大，故1945年2月，蒋介石于重庆的「台湾省行政干部训练班」致词时，不得不承认：
「日本治台多年，成绩甚佳，吾人接管之后的治绩，若不能超过日人，甚或不及日人，皆为莫大之耻辱，….」
1946年9月，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编《外国记者眼中的台湾》，1946年发行）的记者于考察台湾后报导说：
「…最低层之农民，亦能有电灯照明，台湾的动力站，凡三十四处，原有电力为32万千瓦，…中国除了东北以外，还没有这样的水电网堪与之颉颃。」
在教育方面，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所撰之《台湾史》载：
「据民国33（1944）年调查统计，当时国民学校第二号表（闽客住民）908校，学生数86万6361人，第三号表（原住民）36校，学生数1万386人，而台胞之就学率为71.17%。」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编的《外国记者眼中的台湾》一书第57页更指称：
「本省识字者已达71%，这比中国内地自然高出许多，在日统治时代，台籍适龄童子，均受小学教育。」
再以国民所得及国民平均寿命作比较。
根据张国兴《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社会的变化》一书记载，1937年，日本国民所得为191美元，台湾则为115美元，当时的台湾国民所得仅次于日本，名列亚洲的第二位。
又根据陈绍馨《台湾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一书记载，在国民平均寿命方面，日本在1935~1936年，男性为46.92岁，女性则为49.63岁；台湾在1936~40年间，男性为41.1岁，女性则为45.7岁；而中国大陆到了1942年，男性为33.8岁，女性则为38.0岁。
由此可见，愈是文明进步的国家，人民的教育、经济水准、国民所得、平均寿命，愈见优势。
台湾的进步，战后来台的中国大陆人士亦多表肯定。例如，大陆记者江慕云于上海所编的《为台湾说话》一书就说：
「从祖国来的接收大员、视察大员、旅行观光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称道台湾好，台湾富庶，建设好，…有人说，假如这50年不是日本人在经营的50年，而是我们经营的50年，恐怕基隆还没有成为现代化的港市吧？…..」
上海「新中华」半月刊，也有文章说得极其明白：
「台湾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清洁美丽的绿岛，….许多人因内地空气的恶劣，生活的不安，都想举家远避，离开京沪而去台湾，打算在这唯一的干净土上，重建他们的生活，发展他们的事业。」
天津「大公报」，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前15天的一篇社论中也指出：
「直到现在，台湾比较还是一片干净土，…说来惭愧，这片干净土之所以为干净土，还是日本五十年统治的遗产。…台湾人民知识高，习惯好，人人有生活技能，又不求奢侈享受。」
歧视与冲突
台湾的进步，虽为旅台大陆人士所共见，而「光复」之初，台湾人虽曾热情的欢迎大陆人，但一经相处之后，彼此的不适应就产生了。二二八事件后，南京《中央日报》的一篇短评，或许可看出不适应之症结所在：
「台湾人与内地人，因为心理距离过大，生活习惯相差过远，甚至语言文字都不相通，其隔阂自可想见，加上政治措施未当，自然容易发生了问题。」
1945年以后的50年，在中国大陆来台人士的支配下，与中国大陆已经隔绝（1949年以后）的台湾，都被教育成：自以为生活在「秋海棠中国」之内，认同中国，以中国普通话为「国语」；故1945年以前，与日本并未隔绝，同样是50年的日治时期，被教育成：会说日语，以日语为「国语」，具有相当程度的「日本化」为势所必然。故在当时，初抵台湾的大陆人，都会立刻感觉到处处充满东洋气息：走在街上，看到的尽是「町」、「丁目」、「番地」等日式地址；几近九十度的鞠躬礼，小贩的叫卖声，商店老板「欢迎光临、下次再来」的礼貌送客声，嘴巴冒出来的尽是日语；报纸是华、日文并用，书写的报导或公文常出现一些日式用语。诚如演员常枫回忆其初抵台湾的印象：
「一到岸上，看到的都是日本风味，…木屐声、鱼丸的叫卖声、按摩女的吹笛声，感觉又到另一个地方。」
这么浓厚的东洋气息，看在刚刚打完八年抗战，受尽「日本鬼子」欺凌的大陆人士眼里，是多么的刺眼与不自在，故很快就变成反感，认为台湾人系受了日本的「奴化」教育。1946年4月29日，台湾省教育处长于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演讲中，就公开指责台湾人「完全奴化」；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事后所编的《台湾省二二八暴动事件报告》中，也将事因归咎于：
「日本统治时代因施行奴化教育，对于我国极尽蔑视破坏之宣传。」
除了「奴化」的观感外，满嘴「台湾同胞」的大陆接收人员，骨子里却是以征服者、战胜者的姿态君临台湾，故接管五个月以后，北平《民主周刊》就提出「接收人员那种耀武扬威的战胜者姿态，和一个侵略者在别人的土地上有什么两样呢？…」的警讯。
香港《青年知识》杂志对新征服者也作了以下的抨击：
「我们的接收官员们都是一群带有强烈掠夺性的亲戚同乡等关系的封建集团，他们以新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用元朝对待南人一样的态度，对待台湾同胞。…」
但「奴化」的观感所引致的祸害还在其次，有人说，「二二八大屠杀」之所以发生，除以上所举之歧异与冲突外，当时受尽「日本鬼子」欺凌的大陆人，把怨气全数转嫁到充满日本味的台湾人身上，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大陆人视已具东洋味的台湾人为「奴化」，那么，台湾人眼中的大陆人呢？
台湾人对于被「光复」，本来是充满喜悦的，并准备以杀猪宰羊的方式来欢迎大陆军队，但看到上岸的是一群衣衫褴褛、吵杂无序、买东西不给钱、坐车不买票、随地吐痰小便、到处抢夺强奸的大陆兵，马上就由满怀喜悦变成轻蔑。来台采访的美国记者杰克．柏丁在《中国震憾白皮书》中指出：
「但他们的喜悦于一夜之间就消散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被解放而是被征服了－－被文明比自己还低的人所征服了。…..蒋介石的士兵们向商店拿了东西不付钱，夜间在路上抢夺市民钱财，而且杀人灭口。…..」
上海记者王思翔来台观察一年多以后，也下了这样的结论：
「『阿山』这个名称本来是没有恶意的，但此时已变成了贪污、独裁、枉法、欺诈、荒淫、无耻－－一切恶德恶行的同意语了。『阿山』是台湾经济与政治的破坏者，他们更破坏了台湾人民所重视的法律与公共秩序，….用抢夺与诈欺得来的财富，过著荒淫无耻的生活。」
在绝望的深渊抱着怨恨的台湾人，也只能用讽刺的方式来宣泄他们的失望与不满，社会上除流行着：
台湾光复欢天喜地，
贪官污吏花天酒地，
警察横蛮无天无地，
人民痛苦乌天暗地！
以及
轰炸惊天动地，
光复欢天喜地，
接收花天酒地，
政治黑天暗地，
人民呼天唤地。
这样的打油诗外，对坐拥日人留下来的房子、车子、财物，连日连夜到酒家叫艺妓唱歌陪酒的接收官员，暗讽其拥有「五子登科」（五子指房子、车子、金子、女子、位子）；教室的黑板或车站的看板上，出现「三民取利」、「三眠取利」等标语，表示从民族也取利、民权也取利、民生也取利；以及早也睡、晚也睡、中午也睡，只有取利的时候才不睡；民间更流传「狗去猪来」这一暗语，墙壁上涂画著狗和猪，「狗」代表的是日本人，「猪」代表的是大陆人，因为，此时台湾人才发现，「狗」虽然凶恶，至少还能帮忙看家，但「猪」却是「不洁不净，光食而不做事，只会吃和睡」的动物。
在尖锐的对比之下，台湾人就开始怀念起日本时代，开口闭口「日本时代如何如何」。大陆人看到台湾人怀念日本时代，张口不离诉说日本的好处，便又更加痛斥台湾人「奴化」；台湾人被指为「奴化」后，又益加不悦，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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