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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学《贞观政要》笔谈(二十七):太宗择官不避仇 奉孔子之道

2019年03月15日 15:25 PDF版 分享转发

文:刘如
来源:正见网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唯才是举,奉公选才,原本出自教导的择官之道。谁能做到,必出盛世。正因努力奉行,亲身实践,才有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它要求帝王用人放下个人恩怨情仇,一心为公,毫无偏私。择官时不以个人喜好、关系亲疏为准则,而是以是否对国家百姓有利,是否有贤才胜任官职为标准。太宗依据圣人教导进行实践的过程,被详尽记载于《》<论公平>这一章,成为后世治国用人的典范。

太宗面对亲信的抱怨

<论公平>的第一段,先讲到太宗择官不避仇,引发了旧时属下的不满,但是太宗依旧奉行天下为公,唯才是举的正道。不被亲疏关系所左右。

原文:太宗初即位,中书令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大意:唐太宗刚即位不久,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原秦王府(太宗原为秦王)侍奉陛下左右的一些老部下,因未被封官,他们都埋怨陛下,说前太子宫和齐王府的部下都比他们早先安排了官职。”太宗说:“古时候所谓的大公,是仁德宽厚、公正无私。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而尧、舜却因他们无德无才而废黜了他们,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兄弟,而周公却把他们杀掉。由此可知,作为治理百姓的君主,要以天下为公,不存偏私之心。从前诸葛孔明,只是蜀国的丞相,他还说‘我的心就像秤那样公平,不能因人而轻重有别’。何况我如今治理一个泱泱大国呢?我们的衣食都出自百姓,这就是说,百姓的人力已奉献给了朝廷,而我们的恩泽却没有遍及民间,如今朝廷之所以要选择贤才,就是要安抚百姓。用人只问是否有能力胜任,怎能因亲疏、新旧关系而区别对待呢?凡是见过一面的人尚且感到亲近,何况是旧的下属,怎会一下子就忘掉呢?但如果才能不堪胜任,又怎能因是旧的下属而先任用?如今你们不谈论他们能不能胜任,而只说他们有怨言,这难道是至公之道吗?”

解读:皇权无私  外举不避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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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提到的前太子与齐王,就是太宗的长兄太子和四弟李元吉。太宗还是秦王时,这两位兄弟因嫉恨秦王平定天下的功劳而屡屡在高祖面前陷害秦王,要置秦王于死地。因此用今天的话说,太宗与前太子宫和齐王府的属下,就是仇敌的关系。但是太宗并未因此而排斥他们,反倒被太宗原先的部分属下抱怨,太宗给仇人的下属安排官职反倒比他们这些亲信更加早。意思是待仇人比自己人还好。

实际上,太宗不过抱着公道之心对待所有人,无论亲疏与否,恩怨如何,是否曾经有仇,只要有才安抚百姓,对百姓有利,他就任用。原因在于,自己身为帝王,不仅仅是身边亲信的主人,更是天下之主,仇人也好,亲信也罢,都成为了自己的子民,要一视同仁。个人的恩怨情仇,不应该成为帝王的用人标准,所以,他只能按照如今天下之主的身份来做事:宽恕公平。

其实,按照这段话,可以看到,这些抱怨的人,只是一部分原先太宗的下属,并非全部。所有的下属,太宗都按是否有能力安抚百姓来安排他们。如果仇敌的部下更有能力,更加适合,那就安排他们上任,标准就是唯才是举。并非待仇人更好;也并非有什么先后顺序;也不等于到了以后,就一定会安排官职给这些所谓的落在后边的下属,如果没有能力,也许一辈子都不安排。

太宗非常明智,明白任用官员,目的是恩泽百姓,安抚百姓,因此所有官职,都不是帝王个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便赠送给人的东西,而是公职。必须用之以公道。这就是古人讲的皇权无私的含义。太宗深明其道,举出公认的圣王尧、舜,和著名的大臣周公与诸葛孔明的例子来说明,他只是尽帝王职责,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有理有据地抵制这些谬论,驳回了部分旧臣的抱怨。

说白了,太宗是站在维护百姓的角度在做事,而那些抱怨的属下,只是站在自己个人利益的角度在看问题。因此心生怨恨。这里太宗的做法,正是“外举不避仇”的实践。择官用人并不回避个人关系的仇人。那么“内举不避亲”又是何意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理清唯才是举的真正含义。

唯才是举  举的是贤者之才

这个才,指的是贤才,也就是说必须德才兼备。光有才智而无德的人,被古人定义为小人,小人的才智会祸国殃民,因此,古人讲唯才是举时,必然是德才兼备的贤才。太宗虽然在此没有专门针对这一点展开具体论述,原因在于这个概念无需多说,古时候的人,对人的德行本就要求很高,这是个基本概念,无论你是否为官,都要按仁义之道来要求自己,只不过,如果没有读过书,没有具体的为官的才能和见识,比方你不识字,不会写公文,如何处理公务呢?就象一个大夫,光有救人的仁心,有爱护子女一样的父母心,但如果没有医术,同样有心无力,无法看病救人,成为一个大夫。因此,为官者,除了基本的理所当然的为人之道,还需要为官的才智。这才讲唯才是举。并非有了才就不看德行了。

其实太宗接下来的一段话,就可以证明,太宗说的才,就是德才兼备的贤才:

原文: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大意:贞观元年,有人上书请求把秦府旧兵都授予武职,补充进宫中做侍卫。太宗说:“我以天下为家,在任何事物上都不能偏私。唯有才能与德行能作为任用的标准,怎能因为新旧关系而有所分别呢?况且古人说:‘用兵就像用火一样,不抑制反会把自身烧死。’你的提议,对治理国家没有好处。”

这里的“惟有才行是任”指的就是德才兼备方是唯一择官用人的标准。进一步把唯才是举的含义讲清楚了。 那么下期,我们再来谈谈,太宗是如何认识“内举不避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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