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与逮捕 大陆采访惊险故事多
1990年代,赖锦宏(右)在福建省福州市与时任福建省领导人的习近平会面。现在的习近平已成为中共国家主席。
1987年9月,台湾记者徐璐、李永得以探亲名义绕道日本赴大陆采访,拉开两岸新闻交流序章;1990年代,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由短期转为常驻,开启谍对谍的惊险有趣新故事。
在90年代,虽然台湾记者已可经由申请赴大陆采访,但两岸间的敌对状态仍旧持续,跟监、监听如影随形;早期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必须住在大陆政府当局指定的饭店,背后不言明的目的是便于监控,而电话侧录是标准规格,电话中神祕的“答答”声,更是驻点记者的共同记忆。
当时在北京驻点,电脑、电话都要随身携带,因为曾有记者出门回房后,竟发现电脑“螺丝松了”,拆开发现动手脚的痕迹。
至于隐藏在饭店墙内的摄影或监听器,也是公开的秘密,曾有记者行前在台湾购买侦测设备,带到饭店一扫,果然有问题,但苦于没有方法取出,只能“望墙兴叹”。
处在被监视的环境下,接触敏感人士就变得更加困难。1994年3月,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与她的丈夫蒋培坤等人,连署发表“为改善我国人权状态呼吁”公开信,引来当局的打压与监控。
联合报记者赖锦宏当时前往丁子霖家采访,到了现场,丁子霖家外已经分布了不少国家安全保卫大队人员,在采访时,落地窗外就是四处踱步张望的国保人员。
鉴于形势有点紧张,采访完后、蒋培坤坚持要送赖锦宏到巷子口,走到一半,前方出现一台黑色轿车挡住去路,两人察觉不对要往回走,后头又一辆轿车停下包夹。
几个国保人员下车,一阵推挤后,奋力阻止的蒋培坤被推倒在地,赖锦宏遭人按住双臂塞进车里,被套上黑头套载走。
这辆车把他载到人民大学一间满是灰尘、堆满杂物的仓库,之后就是长达6个半小时的反覆讯问,赖锦宏说:“这让我之后看谍报片,都很有感触。”
当天同样因采访丁子霖遭带走的日本与美国记者,则在大陆安全人员面前拿出护照,并未遭到太多刁难,经历6个多小时讯问的赖锦宏,在获释之后回到台北,但从此被列进“黑名单”。
因多次申请驻点大陆遭拒,待“解禁”后重回大陆驻点;赖锦宏透露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总觉得身后跟着车或人,有如他的影子。
有一次,他约了受访者在咖啡厅见面,冬季的北京下着大雪,马路上几乎没什么行人,只有他的跟监者在外头冒着风雪不停跺脚呵气,“我探头出去问他,要不要进来暖活暖活,他瞪了我一眼就走了。”
多年后,类似的经验成为茶余饭后的故事,有时引人一笑。却也映照出当年赴大陆采访记者的艰辛,至今天,监听的疑虑仍如影随形,驻点记者常有被国保请去“喝咖啡”的例子,但碍于媒体传播愈来愈发达,大陆当局强行逮捕境外记者的情况,已是愈来愈少。
来源: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