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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为何高调追悼胡耀邦妻李昭却不报道?

2017年03月18日 5:01  PDF版 分享到微信

点燃“89学运”导火索的前胡耀邦,一直以来成为中共的禁忌。17日,胡耀邦的妻子李昭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高调出殡,多名现任及退休中共官员到场吊唁。中共历史学者章立凡分析,中共高层虽然吊唁李昭,但是平反胡耀邦目前时机未到。阿波罗网评论员表示,习近平未来给胡耀邦平反是很有可能的,相对于赵紫阳来说,对胡耀邦的平反阻力比较小。

悼念者排队向胡耀邦遗孀李昭致哀(2017年3月17日)

据港媒报导,上午9时开始的悼念仪式被称为戒备最严的一场吊唁仪式。一大早就有大批中共公安和特警在殡仪馆内外戒备,待到仪式开始时,需要提前安排好的十人一组进灵堂致哀,出席的人士需要凭讣告才能入场,多名李昭生前的同事及亲属都在会场外面排起大长队。

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历史学者章立凡等人都有到场;还有自称是“老”后代的人,带写有“怀念李昭缅怀胡耀邦”的纸牌出席悼念仪式。

除大批民众和中共体制内官员外,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及其他中共,都送来花圈吊唁。

李昭设灵期间,也有众多现任及退休的中共官员及家属到场吊唁。包括中共最高法院长周强、已故中共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曾担任胡耀邦秘书的高勇、前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等。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母亲齐心也送去花圈。

李昭于3月11日下午4时18分,因病抢救无效在协和医院去世,终年95岁。

李昭1921年生于安徽省,她与胡耀邦结婚后,育有3子,包括胡德平、刘湖和胡德华,以及1名女儿李恒。

胡耀邦曾任中共总书记,在1987年的所谓“反自由化”的运动中被赶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要求民主的学潮,并且间接导致了“‘六四天安门事件”。

胡耀邦与“六四”话题联系在一起,一直以来成为中共的禁忌,每年的胡耀邦忌日中共官媒冷处理,各大陆媒不报导不评论。但从胡温时期开始,中央层面开始有高调的纪念活动。

前中共总理温家宝曾前往医院看望李昭,当时胡德华(右二)在场(网络图片)

其中,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多名政治局常委都有出席。2015年11月20日,习近平在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讲话。

经多方查证核实,习近平等七常委确实到场。但是官方似乎对此讳莫如深,当天19时主要播出党政要闻的央视新闻联播没有报道,有反常态。但是,新闻联播报道了习近平当天出席的外宾接待活动。

章立凡:平反胡耀邦时机不到

美国之音报道,估计有三千人参加李昭遗体告别仪式。习近平等中共现任和卸任常委到场送别,但是官媒迟迟未作报道。观察人士说,这是邓小平追悼会之后,北京出现的最大送葬人群,再现体制内外人士同时祭拜同一位逝者的场景,令人联想到1989年4月被中共党内保守派逼退的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的自发民众悼念活动。

中共历史学者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大家为什么很多人想去呢,估计多数人未必是跟李昭老太太有多熟识,主要还是间接地表达对胡耀邦的怀念。大家心中的心结,是各抱情怀:有的人想起了胡耀邦、有的人想起了八十年代、有的人想起了“六四”事件。大家利用这种机会去宣泄、去表达吧。

章立凡表示,听说当局只印发了1500张票(即讣告),但是他看到现场至少有两千人以上,据传团中央等单位的人员有组织前往悼念。他说,告别仪式原定9时半开始,但是直到10时以后才开始放悼念人群入场。

章立凡分析,中共高层吊唁李昭,并不意味着中共中央现在会重新评价胡耀邦,因为现在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虽然可能从高层到民间,大家都认为当年对胡耀邦的逼退是一个错误,但是可能现在根本也不顾上来修正这样的错误。

美国媒体人、特约评论员“在水一方”表示,习近平未来给胡耀邦平反,这个是很有可能的。相对于来说,对胡耀邦的平反阻力比较小。因为赵紫阳在后期对共产党认识已经很深刻了,力主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多党民主。而胡耀邦的思想虽然在中共党内相对开明,但还是停留在“党掌控一切”的层面。因此,平反胡耀邦对中共极权的冲击比较小,还有助力,所以才会有当局给团中央发票去参加追悼会。

李锐:胡耀邦去世前谈与邓小平十大分歧

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在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召开、由薄一波主持的“党的会”上,胡耀邦遭受二三十名中共高层批评。在1月16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辞职”(未经正式程序解除其总书记一职)。下台后,胡耀邦心情沉重。曾叹息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

1989年4月5日,胡耀邦在去世前十天,曾邀请李锐(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到家中做过一次长谈。胡谈到自己和邓小平等人在政治上的十大分歧。

李锐撰文回忆了胡耀邦的思想观点和为人处世的特点。其中包括,胡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他认为中共不能再受“左”的危害,于“左”祸的肆虐,可谓刻骨铭心。他自由、民主、人道原则,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还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心中有数,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要思考。粉碎“四人帮”后,他有三个建议:停止批邓,平反冤假错案,抓生产。平反冤假错案,汪东兴不交一、二、三专家辨档案,一些专案的甄别,如“六十一人案”,他就另起炉灶搞调查。在中纪委时,他力主中共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抓年轻人的选拔,他比谁都积极,紧抓不放。他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想,很反感“谁是谁的人”这种说法。他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重视有知识的人,“思想敏锐,口若悬河”。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并尽力保护他们中受过整的人。“文革”后,坚决反对过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张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不是停在口头上,而是认真贯彻于一切方面,要见诸行动。

李锐称,他也不是没有缺点、弱点。虽然遇事总经过深思熟虚,但有时过于热心,讲话多了,难免有失。他同权力无缘,从不设防,遭人暗算而不觉。“文革”后,“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干部政策,对有些人的使用也是引起过意见的。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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