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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特权 中共高干奢华生活细节曝光 与百姓隔绝

2017年08月16日 9:26 PDF版 分享转发

大佬们每年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区疗养、休假。但是对于他们的疗养之地具体范围在哪里,中共官方媒体一直讳莫如深。不过这些大佬们在北戴河享受的特权,倒是被曝出过。尤其是北戴河疗养院使得国家财政亏空数亿元。

北戴河时间到了

9日,中共党媒新华网报道,刘云山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按照惯例,一旦常委级别的中共高层现身北戴河,意味着中共正式公开进入“北戴河时间”。

中共建政后,每年的8月初,高层的大佬们,都要在河北北戴河举行党内高层秘密会议。这是始于毛泽东时代的会议机制。

自从上台以来,北戴河的政治色谱在悄然削弱。在其掌权后,北戴河会议的性质也有所改变。从之前开会为主,度假为辅,并推崇老人政治,到目前休闲为主,开会为辅,间或聊聊国事,并去除“老人干政”的烙印。

那么大佬们到底在哪里疗养呢?具体地点是:从北戴河西海滩路往北,一直到联峰山南边,这整个范围都是大佬们的地盘,属于中直机关疗养院的管理范围。如上图所示。

为了服务好每年来避暑的中央大佬,秦皇岛市很早就设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简称“暑办”。据大陆党媒报导,“每年暑期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调动警力‘支暑’,大批交警、警察、刑警要充实到北戴河区。二是保证食品和水的安全供应。”

领导人的安全由中央警卫局负责。为了伺候大佬们游泳,还设有专门培训的、泳技都很好的警卫排贴身跟护。

高干子女忆大饥荒时北戴河奢华生活

2014年9月,《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国民革命军上将、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听她回忆生活在50年代的普通人完全无法体会的北戴河暑期生活。

上世纪60代初,程潜的六个女儿在海边合影。左起:程欣(四女)、程瑜(二女)、程玉(小女)、程熙(长女)、程文(三女)、程丹(五女)

程丹回忆说,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暑假,我们全家人就跑到北戴河得住一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有四十多天。因此,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被褥、床单、蚊帐、衣服、小板凳什么都自己带。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跟随的还有秘书、司机、、警卫员一起,杨秘书、汪秘书、谢秘书、厨师刘哥、陈哥哥,还有北京的两个警卫都跟着,可谓全家搬迁。所有这些都由阿婆统筹,刘哥就跟阿婆算账,跟在北京一样。

20世纪50年代,公路交通还不发达。那时候到北戴河得坐火车,八九个钟头。但是,司机得把汽车开到北戴河。

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在海滩上,你可以远远地望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海滩上来,因此海滩上总是那么几家人。

国务院的海滩边,有好多小别墅,就是国务院宿舍,按照级别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住进国务院安排的海边别墅,周围的邻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因为,级别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比如,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就是我们的邻居之一。

听姐姐们说,最开始我们家被安排在东海滩。在东海滩时,下面是何香凝家、贺龙家,上面是沈钧儒家。附近好像还有几个元帅、大将家,只是走动少些,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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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别墅,每一栋有每一栋的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不一样。比如,我们家就是单层建筑,格局大概是中间有一个厅,可以吃饭;两边卧室,一边三间;总共七八间房子,别墅后面还有很多小房间,是警卫住的地方。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我们常去的张治中家就是二层小楼,面积似乎更大。在海滩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头上。由于安保很到位,晚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

程丹还说,在困难时期也条件很好。关于吃,各家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治中家也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同时,设立食堂。不带自家厨师的,就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时,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很便宜。

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里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

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这是一家俄式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我还经常去吃!

差不多中午时,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饭。等吃完午饭便睡午觉,一觉睡到三四点,到海滩走走,或者玩扑克牌,等着吃晚饭。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

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到“怪楼”探险,大半夜起来,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

在这里有、理发室等等,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只是不如今天这样豪华,但是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每天傍晚,电影院打电话来,通知大家今晚上映什么电影,如果愿意看,就叫司机开车,或者叫车去电影院。

北戴河疗养院亏空数亿为哪般?

前媒体人宋石男于2011年12月在自己的微博上曾撰文《北戴河疗养院亏空数亿为哪般?》披露,中共大佬们的疗养院花去大量财政,出现数亿元的亏空。

文章称,对特权阶级而言,有三种东西不容他人染指:权力、自己的女人以及疗养院。

北戴河充分体现了这一定律。在这里,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超过100家,家家院落宽敞、花木扶疏,占据着北戴河最优质的海滨土地,剩余约10%的空间,才属于商场、民营宾馆、小餐馆和城中村。当地住了几十年的百姓,很多人一次都没走进过这些国家机关疗养院。

当时媒体报道,北戴河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常年入不敷出,每年至少需财政补助数亿元。为此民情为之沸腾。

文章称,一位网友跟帖说:“巨额财政资金投入和维护,大量的土地占用,巨大的资源浪费,仅少数公仆在有限时间去享用。”另一位网友同样悲哀:“从这新闻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1、好资源已被特权阶层瓜分、占据。2、即便是闲置、浪费,也不会让民众享用。3、纳税人几乎从来不知道他们的钱花在什么地方。”

宋石男说,建立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北戴河疗养院之痛,是特供计划模式走到尽头的又一证明。

自1953年起,每年夏季,一些中央领导会到北戴河办公,退休老干部、劳模则来这里进行休、疗养。疗养院管理是纯计划经济模式,无论员工的工薪、福利还是培训、休疗养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上级部门(国家财政)承担,每年补助大量资金。

文章还说,实际上,北戴河疗养院只是特供计划的冰山一角。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9日报导,中科院调查报告表明,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疗养院、渡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与此形成剧烈反差的是,中国农村人口中40%到60%,也就是总人口的1/3,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60%到80%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

一边是老有疗养,一边是老无所依。

宋石男认为,在北戴河驻扎几十年,各个机关疗养院的资产已经实现相当可观的增值,有疗养院资产超过4亿元。而从资产管理的角度,各机关、部委也不会轻易触动这块资产,谁都不想让自己手里的一块肉白白丢掉。但他仍要建议,卖掉这些巨额亏损的疗养院吧,如果卖不掉,就关掉它们。在这过程中,官员们只是失去一些特权,而人们将得到更好的世界。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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